珍珠港事变前夕，一架名为“上海号”的DC-3运输机在广东神秘失踪，曾让日军大本营惊惶失措，险些改变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中日双方关于此事件的资料颇为翔实，二战历史作家吉村昭甚至专门写了一部《大本営が震えた日》（大本营震惊之日）来描述这一事件。
1941年12月1日晚，珍珠港事变前的一个星期。
从东京的大本营陆军部、海军部，正在向珍珠港航行的联合舰队第一航空队（只收报不发报），到台北的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到广东前线的第23军“波”部队司令官酒井隆中将，整个日本指挥机关都被一个沉重的消息压抑着——应该在当天下午到达广州的“上海号”民航机，依然没有到达。从时间推断，该机的油料最多也只能维持到下午5点，此时，肯定已经迫降或者坠毁。日军大本营严令在南京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全力寻找。
“上海号”何方神圣，它的安危竟让日本全军如此震动呢？
“上海号”，是中华航空公司使用的一架DC-3民用运输机，固定飞行上海—广州航线，12月1日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载客14人，机组人员4人，总计18人前往广州。这个中华航空公司和今天在台北的中华航空公司不是一家，而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建立的民用航空公司。它使用的飞机中有四架当时较为先进的DC-3运输机，或为日本按照许可证生产，或为侵华战争中缴获，分别命名为“昆明号”、“重庆号”、“中山号”和“上海号”，用于日本占领区的定期班机飞行。
日军在中国前线每天无事战死三位数，这样一架不大不小的民用飞机，怎么会让整个日军指挥机关一片忙乱呢？
这架飞机上面，的确有一些非同小可的人物。当时日军在南洋的战事尚未打响，但嗅觉最灵敏的新闻界已经感到南方的空气中有一丝不正常的气息。日本第二大新闻社《每日新闻》上海支局局长田知花信量、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主任摄影师矶部奉命乘该机前往广东，第十五航空通信联队的宫原大吉中尉等一批日军技术人员也乘该机到广州待命。他们还不知道紧急调动自己前往广东，是为了南洋作战打响后增强南方军方面的通信技术力量。
然而，如果只有他们，这架飞机的重要性还不算高，真正要命的是这架飞机上还有日本陆军大本营（兼支那派遣军）联络参谋杉坂共之少佐一行，杉坂的身上携带着大本营“极秘”的“あ号作战”开战命令！
“あ号作战”，就是日军打响太平洋战争的一连串军事部署中，由广东方面第23军“波”部队执行的攻占香港的作战方案。更可怕的是杉坂所携带的文件，还提到了奇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因为“あ号作战”的开战命令中，要求“波”部队必须等待珍珠港奇袭成功后，才可以发起对香港的攻击。
这份作战命令的第一页如下：
大本营杉山元大将发
一、大陆令第五七二号（鹰）发令如下
二、开战时间X日，确认为十二月八日（代号“ヤマガタ”）
三、御棱威（日本天皇的代号）预祝诸君作战成功
……
从明确记载开战时间，就可以看出这份文件的重要性。由于日军对夏威夷和南洋方面作战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奇袭”上，因此对开战命令的保密极为严格，派出杉坂携带密件乘坐民航机飞往广东，而不使用电波传送，不使用日军军用飞机，就是为了增强保密性。事实上，即便是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也是到12月2日，也就是第二天下午3点，才得到开战的命令！这些措施对盟军产生了相当大的迷惑性，无论美英，对日军即将立即开战毫无觉察，直到珍珠港事变前一天，美国情报人员才破获了日军密电，得知日军确认谈判破裂，即将开战，并急报马歇尔将军。遗憾的是，破获的情报对日军开战时间、进攻方向一无所知，又经历了一连串阴差阳错的耽搁，而未能给夏威夷和南洋守军提供任何预警。假如杉坂手中的命令落入中国方面手中转交英美，那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局面都可能逆转——要知道这时离日军奇袭珍珠港还有整整一周时间！
难怪日军整个指挥机关一片混乱。（日军称为“惊天动地的大骚动”，大本营海军部、陆军部的幕僚们“呆然”、“Shock”）
日军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方面的情报人员，预先发现了杉坂的身份，在飞机上做手脚，令其中途坠毁，或者调动战斗机截击。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中国的情报部门在二战中效率极高。这之前，中国方面虽然没有获得日军的作战计划，但是戴笠所属的军统局已经根据掌握的各种情报，分析得出结论，通知美方——日军可能要偷袭珍珠港，时间就在12月上旬！
遗憾的是，美军压根就没有重视中国方面的警告。这也是因为中国方面曾经多次提供日军即将袭击美军的情报，而美军一律认为这是中国试图挑起美日冲突的阴谋。直到真的发生了珍珠港事变，美方才认识到中国方面的情报能力，并在二战中与中国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合作。
不要说美军不重视，连军统内部对这样的情报也半信半疑，军统大将文强是相信日军对美开战这一危险的，然而，当他和军统香港站站长王新衡讨论这一问题时，王新衡的反应是“蛇怎么可以吞象？！”
也难怪，这个作战计划太匪夷所思了，不是日本海军参谋奇才黑岛龟人的怪脑袋，根本想不出来。
可要是从日军缴获到作战计划，那各方对这一危险的态度毫无疑问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
根据飞行管制的纪录，日军发现，“上海号”最后的停留地是台湾松山机场。12月1日上午，该机到达松山机场加油。《每日新闻》台北部部长富田幸男到机场拜会田知花信量局长，曾经看到杉坂参谋在休息室闲坐。下午1点30分，“上海号”起飞前往广东，就此一去不复返。按照气象纪录，当时广东大亚湾一带正有一个暴风云团经过。
无疑，“上海号”和杉坂的命运，就隐藏在从台北到广州的旅程里。但是，日军驻广东的第七航空联队虽然全体出动沿着航线寻找，却一连两天一无所获。到12月3日，日军整个指挥机构都陷入了抓狂的状态。
正在此时，南京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奉命严密监视中国方面各电台信号的特高课译电班（特情），译出一份重要的电文：
“1日14时，职部平山墟守军狙击大型日机一架，该机坠毁于稻田，有四名日兵进行顽抗，为我击毙，并在机内发现坠毁时死亡三人，现正进一步调查核实战果中。”
得此重大情报，日军压抑的气氛顿时为之一变，再看发报的单位——“第七战区独立第九旅”。
独立第9旅？
听到这个番号，负责搜寻的日军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独立第9旅，对于熟悉抗战历史的朋友，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独9旅和独20旅是中国广东方面第七战区最精锐的部队，因为全体戴钢盔而在粤军中形象独特（粤军装备简陋，多用软帽和竹盔）。日军进攻香港时，中国军队因背后遭到阿南惟矶华中派遣军的袭击，被迫转入第三次长沙会战，主力未能按照计划支援香港英军。只有这支部队不顾兵力单薄，全力向南突进救援，连破日军数道阻击线，圣诞夜英军投降的时候独九旅已经打到了香港界河，一时传为奇迹。
当然，这是“上海号”事件之后发生的战斗了。这之前，日军也没少领教这支部队的厉害。独九旅前身出自陆军66军第160师，属粤军的66军，先后参加了淞沪和南京会战，是南京战役中少数能够全身而退的部队之一。而在随后的武汉会战中，160师真正打出了威风，一战南浔线、二战马回岭、三战万家岭，战绩辉煌。特别是万家岭一战，击毙日军106师团参谋长成富成一大佐，令日军“支那派遣军”各部记忆犹新。
此时，这支部队正驻守在大亚湾以北，旅长华振中将军兼任潮汕指挥部主任。平山墟即惠东县政府所在地平山镇，是独九旅防区的一部分。
所以，这次一听“上海号”居然落入了独九旅手中，日军就不禁大感头疼，要想消灭这个对手，夺回“上海号”，恐怕不那样容易，尤其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天……
这时，从广东出发执行搜索任务的第三直协侦察队（内藤义雄大尉指挥）顺藤摸瓜，终于发现了上海号的残骸，地点是广州以东150公里，平山墟东南10公里的狮朝洞高地北部山腰。根据飞行员观察，DC-3的两台发动机显然都已被破坏或拆卸，机首撞毁，机身有纵火焚毁的痕迹，在它的周围，可以看到中国军队士兵活动的踪迹。
“上海号”的失事得到了证实。奇怪的是从地点看，日机如果是逃避海上风暴被迫上陆飞行，应该撞山岭的南坡才对，怎么撞在狮朝洞高地的北侧了呢？
同时，“波”集团的情报部门也截获破译了另一封独九旅发给重庆的电报，称“已将敌机机体破坏，缴获品及收缴的文件将上送处理”。
气氛顿时转为沉重，“收缴的文件”？莫非杉坂少佐携带的密件已经被中国方面缴获？12月4日，极度不安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一面派另外一名联络参谋高山信武少佐携带文件副本赶去广东，一面上报参谋本部及南方总军司令部——“杉坂少佐携带的文件，落入敌手的可能性极大，根据敌情，我军夺回文件的机会不大，请立即按照文件已经泄漏的前提妥善处理开战准备。”
据说，法国战役就是因为德军一份作战计划落入盟军之手，德军才改变了进攻马奇诺防线的原计划，阴差阳错的穿过比利时打出一记漂亮的左勾拳。战争史上本来就充满了种种巧合。如果日军计划真的落入中国军队手中，只怕珍珠港会成为一个虚幻的架空战役吧？
然而，具体指挥搜救任务的“波”集团参谋长栗林忠道将军意识到事情可能还有转机。首先，根据中国军队的电报，上海号上死亡人数和该航班的人数不符，很可能还有幸存者。其次，中国军队的电文密级不高，而且处理问题节奏较慢，似乎并未重视这一事件。假如缴获了日军如此机密的作战计划，独九旅的指挥官怎能如此四平八稳？
栗林这时还没有出名，后来在硫磺岛守岛作战中指挥109师团困守孤岛，以2.3万守军毙伤美军2.8万，把美军最为精锐的第五两栖军打成残废，堪称一代名将。
冷静下来的日军指挥机关，马上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鉴于文件还有存在机身之内，没有被中国方面缴获的可能，命令广州方面的陆军航空队冒着恶劣天气出击，猛烈轰炸上海号残骸，务必将其“毁尸灭迹”；第二，命令驻扎淡水（惠阳市淡水镇）的第66步兵联队三个大队立即出发，前往上海号坠毁地域，寻找幸存人员。
淞沪战役的时候，权威的军事评价认为国民党军一个精锐师可以勉强抵挡日军一个联队的攻击，此时抗战已经到了第四年，中国军队战斗力消耗很大，出动一个联队对抗中国军队一个旅，显然是考虑到了独九旅强悍的战斗力。
轰炸的命令被不折不扣执行了。然而，地面部队的行动并不容易。受到风暴影响，本来就遭到中国军队破坏的道路更加泥泞不堪。挣扎到12月5日晨，日军第66联队木村福造第一大队才进至狮朝洞高地附近，随即遭到独九旅预设伏击部队的攻击。木村大队因为地形不利，人员疲惫，伤亡惨重，依仗火力优势才渐渐稳住阵脚，但战至中午依然无法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第66联队联队长荒木胜利大佐派出增援部队。下午1时，太田机关枪中队也加入战局，中国军队显然无意与日军死拼，不再恋战，撤出阵地而去。
下午2时，日军到达上海号残骸附近，看到残骸已经被炸毁坏，附近可以收集到八具被中国军击毙的乘员尸体，以及三具飞机坠毁时死亡的人员尸体。
意外的是，日军士兵这时发现在飞机下方200米的草丛中，有人呼救！经过抢救，发现是多处负伤的日军第十五通讯联队军官宫原中尉。
因为中国军队还在周围不断冷枪反击，日军在上海号残骸附近不敢久留，3时30分即携带受伤的宫原中尉撤退回淡水。
栗林马上对宫原进行了询问，得到救护后的宫原中尉表示，他并不认识杉坂少佐，更不知道他的使命。飞机从台北起飞后不久，就在南海海面遭遇风暴，被迫向内陆上空躲避。因为对这一带航线不熟悉，驾驶员把飞机降得很低，大概是通过地面物辨别航线。
由于日军对华战争进展顺利，宫原等日军官兵对于在中国军队防区上方飞行并未感到有何不妥，宫原在飞机上闭目休息。
忽然，飞机急向左转，接着急速上升，驾驶员大喊“安全带注意”，宫原昏沉中依靠军人的直觉迅速扣好安全带。这时，飞机就猛烈地撞击地面了。接着，剧烈颠簸，几次弹起。他意识到飞机在迫降。
飞机终于停了下来。因为座位比较靠后，宫原只是左手和右腿擦破，左腿扭伤。但是向前看去，就发现飞机的前部已经完全撞毁，所幸没有爆炸。驾驶员和前座上一名新闻官员（大概就是《每日新闻》的田知花局长）当场死亡，另一名德国记者负了重伤，片刻后也一命归西。
这时，一个也已经负伤的军官一脚踢开舱门，跳到了机舱外面，宫原估计他就是杉坂少佐。他手里提着一个文件包，开始打燃打火机，试图将其烧毁。但是外面依然风雨很大，几次点燃都无法完成。最后他放弃了努力，开始招呼机上幸存的人员离开飞机。但是因为外面在下雨，又没有爆炸的危险，幸存者都不愿意离开。这个军官带着他的一个同伴迅速离去，很快就消失在风雨中了。
宫原中尉认为杉坂的决断是正确的。因为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即遭到赶来的中国军队的袭击。中国军队喊话要幸存的日军投降，但宫原等持枪抵抗，双方的战斗随即开始。
这样一边倒的战斗结果很容易预料，日军多人战死，宫原在战斗开始后不久头部负伤，从飞机后面滚入了深草丛，伏在山崖下面。中国军队不久占领飞机，但没有仔细搜索。宫原在草丛中隐蔽了三天，无粮无药，直到日军增援部队赶到。
杉坂还活着！日军的希望之火又点燃了。
正在这时，特高课的有一份译电如同兜头冷水又浇了下来。5日晚，独九旅向重庆发电：
“……随后对坠机现场周围进行进一步搜查，在距离坠机地点1.2公里的地方发现一名日军军官。该军官用手枪和战刀进行抵抗，经喊话不从，将其击毙……”
日军接电大吃一惊。
这个被击毙的日军军官，无疑正是杉坂少佐。
这个时候，日军的整个情报系统都已经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隐藏在第七战区内部的日本间谍报告，独立第九旅报告中击毙的那名日军军官，身着少佐制服。
看来，杉坂少佐的死亡，已经可以证实了。
日军内部的看法，杉坂的死，应该和日军营救的仓促和部署不周有关。原因是按照脱险的宫原中尉叙述，中国军队破坏“上海号”后，2日即离开，只有少数士兵在飞机周围警戒，5日凌晨忽然增兵，在狮朝洞方向构筑工事，宫原可以清晰的听到中国军队使用镐头和铁锹的声音。事后判断，这正是后来伏击木村昌福大队的独九旅部队在布设潜伏阵地。同时，中国军队再次搜山，宫原忍住伤痛，伏在草丛中，最近的中国搜索兵离他只有十几步。只是因为草深林密，他才没有被发现。宫原此后被提升为大尉，参加了桂林战役、柳州撤退作战，日本投降时官至少佐，战后在航空自卫队任职，终因“上海号”事件的后遗症发作而死。
中国军队的再次出动，显然是因为前一天日军轰炸“上海号”残骸引发的。一架已经坠毁的己方飞机，还要加以猛烈轰炸，显然是要隐藏什么秘密。朝鲜战争中，美军对己方坠毁的F-86佩刀战斗机都要加以摧毁，是为了破坏F-86搭载的先进设备，避免技术情报流失。然而，“上海号”是一架民用DC-3运输机，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中国军队不是傻子，就算前面没有觉察，看到日军这个架势，也可以判断“上海号”必然携载着某种秘密或者必须灭口的重要人物。所以，中国军队再次搜山和预设埋伏，已经隐蔽了将近三天的杉坂无疑就是被再次搜山的中国军队发现击毙的。
面对这样的推论，栗林忠道只有苦笑，他怎么不明白轰炸会提醒中国军队，但是留下“上海号”的残骸太危险了啊！
6日拂晓，日军大本营再次催问情况。这时，离开战的时间只有两天了。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鉴于文件的丢失很可能造成奇袭的失效，为了避免执行奇袭的部队陷入对方预设伏击，建议推迟作战时间，至少改到12月10日。
当时，酒井隆的第23军部队在香港新界以北已经进入阵地，泰国边境的日军正在开始拆除伪装网，两个师团的精锐部队在马来亚以北海上的运输船上，联合舰队的主力正快速接近珍珠港……假如把这一部已经开始全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停下来，就如同在雨后的陡坡上想刹住高速行驶的汽车一样，不被敌方发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最无法接受推迟行动的应该是联合舰队的山本五十六大将，因为他的夏威夷奇袭选择的就是星期天早晨美军猝不及防的麻痹时刻，要等待整整一周才会出现同样的机会。把六艘航空母舰，两艘战列舰的庞大舰队在北太平洋上隐蔽一个星期？！美军又不是瞎子，难道海面上可以挖掩体的吗？
寺内寿一也算是日军中的一代名将，这次却纯粹的出了一招臭棋。他也没办法，准时开战，假如美英已经得到了日军作战计划而严阵以待，结果又将如何？
这时，栗林忠道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发出了自己的见解——可以确信中国人没有得到文件，请准时开战，祝武运长久。
栗林的结论是有他可靠的逻辑的。他知道杉坂这样忠实的武士道军人，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放弃自己的职责，而从飞机坠毁的一刻，他的责任就是保护日军的机密不得泄漏。到12月5日杉坂才被击毙，有三天的时间，足够他处理掉这些文件了。从间谍的情报来看，中国方面提到击毙杉坂时缴获十四式手枪一支。假如缴获到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手枪这样的战果根本不值得在电报里一提。在狮朝洞作战的中国军队虽然勇敢，却没有和日军硬拼的意思，明摆着是“捞一把就走”，这都不符合情报已经落入中国军手中的逻辑……
栗林以一个老牌军人的直觉和逻辑，向大本营保证文件没有泄漏。
接到栗林的电报，加上推迟作战开始时间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大本营决定一切开战部署照计划进行。
然而，假如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即便十个栗林忠道切腹自杀，也是无法挽回损失的。
所以，发出这份电报以后，栗林手拄军刀，一天不食不动，大概心情也是紧张到了极点。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栗林不食不动到了一天的时候，6日夜9时，日军驻淡水守备部队荒木支队报告，在城北门接到了一名负伤的日军幸存者。经过鉴别，他正是杉坂少佐的助手，日本陆军25军司令部副官久野虎平。
对久野的询问立即开始。久野虽然负伤而且虚弱，神志却十分清醒，他叙述了飞机遇难的过程——
“当天下午因为风暴影响，飞机向内陆飞行，驾驶员降低寻找地标，突然发现前方空场上有中国兵队在活动，并对飞机射击，驾驶员急左转上升脱离，上升到500米高度，忽见前方出现一座高山（狮朝洞高地），飞机躲避不及，撞及山腰迫降，前方乘员多即死……”
“杉坂少佐焚毁文件不成，遂与我离开飞机，试图寻找山下友军。2日晨即将下山时，发现附近有中国军队在活动，于是折回高地隐蔽。两天后因没有食物，我二人决计向另一方向突出。走到中途，听到飞机坠毁方向传来枪声，知有友军来援，于是赶来会合。但因为道路险峻，无法接近，熬到下午，中国搜索兵出现，将我击伤，杉坂少佐逃走，我二人分开。晚上不见中国兵踪影，乃挣扎到此地……”
文件呢？
“我们离开飞机，随即将所有机密文件撕成碎片，埋在了几十处地点，无法复原了。”
至此，所有日军参与人员终于都舒了一口气。此时，距珍珠港打响，已经不到24个小时……
我想，如果独九旅的弟兄们知道这几天他们给日军造成了多大的麻烦，又失去了多么重要的一次机会，将会是怎样的扼腕痛惜呢。
说起来，第七战区的部队在抗战中运气相当的不错。同年，原日本海军大臣，前往就任南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大角岑生大将的飞机在珠海黄杨山遭中国军队攻击坠落，大角大将毙命中国。1943年，汪伪海军部次长萨福畴中将的座舰在珠江中被击沉，本人被俘虏后处决。
想想这些，觉得独九旅失去这次机会也挺符合概率的，毕竟，运气不是次次都撞在面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