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罕虽然同马炮营起义没有瓜葛,但觉得终日伏案作图,实在没有意思,便托韩衍向参谋处请假,回正阳关在小学里教书。一天语罕忽然接到韩衍的信,要他去帮忙办《通俗报》。语罕就再次跑到安庆,在《通俗报》担任编辑。
韩衍,原名重,字蓍伯,号孤云,江苏丹徒人。他原是北洋督练处文案,深悉袁世凯小站练兵内幕,因密书弹劾袁世凯亲信而辗转逃到安庆。马炮营起义后,他辞去督练公所文案职务,专心创办《通俗报》。
这时,《通俗报》除了韩衍和语罕,还有陈白虚、孙养臞两人。咨议局议员王龙廷及皖北教育会吴性之、杨云麟等人对《通俗报》给予物质上的援助。
韩衍对语罕诱掖奖进之力是很大的。语罕有一次做了一个时评,被孙养臞看见了。孙养臞本来比语罕大十多岁,那时在寿县又小有文名,对语罕自然是不客气的。他看了语罕的文章之后,摇了摇头道:“要不得!你应该找蓍伯去改一改!”
韩衍看了语罕的文章,却满口称赞:“蛮好!为什么不能用?你就说是我做的,他便不会说什么了!”【注释1】
语罕他们文章做好了,便买几个铜板的花生,打一两百钱的高粱烧,吃酒谈天。韩衍便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他在北洋军中的阅历,又说他与通州张季直的关系,历数时之久而没有倦容。
《通俗报》因讥弹社会,过于露骨,获罪于巨室。韩衍被刺五刀,幸免于死。他毫不畏惧,创伤未愈,便在报上发表《告刺客书》:“今有投函本社日:有人谋我,嘱我戒备。信耶?伪耶?果尔,孤云为天职而死,何戒备之有?孤寂洼前,增我尺土梁鸿葬。”【注释2】
《通俗报》因经费困难不得不宣告停版。本来《通俗报》的经费都是几个朋友自己掏腰包拼凑来的。语罕他们在报馆除了伙食外连零用都须自己张罗,“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萧然!他被刺时,还是穿着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其窘可知。然而他总是吸着一根纸烟,笑嘻嘻地眼望着社会的前途。”【注释3】
《通俗报》既停版,语罕又回到家乡任小学教师。这时他25岁,心中一线灵光,尚未十分泊没。有时听人家讲学,他便知了就行,研究了哲学、文学,又读了几部佛经,觉得胸中开朗多了。
1911年春天,语罕再到安庆,打算考法官养成所,希望毕业后谋得一官半职。但是见了韩衍,他此行的念头便打得冰消瓦解,意识和行动完全改变了方向。他随着韩衍和革命党人发生关系,革命党人的机关就设在姚家口的萍萃楼客栈。客栈的老板毕捷三,也是一个老革命党人。
语罕和韩衍每天必到萍萃楼客栈走动,陆军小学、测绘学堂及省中各中学的先进分子,如吴旸谷、廖海粟、王尚山、朱蕴山、常藩侯、石大化、李光炯、卢仲农、易白沙、高亚宾、高一涵、管鹏等也都常在萍萃楼聚会筹划安徽革命事。【注释4】
武昌起义爆发后,江西继武汉而举义旗。安徽巡抚朱家宝为大势所迫,不得不与革命党人虚与委蛇,宣布独立。吴旸谷因安徽革命军力量微弱,朱家宝居心叵测,遂请求督武汉的黄兴,命江西都督李烈钧(时李烈钧为浔阳都督,盖其驻兵九江,南昌非其势力所及)派黄焕章率领一个混成团到安庆,驱逐了朱家宝。黄焕章的军队,本由地痞流氓组成,不到几天便把省城的市面闹得鸡犬不宁。吴旸谷觉得对不起父老,当面严责黄焕章,黄焕章恼羞成怒,将其杀害。
语罕他们一面派人报告武昌革命政府,要求撤回黄焕章军队;一面则做驱黄运动的准备。这时的机关,就设在语罕假寓的清朝两湖总督涂朗轩的孙子涂卓庭的公馆里。他们把全部工作同志及一些热心而勇敢的青年,都聚集到集贤关。
到了北门,城门已经紧闭,黄焕章的守军把语罕他们押解到司令部。幸而那时还托庇“革命”两字之赐,语罕他们虽然留难了几个钟头,但终于未加搜查就被释放了。不然的话,他们必然要步吴旸谷的后尘,做了黄焕章的枪下之鬼。他们用北伐队的名义报告武昌政府攻击黄焕章的一切文件,都在语罕的皮箱内。黄焕章如果看见的话,绝不会放走他们。韩衍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李烈钧,李烈钧亲自来安庆处理此事,将黄焕章的队伍带走了。
李烈钧、黄焕章去后,一时省中无主,韩衍遂发起组织“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一切组织计划及重要文告均出自韩衍之手。韩衍又在安庆近郊的怀宁驿口创办《安徽船日报》,作为新政权的言论机关。韩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首诗:
怀宁驿口浪滔滔,万马声中第一篙;
寄语诸君须坐稳,前途月黑正风高。
1912年1月2日,孙毓筠就任安徽省都督,皖省军政府正式成立。孙毓筠是孙家鼎相国的胞侄,天资聪颖且好学,性情豪侠,当时有“信陵平原”的称号。孙毓筠极赏识韩衍,招他去襄助政务。韩衍曾有诗《吟奉孙少侯都督》:
帘垂北斗夜量衣,刺取灯花剑欲飞。
一月待君今至矣,愿留一骑我来归。
韩衍集合以陆军小学学生为中心的多数青年学生,组织保卫省城治安的武装“青年军”,设办事处于法政学堂。
青年军分三个大队,每队设大队长、军监各一,易白沙即是当时三军监之一。三大队之上,则设总队长与总军监各一。总队长由韩衍推荐的廖少斋担任,总军监则由韩衍自任,语罕任秘书长。
大队长负责军事教练。军监就是古时的监军,负责军中政令及文化教育,类似于后来北伐军仿效苏联红军设立的党代表。
韩衍每星期做两次讲演,他的一字一句都深深地打动青年军士的心。青年军队员为革命潮流所鼓荡,都显得朝气勃勃。韩衍又为军营手书一副门联:讲地狱学;作天台游。至遇难,韩衍共讲14次。
韩衍弃青天白日旗和五色旗不用,独出心裁地为青年军设计了一面“人”字军旗。旗徽是横长方式白底,上下各一道红色横条,表示天地,中间缀以红色“人”字形,表示青年军顶天立地。大写的“人”字,凝聚了他毕生反对专制主义、弘扬人道主义的信念和理想。
语罕为韩衍的《感旧》作注:“人字旗,先生当时创制为青年军军旗。”
其一
灯下磨枪怒气蒸,丝丝短发血如绳!
誓当共饮长城下,夜渡黄河百丈冰!
其二
长白山头立马时,雪深如海阵云驰。
与君一扫匈奴窟,为执军前“人字旗”。
韩衍还有《赠青年军三百六十队员》:
音符夜叫宝刀寒,莫放虹霓出牖间。
卧尽越薪尝尽胆,灯花如斗一登坛。
音符夜向北风号,百丈花枝压宝刀。
窗底一灯红似酒,飞鸿过尽雪潇潇。
韩衍虽是武将,但与语罕他们日常交往畅谈国事,诗文唱和甚多。每遇囊中羞涩时,韩衍即典当家物易酒,在所不惜。他同妻子林红叶常在自家绿云楼中邀宴语罕,陈独秀、孙传瑗、易白沙等也都是座上常客。
题绿云楼
千钱楼价绿云名,江雨山风占一城。
窗外东流古彭泽,人家种菊祀渊明。
赠林红叶
贫到上书南岳后,一时苦说紫衣新。
相从匹马林红叶,犹是神州画里人。
韩衍拥青年军自重,天马行空,独树一帜。当时南北和议正在酝酿之中,他竭力反对和谈,写了《敬告皖省父老文》:“风云雷动,河山改观,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进则造自由平等之幸福,退则引瓜分灭族之惨……愿吾皖父兄昆弟应时乘势,奋臂而起……一面宣布独立,晓谕各属,一面分兵北上,联合鄂军,同谋共进,雪二百数十年奴隶之羞,建万年民国共和之业,时光不再,一发千钧,吾皖同胞,可以兴矣!”【注释5】
当时的皖军总司令柏文蔚屡发电报指责韩衍,要他听从指挥,不可妄动。韩衍却反唇相讥,还把来往电文公布于众,又印成小册子《五日交涉记》,广为散发,而杀身之祸即隐伏于此。
1912年4月中旬的一天夜里,韩衍赴督署议事毕,回家行至同安岭街道时,突遭歹徒连刺数刀,当即倒卧在血泊之中。语罕冒死将韩衍的遗体草草掩埋在北门的大龙山中。
“先生被刺于安庆同安岭时,家徒四壁,缸中只余糙米三升,然而先生含笑入地,言不及私!此皆我所亲见,不能不为世人及全国有血气青年垂涕而道之者也!”【注释6】
韩衍死后,青年军同仁把他的讲义印成单行本,名曰《青年军讲义》,又名《韩衍子》,后由语罕在《中华新报》做过一番详细的疏证,取名《青年军讲义疏解》。【注释7】
韩衍遗孀林红叶变卖掉绿云楼,携子韩雁门、女韩秀兰离开安庆。后韩雁门由语罕推荐赴欧洲留学,归国后曾任县长、上海大学教授等职,并在语罕等人的帮助下,整理了《蓍伯遗著》。语罕为之作了长序,高度评价韩衍:“先生的思想既如是之奇特,所以他的文学天才,也就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神气。先生的文字精悍锋利,一字一刀,而他的蕴藏之美,又可以在近代文学上独具风格;而且他善于运用语录体,再进一步,便是极出色的白话文。假使他在五四运动时代还生存,那文学革命的急先锋,一定不只是陈(独秀)胡(适之)两人。他的白话文,一定表现出最优秀的形式与最光彩的精神。单就这一点说,先生之牺牲太早,也是中国文化运动上莫大的损失!”
“诗人不独要以文采自见,也不独是做一个革命的歌者,尤贵乎把他的天才的作品与革命的实践打成一片,蓍伯先生正是这样一个革命的诗人!不但他的诗文足以俯视当世,睥睨前人,而他的实践的革命精神与组织的能力,更足以典型百世。他说‘生平饥困至缸无粒米,不以置念,惟作一书,对缄既毕,无邮资购贴印花,日徘徊于邮筒之侧,觉四海八荒之风云,斯时皆助我凄咽’!”
这是真的,我和先生共事时,从来没有听他发过牢骚,起什么身世之感,又从没有看见过他因穷促不堪而露出什么失望的神气。他常说‘我从来不曾叹过气’。我再重说一遍:这是真的。其铭砚词有曰:
破山得龙腹出肝,入世磨墨沧海干,置之沸鼎生微寒!
其诗若此,其文若此,其为人也亦若此。呜呼!吾尚何言!【注释8】
【注释1】高语罕:《韩蓍伯先生遗著序》,载韩衍:《蓍伯遗著》,第5页。
【注释2】高语罕:《韩蓍伯先生遗著序》,载韩衍:《蓍伯遗著》,第5页。
【注释3】高语罕:《韩蓍伯先生遗著序》,载韩衍:《蓍伯遗著》,第5页。
【注释4】李宗邺:《回忆高语罕》,载中共寿县党史办公室:《寿县革命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注释5】韩衍:《蓍伯遗著》,第76页。
【注释6】高语罕:《韩蓍伯先生遗著序》,载韩衍:《蓍伯遗著》,第12页。
【注释7】语罕后在德国留学时,曾发愿要写一部《青年军始末记》,以辛亥革命后的安徽独立运动为主要资料,而叙述则以青年军之产生、发展和消灭为线索。可惜,由于当事者在世、为尊者讳等各种原因,这部书最终并没有写出来。
【注释8】高语罕:《韩蓍伯先生遗著序》,载韩衍:《蓍伯遗著》,第2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