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巴黎和会，梁启超欧洲之行的目的便是了解战后情形，“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事实上，当梁启超第一脚踏上欧洲的土地，就已经感受到了战后的“惨淡凄凉”。在伦敦，梁启超下榻的上等酒店连暖气也没有，甚至连火柴与糖也成了稀罕之物。好吸纸烟的梁启超自叹“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于是“只好强迫戒掉了”。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旅馆的茶座。梁启超见隔座一位贵妇人十分珍重地从项圈下取出一个金盒子来，正猜测是什么宝贝东西呢！结果一看，竟是一小方块白糖。更有意思的是，“她连（同饮的）客人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碗里”，另一半“仍旧珍珍重重交给她的项圈”。
梁启超不曾想到，曾经让无数中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然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回想近代中国，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次一次砸烂中国的大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拜倒在了西方工业文明的脚下。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都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然而，科学技术最发达的欧洲列强，没有让科学进步继续造福人民，反而把全部的智慧用于研发杀人的武器，最终酿成这死伤3000多万人的空前惨剧。
一年多的游历，战争留下的创伤令梁启超目不暇接，他眼中的欧洲不再是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天堂，而是****与帝国主义的血腥角逐的战场。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场世界大战？“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梁启超开始了自己的反思。
在欧洲的游历中，梁启超不断听到西方学者悲观的论调。几位社会党名士听梁启超讲孔子和墨子的思想，竟然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于是，梁启超不禁感叹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继而又想到东方自古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或许正可以补救西方过度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这便是日后深受国内思想界诟病的“东方文化救世论”。
与梁启超亲历战后欧洲不同，没有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巨创的中国知识界还感受不到“科学万能”思想的危害。新文化运动竖起的“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依然引领着青年一代。
论战社会主义
1920年3月5日，去国一年有余的梁启超终于回到了祖国。
去国日久的梁启超或许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中国早已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中国了。巴黎和会的失败，不仅让梁启超的“公理梦”瞬间破灭，更让中国人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强权对中国的威胁。
当梁启超把殚精竭虑写成的《欧游心影录》公开发表时，满以为它可以匡正时弊，引导中国走上一条中西调剂的道路。但结果却并非如此，他的观点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首先，向梁启超发难的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各种政团、各种主张充斥社会，但最能吸引人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是主张彻底根治社会不平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梁启超而言并不陌生，早在1902年他就通过《新民丛报》向国人介绍过马克思。欧游归来的梁启超承认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强调其“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赞赏其精神，却不赞同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
1920年9月，梁启超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罗素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故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宣传和实施社会主义，而是兴办实业，发展教育。
罗素的看法立即得到了张东荪的响应。他先后在《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上撰写文章，赞同且发挥了罗素的观点。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立即引来了***、李达、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这便是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梁启超坚决支持张东荪，断定今日之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只能搞实业救国。他甚至援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指出：“社会主义之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
但在救亡呼声日盛一日的中国，梁启超外科手术般的改良主义恰恰是“不合时宜”的。陈独秀反驳梁启超：“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革命），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revolution呢？”
诚如陈独秀所言，在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下，没有强有力的政权保障，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确难以实现。然而，历史毕竟不能再度重演，四年后，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大革命爆发，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道路彻底失去了验证的机会。
被抛弃的青年楷模
批判梁启超的绝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梁启超宣称“科学万能”破产时，崇尚西方文化的思想家同样对他发起了强烈的批判。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审慎的批判，一方面，他认为欧洲人“科学万能”的观念已经宣告破产，西方社会需要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明在精神上的补救。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强调，西方的科学和物质文化并未破产，中国仍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
尽管梁启超一再声明自己并不反对科学，但在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的环境下，梁启超的论断仍不免“一石激起千层浪”。主张“全盘西化”的钱玄同指责他反对科学，甚为“荒谬”；就连向以“雅量”著称的胡适也批评他“谣言”惑众，“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的威风”。
断章取义的批评着实冤枉了原本重视科学的梁启超，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接受他的“东方文化救世论”。三年之后，在声势浩大的科玄论战中，梁启超被视为复辟封建传统的“玄学鬼”，成为胡适、陈独秀等五四一代的众矢之的。
而在这场论战中，批判梁启超的青年一代，无论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都曾以梁启超为时代之楷模，并从他那里汲取过思想的营养。
自“公车上书”到“新文化”运动，梁启超一直走在中国思想界的最前沿。尽管由君主立宪到拥护共和，由反袁到挺袁再到讨袁，梁启超多变的政治态度曾经饱受非议，但他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却始终未曾动摇。
而欧游归来，梁启超所坚持的思想基点发生了变化，“民主公理”破产了，“科学万能”破产了，他开始转而鼓吹东方文化救世论。尽管如此，他并不是要抛弃信奉已久的西方民主和科学，而是希望通过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和调和。他依然坚持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去改造中国。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20年之后，暴力革命论已经完全主宰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梁启超和他那温情的改良主义道路被革命浪潮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1922年，梁启超在回顾晚清至民国的著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不无自省又略带自嘲地为自己数十年的人生写下了注脚——曾经“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五四以后，“许多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
“流氓”忠臣洋家将
文（澳大利亚）雪珥
建立了洋枪队的美国人华尔，不仅当中国将军、拿中国俸禄，还加入中国国籍，做了中国女婿，成了地地道道的“华籍美人”或“美裔华人”。在美国，他被视为大英雄：一个为自己的信仰而不惜牺牲的伟大人物，一个为中国而献身的国际主义者。而在中国，他曾被推崇备至，后又被彻底妖魔化。
1937年10月，侵华日军进占上海重镇松江。
一位名叫伯克（William B Burke）的美国老人站在松江的城门洞迎接了日军，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拜托这群新的占领者：在这座古老的县城里，有一座墓和一座祭庙，请日军务必给予保护。这就是洋枪队首领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的安葬和受祭之处。
带队的日军大佐很痛快地答应了老人的要求，并且表示：“华尔是个大英雄，我们日本人也崇敬他。”逃难的看坟人和庙祝很快地回到了岗位。但半个月不到，他们就被日本人杀害。日军在华尔的墓地和祭庙里，到处都刷上了“*****”，以及反抗英美、号召将白种人赶出亚洲的标语，引起了美国外交官的强烈抗议。
三年后（1940年），一位正在中国收集资料撰写华尔传记的美国记者阿本德（Hallett Abend），在上海受到了日军殴打，所有采访手稿被毁。这位记者事后愤怒地写道：“如果华尔晚生几十年，他一定会在蒋介石将军的麾下，率领部队狠狠地教训这些日本鬼子！”
被日本人切齿痛恨的华尔，在中国史学界中，似乎也不是一个光彩的人物。他头上安得最多的头衔是：美国流氓、刽子手和殖民主义者。但在美国，这个“流氓”却被普遍视为大英雄：一个为自己的信仰而不惜牺牲的伟大人物，一个为中国而献身的国际主义者。美国记者阿本德为他所写的传记，题目就是《西方来的战神》（The God from the West），极尽推崇。
如果从词义上推敲，“流氓”（无业游民）一词显然是适用不到华尔头上的。他有着严格意义上的技能和职业——水手，从小就在船上四海漂泊，成年后就到处参加各地的战争。当他因缘际会地来到了中国后，正赶上太平天国战争，受苏松太道（俗称的“上海道台”）吴煦的委派，组建洋枪队，保卫上海。
有关华尔的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故事，早已汗牛充栋。但我们似乎很少注意到，为了参加这场“中国内战”，华尔甚至不惜与英国人兵戎相见，并最终加入了中国国籍，展现了罕见的对中国的“忠诚”。
募兵
上海滩是个藏龙卧虎的人才库。1861年，当华尔要组建一个由专业水手和军人组成的团队时，也没怎么发广告，就应者云集，连英国舰队的现役官兵，也成批地开小差跳槽前往。
华尔的这个新团队，就是“洋枪队”，股东是苏松太道吴煦及以杨坊为首的当地富商们，其业务主营范围是保卫上海、抵抗太平军。
组建这个新团队，其实是上海的官绅们想拉着洋人抱团取暖、一起“过冬”。太平军打过来了，官军却望风披靡，偌大的花花世界，只能指望洋人们的雇佣军了。建立洋枪队，幕后并没有什么“阴谋”，西方国家那时并不想与太平军为难，纷纷宣布中立，指望着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之间左右逢源。英国的海军将领们甚至率领军舰访问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向天王洪秀全猛抛媚眼。洪天王尽管沉溺于肉林酒池，但并没有丧失其作为一个造反领袖的直觉，他明智地宣称，只要洋人们保持中立，势头正猛的太平军将不侵犯上海。英美法等国领事馆向自己的公民们发出了严格的训令，要求他们务必严守中立，违者将受到法律严惩。
可上海富商们鼎力支撑下的洋枪队，资金充沛，银子的力量显然超过了对法令的禁忌。高薪之下，全上海但凡扛过枪的老外，纷纷投奔而来。更有意思的是，大清国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打败过英国人，此时却用银子差点瓦解了英国舰队，大量英国逃兵集结到了保卫大清国的旗帜下。华尔的猎头工作实在太成功了，英语世界中还因此诞生了一个新词“Shanghaied”。
风波
英兵大量跳槽，英国海军司令何伯（James Hope）很生气。何伯此前已经多次访问了南京，拜会了洪秀全。在英国人看来，维持上海的稳定是最重要的，他们如愿获得了太平天国不主动攻击上海的承诺。但华尔这支洋枪队，由一大帮子英美军官和菲律宾战士组成，不断地攻击太平军。英国军方当然要担心，这会激怒太平军。
显然，大英军官并没能阻止洋枪队的行动，逃兵们也不甘心放弃洋枪队的高薪。1861年5月19日，何伯本人干脆亲自带队，驾驶了四艘登陆艇，满载着英国海军陆战队员，全副武装地前往洋枪队的基地松江，准备武力抓捕跳槽者。
洋枪队的士兵们多是一群兵油子，如今手里端着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兜里揣着硬邦邦的中国银子，根本就不把何伯放在心上。双方举枪架炮，一场英国正规军和大清国英美雇佣军的冲突一触即发。
关键时刻，华尔站出来消弭了冲突，令部下们放下武器，打开松江城门，迎接英军进城。同时，他也下令洋枪队中所有英国和美国籍的士兵列队，接受何伯的亲自鉴定。
何伯毫不客气，指挥英军顺利地逮捕了29名英国逃兵，顺手也帮美国政府抓了2名美国逃兵。华尔虽非军人，但也算是教唆犯，也被一同捆绑而去。英军满载而归，俘虏们都被扭送到黄浦江畔的英国军舰上，关进了禁闭室，等待审讯。而群龙无首的洋枪队群情汹汹，一片混乱，兵变随时可能爆发。
国籍
包括华尔在内的美国人，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