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商兑重序（清）方东树三代以上，无经之名，经始于周公、孔子。乐正崇四术。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及至春秋，旧法已亡，旧俗已熄，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孔子惧，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义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经也。孔子虽未尝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于人者，莫非《春秋》之义也。卫君待子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季氏伐颛臾、旅泰山，则使欲止之。此皆《春秋》之义也。至于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论语》卒篇，载“尧曰”一章，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常讽道之辞云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义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故庄周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之为道不同，而其以致用则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
及秦兼天下，席狙诈之俗，肆暴虐之威，遂乃荡灭先王之典法，焚烧《诗》、《书》，于时不特经之用不兴，并其文字而殄灭之矣。汉兴，购求遗经，于是群经始稍稍复出。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淹中，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已残缺失次，断烂不全，赖其时一二老师大儒，辛勤补缀，修明而葺治之。于是《易》有四家，《书》与《诗》三家，《礼》、《春秋》两家，号为十四博士。则章句所由兴，家法所由异，汉儒之功，万世不可没矣。自是而至东京、魏、晋，以逮于南北朝，累代诸儒，递相衍说，辨益以详，义益以明，而其为说亦益以多矣。及至唐人，乃为之定本定注，作为“释文”，举八代数百年之纷坛，一朝而大定焉。天下学者，耳目心志，斩然一齐，兼综条贯，垂范百代，庶乎天下为公，而可谓之大当也。然其于周公、孔子之用，犹未有以明之也。
及至宋代，程、朱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圣人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际，语之无疵，行之无弊，然后周公、孔子之真体大用，如拨云雾而睹日月。由今而论，汉儒、宋儒之功，并为先圣所攸赖，有精粗而无轩轾，盖时代使然也。
道隐于小成，辨生于末学，惑中于狂疾，诞起于妄庸。自南宋庆元以来，朱子既没之后，微言未绝，复有钜子数辈，蠭起于世，奋其私智，尚其边见，逞其驳杂，新慧小辨，各私意见，务反朱子。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其于道，概乎未尝有闻焉者也。逮于近世，为汉学者，其蔽益甚，其识益陋，其所挟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汩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要之，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鹜名而已。
吾尝譬之：经者，良苗也；汉儒者，农夫之勤菑畲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获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资其性命，养其躯体，益其精神也。非汉儒耕之，则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则禾稼蔽亩，弃而无用，而群生无以资其性命。今之为汉学者，则取其遗秉滞穗而复殖之，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将以助农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饭，先生不得饱，弟子长饥。以此教人，导之为愚；以此自力，固不获益。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于！其去经也远矣。尝观庄周之陈道术，若世无孔子，天下将安所止？观汉唐儒者之治经，若无程朱，天下亦安所止？
或曰：天下之治方术多矣，百家往而不返，小大精粗，六通四辟，一曲之士各有所明，虽不能无失，然大而典章制度，小而训诂名物，往往亦有补前儒所未及者，何子罪之深也？曰：昔者，周尝封建诸侯矣，诸侯而下为卿、大夫，卿、大夫而下为士，士之下为庶人。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孙王赧，不幸贫弱，负责无以归之，逃之洛阳南宫謻台。当是时，士庶人有十金之产者，因自豪，遂欲以问周京之鼎，十金之产，非不有挟也，其罪在于问鼎。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今之大，全赖程朱出而明之，乃复以其謏闻驳辨，出死力以诋而毁訾之，是何异匹夫负十金之产而欲问周鼎者也？是恶知此天下诸侯所莫敢犯也哉？故余既明汉儒之有功若彼，而复辨诸妄者之失若此。后有作者，亦足以明余非乐为是譊譊也，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