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岩山馆过苏州时，有客约余游灵岩山馆，余以前游未畅，且欲考悉其颠末，因欣然拿舟前往。历览久之，盖不过相隔十余年，而门庭已大非昔比矣。按山馆即在灵岩山之阳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间，毕秋帆先生所购筑，营造之工，亭台之侈，凡四五年而始竣，计购值及工费不下十万金。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将扁额悬挂其头门，曰：“灵岩山馆。”联云：“花草旧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画障，卧游终古定何年。”皆先生自书，而语意凄惋，识者已虑其不能歌哭于斯矣。二门扁曰：“钟秀灵峰。”乃阿文成公书，联云：“莲嶂千重，此日已成云出岫；松风十里，他年应待鹤归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书楼，皆长松夹路，有一门甚宏敞，上题“丽烛层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书。忆昔游时，是处楼上有楠木橱一具，中奉御笔扁额“福”字，及所赐书籍、字画、法帖诸件，今俱无之。楼下刻纪恩诗及谢恩各疏稿，凡八石。由楼后折而东，有九曲廊，过廊为张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怀观。道左有三楹，曰“画船云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游鱼出没可数，中一联云：“香水濯云根，奇石惯延采砚客；画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纱人。”
池上有精舍，曰砚石山房，则刘文清公书也。嘉庆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营兆地例不入官，故此园至今无恙。至嘉庆二十一年，始为虞山蒋相国后人所得。
而先生自镇抚陕西、河南、山东，总制两湖，计二十余年，平泉草木，终未一见。
余前游诗云：“灵岩亭馆出烟霞，占尽中吴景物嘉。闻说主人不曾到，邱山华屋可胜嗟！”盖纪其实也。近年辑《楹联丛话》，前数联均未及采，今始录得，将补入《楹联三话》，则此游亦不虚矣。
狮子林客有招余重游狮子林者，余笑谢之，盖余于吴郡园林，最嫌狮子林之逼仄，殊闷人意，故前官苏藩时，亦曾偕友往游一次，而并无片语纪之。或谓此园为倪云林所筑，则亦误也。曾闻之石竹堂前辈云：“元至正间，僧天如惟则延朱德润、赵善长、倪云林、徐幼文共商叠成，而云林为之图，取佛书狮子座而名之耳。”
明时尚属画禅寺，国初鞠为民居，荒废已久。乾隆二十七年，南巡莅吴，始开辟蔓草，筑卫墙垣。中有狮子峰、含晖峰、吐月峰、立雪堂、卧云室、问梅阁、指柏轩、玉鉴池、冰壶井、修竹谷、小飞虹、大石屋诸胜，又有合抱大松五株，故又名五松园，则人所鲜知也。
绣谷苏州阊门内有绣谷园，余过吴门时，有以《绣谷送春图卷》来售者，恐是仿本，且其值过昂，因置之。此园嘉庆中为吾乡叶晓崖河帅所得，后归余同年谢椒石观察，又后归王竹屿都转，叶、谢、王皆余至好，往来最熟，今则不知何姓所居矣。按此宅在国初为蒋氏旧业，偶于土中掘得“绣谷”二大字，作八分书，遂以名其园。园中亭榭无多，而位置有法，相传为王石谷所修。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尤西堂、朱竹坨、张匠门、惠天牧、徐征斋、蒋仙根诸名流，曾于此作送春会，王石俗、杨子鹤为之图，时沈归愚尚书年才二十七，居末座。乾隆二十四年，又有作后己卯送春会者，则以尚书为首座矣。先是蒋氏将售是宅，犹豫未决，卜于乩笔，判一联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而不解其义。迨归叶氏，而上语应，后叶氏转售于谢氏，谢又转售于王氏，而对语亦应。一宅之迁流，悉有定数，亦奇矣哉！
瞿园苏州之瞿园，即宋氏网师园故址，后归嘉定瞿远村，复增筑之。园中结构极佳，而门外途径极窄，陶文毅公最所不喜。盖其筑园之初心，即藉此以避大官之舆从也。余在苏藩任内，曾招潘吾亭、陈芝楣、吴棣华、朱兰坡、卓海帆、谢椒石在园中看芍药，其西数十步即沈归愚先生旧庐，尝约同人以诗纪之，且拟绘图以张其事，而迁延不果作。此数君子皆老斫轮，果皆有诗，必可以传，今则如抟沙一散，不可聚矣。越十余年重到，为之慨然！
息园息园即顾氏依园旧址，钱溪购而葺之。园中有高阜，曰妙严台，相传为梁时妙严公主墓，载在苏州郡志，以为梁武帝女。按梁时公主之见于史书者，有玉姚、玉婉、玉环、令慝、含贞，又长城、吉安，皆有封号，不知妙严主为何人。
惟简文王皇后，生长山公主，名妙碧（《南史》作“”），则妙严似是简文所生，旧志以为武帝女，恐未确矣。此台西去数百步，今为蒲林巷，巷之西门有石马一区，俗称“石马鞍头”，相传是公主墓前物。再南去为禅兴寺，寺中有妙严公主像，戴毗卢帽，两手合十作跏趺状，旁有宫女十人。相传公主下嫁郡人孙，死，梁亦失国，陈高祖以前朝公主，赐十宫人以优礼之，年八十余而卒。嘉庆中，此地浚池，得宋时古碣，是四至界牌，则当时尚有防护也。
孙春阳京中人讲求饮馔，无不推苏州孙春阳店之小菜为精品。或因余官吴门久，欲知其详者，余以所闻告之曰：孙春阳系前明人，祖居宁波，万历中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开一小铺，在今吴趋坊北口。其地为唐六如渎书处，有梓树一株，其大合抱，仅存皮骨，实旧物也。铺中形制，学州县衙署，分为六房，曰南货房，曰北货房，曰海货房，曰腌腊房，曰蜜饯房，曰蜡烛房。售者由外柜给钱，取一小票，自往各房领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月一总结，一年一大结，自明至今，已二百四十余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门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萃集，何啻数万户，而惟孙春阳铺为前明旧家，著闻海内，铺中之物，岁入贡单。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所未有也。国初赵吉士载入《寄园》书中，余澹心《板桥杂记》亦录之，近时袁简斋《随园食单》亦有其名，但皆未详其颠末耳。
淮盐情形余至苏州，同人多欲闻淮鹾情状，苏州向食浙盐，于两淮盐务两不关涉，以余住邗江久，宜得其详，故多絮谈及之，而不料余亦门外汉也。或问何为验赀？
余曰：此特票盐局员所设之巧法耳。淮北票盐之政，已行之十余年，据言淮北额例行盐三百一万五千余引者，今行销至六百十万六千余引，是溢于额销一倍也。
奏销正杂诸款征银三百余万两者，今征至一千一百十二万两有奇，是溢于课额又再倍也。且淮南商人认办淮北江运入岸引盐，原额八万一千六百二十引，自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合应销盐一百六万一千余引，今止请运四十一万九千余引，其虚悬之课，历系以票盐之溢课拨补，并每年以票盐盈余协贴淮南银四十余万两，又代纳淮南悬课银三十余万两，是票盐之功，不特再造淮北，抑且普及淮南也。
所虑者设局收税，有挟多争先之虞，挈签挂号，又有无赀空号之弊，自十八年始定为验赀之法。令各票贩将盐价成本若干引先行呈验，统交分司收存，其有赀浮于盐者，将银登时发还，将盐均摊折扣，每年四十六万引，一齐开局，而请托争竞截然不行矣。惟是近年验赀，必于岁暮集旧城前鹾政署内，以数间之废廨，聚亿万之巨赀，数日间民间白镪为之一空，士民啧有繁言，仪征师相每至夜不能寐，和余《喜雪诗》有“漫藏诲盗”之语，诚可寒心。去冬余在扬州度岁，目击验赀之举，亦颇切杞人之忧。闻江、浙之以赀至者，竟有千余万之多，乃知东南财力尚裕，将可忧者又转为可喜，故余《喜雪叠韵诗》云：“朱提甫散祥至，且喜财源万里宽。”诚有慨乎其言之也。又问近闻扬州商人有欲撼动票盐局者，其说云何？余于鹾政，未尝涉手，而道听涂说，亦复时为讲求，曩尝私录为书，今则参以近时闻见，颇能言其梗概。窃谓两淮盐务，南北虽同一课运，而轻重悬殊，南盐原额一百三十余万引，正杂捐带共课五百余万两，北盐原额二十八万余引，正课三千余两。其行销之地，南北犬牙相错，南盐课赋重于北盐九倍，场盐运脚经费，亦数倍于北盐。故口岸售价贵于北盐，而小民趋贱避贵，越境侵占，最为便捷，此北盐销运愈畅，南盐销运愈绌之所由来也。然多销十万引北盐，只多十余万两之课，多销十万引南盐，即多五十万两之课，此则必急求南销畅旺，方于国课有裨也审矣。查两湖口岸，虽有川、粤、潞三省邻私侵灌，而向来销数每年按额总有九成，极滞亦有八成，自有北票以来，则年减一年，上年实销不过六成以外。盖因向日邻私，川有宜昌门户，潞有襄阳隘口，粤有衡、永、辰、常要道，一经严查堵缉，则淮盐销数即旺。今北票之侵越者，河南光、固于湖北黄州府属陆路毗连，又信阳州于湖北水路相通，并无隘卡门户可堵，故北票越占愈多，南纲销数愈绌，徒致库少杂款，商赔正项，已运之盐堆积两岁，未办之引请运不前。
舍其重而就其轻，此邻私之病在皮毛，北盐之病在心腹也，皮毛之病易救，心腹之病难医，若不及早变通，必致南盐一败涂地。专司北盐者，可以置身事外，统辖两淮者，未免措置为难。况北盐专以验赀为巧法，而现当银源艰滞之时，每届冬底，农之完粮须银，商之纳税须银，漕务之兑运须银，河工之购料须银，公私之需银方殷，而徒因验赀之故，不论远近，俱因此而屯聚千万银两，更使银路不通，其实不过收票税数十万两，遂使国计民生处处窒碍，钱价日减，盗贼繁兴，此病之尤甚者也。议者谓南纲折减以来，亦复销运两滞，仍有悬引七万余引，虽予以缓纳提售，设法已尽，而口岸半为北盐蔓占，徒多尘积。且缓纳有关库贮，提售有碍输销，仍于南纲课运不利。今权拟一南北通筹轻重兼顾之法，莫若于七万余悬引外，再于派运数内，按成酌提七万余引，共成十五万引，以北票四十六万引核成搭配，凡办北票三千余引者，配办南盐一千引，如办此项提配数内南盐一千引者，配办北票三千余引。南则无须缓纳提售，于库贮转输得益，北则免其验赀出利，于北票成本有裨，北课全而南课亦全，南课清而北课亦清，库款渐裕，而南盐销数亦可保守，此法似可试行一二年，俟有成效再为定例云云。余局外人也，未敢断其是非，姑论列之，以俟当局之采择焉。
梁封翁余在杭州，偶与山舟先生之后人同席，今忘其名，盖曜北先生之从子某也。
席中盛谈其家世，谓文庄公诗正之封翁，少时，诣一相士问曰：“可得一第乎？”
答曰：“不仅是，可更向上。”曰：“得翰林乎！”曰：“可更向上。”曰：“然则京堂以上乎？”答如前。曰：“然则作相乎？”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盖协办耳。”后以明经学博老，而以文庄贵封大学士。时席间有不甚信其事者，余曰：“此已载《茶余客话》，可勿疑也。”或曰：“果有此事，则古今天下应无两矣。”余曰：“今天下实无第二人，而古人事恰有似此者。
唐李固《幽闲鼓吹》载苗晋卿落第，遇一老父，能知未来事，问曰：“某应举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更问，苗曰：“某困于穷变，然爱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怒曰：“将相更向上，作天子乎？‘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以为怪涎。后果为将相，及德宗升遐，苗以冢宰居摄三日。古今事之相类，有如此者。“
天目山杭州榷使明甫福，精堪舆之学，余于丙午春暮至杭州，值君将瓜代去，而城中同官留其相度形势，因迁延数日，方得与余把晤。忆甫榷浒关时，值余为苏抚，时吴中被水，关税绌甚悖甫不胜焦急，余莅任之次日，即为奏免外来米税，而关政顿纾。甫甚德余，因订为莫逆交，而余旋以病告归，此次得再晤于杭州，实出意外。甫喜与余谈浙中山水起伏向背之形势，余告以来龙系天目山，甫知之而无由履其地，因问君何由知之？余告以乾隆末，我已登天目山巅，彼时匆匆一上，不暇畅览，迄今逾五十年，则尽忘之矣，然不可谓非平生一壮游也。
乾隆乙卯，余以公车过浙，时亡友曾禹门（奋春，即少坡太史之嗣父）。方宰临安，留余署中两月。值天大旱，牲璧四出不应，县民因请官步祷天目山，谓此事数十年不举，如果虔诚斋祷，断无不灵。禹门从之，而拉余同往，余正有浪游之兴，先一日余亦斋食，甫交四鼓，即坐竹兜随禹门出城，西行三十余里，天已大明，邑民请官步祷，余亦随之。禹门手柱香前行，悉撤伞盖不用，左右有五六人推挽之，余亦有四人相掖，又十余里至山顶大寺，忘其名，禹门跪拜默祝，礼竣，寺僧供素饭毕，即下山。余稍徙倚寺门，一老僧语余曰：“此山高三千九百丈，道书所称三十四洞天，此间即天目最高处，昔人所谓北望震泽，南临严滩，东瞰钱塘，西眺宣、歙，千余里间可指顾得也。”余方欲与之细谈，而从者以山下已起黑云，促即下山。甫及前降舆处，遂大雨如注，欢声若雷，盖是日同上山者不下千余人，同声齐呼曾青天，余亦为之神旺，忘却登陟之劳，泥淖之险。下山势易，日晷甫偏西，而已入城矣。是日先以步行赤日中，归途又坐小肩舆冲雨而行，忽热忽凉，翼日而┲作，直至归福州后，始渐痊可，故无暇以一文一诗纪之。因甫之询，聊短述如此。
机神庙恭儿观政浙中，甫到数日，即奉宪委诣机神庙行香，问以机神仪状，但称目本短视，无由瞻仰神像，惟照赞礼生所唱行三跪九叩首礼而已。因翻《杭州府志》，云机神庙在城东北隅，褚河南裔孙讳载者，得机杼之巧于广陵，而归教其里中，于是杭之机杼甲于天下。宋至道元年始于杭置织务，至今勿改（今派部郎管浙江织造即此，然则其来已久矣），杭人立祠祀之，又推原其始为机杼者，复立机神庙。神之缘起，引《淮南子》高注，以为黄帝之臣伯余也。又读钱梅溪《履园杂记》，云机杼之盛，莫过于苏、杭，皆有机神庙，苏州之机神奉张平子，不知其由，庙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机神奉褚河南，庙在张御史巷。相传河南子某者，迁居钱唐，始教民织染，至今父子并祀，奉为机神，并有褚姓者为奉祀生，即居庙右。然则合二书观之，其为褚河南父子信矣。即以为伯余，亦系黄帝之臣子，又何以用三跪九叩之隆仪乎？按《唐书百官志》，七月初七日织染署祭杼，想是以织女星为机神，然星辰系中祀，即织女星亦不应三跪九叩也。杭州拜庙仪节多不可解，即如火帝庙，他省皆三跪九叩首，而杭州独用二跪六叩首。夫火帝即祝融，既尊之为帝，能无用帝者之仪乎？
玉皇山祭机神庙之后一月，又奉委到玉皇山行香，恭儿不知玉皇山原委，请余考之。
余谓玉皇山即是育王山。《大清一统志》言育王山，即龙山峰之最高者，有登云台，乃钱氏郊天之所，宋圜丘亦在焉，俗称锅子山，壁立尖耸，特异诸山，其前有龟山，亦宋郊坛也，岭有玉皇庙，故称玉皇山，亦曰育王山。《杭州府志》云龙山者，钱氏郊天之所，释老之谈，或云阿育王，或云玉皇，皆祀天遗意也。今庙外设七星缸，满贮水其中，盖地据一城最高处，以水制火，亦厌胜之义耳。
五百罗汉堂杭州城内外，梵宇以百数，惟西湖之净慈、灵隐两寺，有五百罗汉堂，金姿宝相，奕奕欲生，环楹回旋，状如田字，故俗亦呼为“田字殿”，闻其像皆出一僧手塑，而殊容异态，无一雷同。记得刘一清《钱唐遗事》云：“净慈罗汉堂内，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湿毗尊者，独设一龛，用黄罗幕之，偃蹇便腹，觑人而笑，妇人祈嗣者必诣此炷香。”今无此龛，则阅时又各有兴替矣。世传罗汉皆海贼现身，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殊未核也。按《捏经义》言有五百商人，采宝出海，值盗攘去，并剜其目，商日夜号痛，欲向无所。或告之曰：“灵鹫佛氏能救汝，若与我重宝，引汝见之。”商且行且舍，至大林精舍，佛氏为说法，各证阿罗汉果。
大论言阿罗名贼，汉名破一切烦恼，故应得一切世间诸天人供养。又一说云：阿名不，罗汉名生，后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罗汉，或云阿╄，或云应真，则皆无生之义也。凡妇女之游寺者，必入此堂，因相传有数罗汉之说。就所到处。指定一尊，按本身年纪数至某尊，视其标题之佛号，以为终身之断，然佛号义多奥难，每不可以理会，故有验有不验。余初出山时，亦曾到净慈默数一过，遇如意杂尊者像，其义即不可解，然今回忆中外扬历数十年，一路坦途，不能不谓之如意，而所历宦境，亦不可谓之不杂，断章取义，似亦可通。去年重游，又默数一过，遇增福寿尊者像，则恰合大海收帆境象矣。
天竺大士下山杭州祈雨，以迎请天竺观音大士下山为极致，相传入城时，虽极晴明之天，亦必有片云相护，三日内无不渥沛甘霖者。祈晴亦然。闻历年以来，亦有竟不应者，而民望已塞，舆情亦平，当官者惟有自咎礼意未虔，复送上山，以待数日后重请。若此典稍缺，即难免谤议繁兴，虽以吾师仪征太傅之有德于杭，而举行稍缓，竟大不协舆情，甚至有不逞之徒，将条香杂投舆中，焚及襟袖之事，甚矣杭人之信佛也！尝与罗镜泉学博谈及此事，不知起于何时，镜泉为检《西湖游览志》一条相示，中载宋孝宗时，上庠试卷，时经御览，辛丑大旱，七月私试《闵雨有志乎民赋》，魁士刘大誉赋中有“商霖未作，相傅说于高宗；汉旱欲苏，烹弘羊于未雨”之句，时赵温叔为相。孝宗欲因此罢之，会有诏迎天竺观音，就明庆寺请祷，有为诗者曰：“走杀东头供奉班，传宦圣旨到人间。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观音却下山。”温叔闻之，遂乞免云云。则此事自南宋已然矣。吾乡福州，亦有请鼓山涌泉寺窑变观音下山求雨者。忆余里居时，值夏旱，藩臬两司、粮盐两道会谒督部程公梓庭，言今夜三更将会同出城、上鼓山迎大士入城求雨，公问鼓山距城若干里，对曰：“来往六十里。”公微笑面天曰：“大士在西天，不在鼓山，君等自为之，不必关我也。”及次日入城，安设神位于九仙山之大士殿，司道复诣署请公上山拈香，公又面天曰：“今日眼见得是无雨了，若明日依旧如此，将若之何？我不能仆仆上山，君等自为之可也。”是晚大雨滂沱，连宵达旦，次晨司道等又诣署请拈香，公问今日山中作何状，佥曰：“今日合众诵经一日，明日即可送上山。”公曰：“明日我要独留诵经一日，后日再送可也。”众喜诺而出，公亦出，上山拈香尽礼。程公亦素不信佛者，盖至此而不能不回心皈向矣。
闻余同年李芝龄视浙学时，每不乐与斯会，尝语陈望坡抚部曰：“西湖之有大士，犹城中之将军、学政等官也。地方有公事，不求本州县及院司、道府等，而但向将军、学政等衙门哓渎，有是理乎？”抚部笑曰：“君言固是，然使君为杭州人，恐亦不作是语也。”芝龄亦一笑而罢。
表忠观碑钱梅溪曰：“苏文忠公《表忠观碑》有四，一刻有赵清献官阶九十余字，即《宣和书谱》所称有张有篆额者，今不存矣。一刻‘绍兴二十九年岁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曾孙婿左朝散大夫、权书工部侍郎杨亻契重刊’。一刻行书，本字如大指，今在杭州府学，惟二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三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陈柯重摹’，今立在涌金门外重建表忠观御书堂前右庑，两面刻者是也。其绍兴间所刻者，本在龙山表忠观旧址，宋末兵兴，遂露立于草莽中，至明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宋廷佐始将此碑移入郡庠，后复遗失。本朝乾隆四年，府学教授余懋栋忽于斋旁隙地得二石，又缺其下半截，因置名宦祠。至五十九年，余监修表忠观落成，始请于当事诸公，从郡庠名宦祠移至观中，立于御书堂之左庑，而以三石柱副之，于时翁覃溪阁学、梁山舟侍讲、阮云台中丞各有诗文纪之，俱刻于三石柱之侧，遂成艺林佳话云。”按此述《表忠观碑》之源流，无有简而该似此者。暇日余与固莲溪将军、赵蓉舫学使在观中摩抚旧碑，商量拓纸，莲溪嘱余考其事，既归，乃录以遗之。
徐处士《宋史隐逸传》：“徐复，字复之，建州人。学《易》，通流衍卦气法，自筮知无禄，遂绝进取意。庆历初，与郭京俱召见，命为大理评事，固辞，乃赐号冲晦处士。后居杭州十数年卒。”《北窗炙果》云：“钱唐两处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冲晦居万松岭，两处士之庐，夹湖相望。予尝馆于冲晦之孙忉处，即冲晦之故庐。冲晦以数学显，时士大夫皆宗之，尝谓孙忉曰：子孙世世不得离钱唐，以钱唐永无兵燹也。”按蒲宗孟《题徐冲晦高士旧隐诗》云：“冲晦先生不肯官，布衣谒帝布衣还。尚嫌姓氏腾人口，惟恐文章落世间。
大隐不妨居市井，高吟何处问家山。平生寄意江湖上，云自无心水自间。“今孤山遗迹，妇孺皆知，而万松岭之旧庐，屡访之，不得其处所，愿与吾闽人士之官斯土（原误为”士“）者商之。又闻灵石山栖真院侧有浦城章郇公得象墓，又梅花岭下沙盆坞有福清陈寺丞刚中墓，皆吾乡名贤旧迹也。惜无济胜之具，一一访之。陈寺丞在建炎中主议恢复，忤秦桧，遂与张九成等七人同谪，差知虔州安远县，有”同日七人俱去国，何时万里许还家“之句，未知已入《全闽诗话》否？
小有天园小有天园为南屏正面，旧名壑庵，郡人汪之萼别业，石皆瘦削玲珑，一似洗剔而出者，晁无咎诗所谓“洗土开南屏”者是矣。自乾隆十六年圣驾临幸，始御题为小有天园。其最著者为琴台，米海岳磨楷书“琴台”二字，大径三尺，闻其上有苏才翁、蔡君谟题字数处，则剥蚀但存仿佛而已。又有磨隶书《家人卦》、《乐记》、《中庸》共三十四行，字径八寸，末题“右司马温公”五字。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吴自牧《梦梁录》皆谓是温公手笔，独周密谓是唐人遗迹，后人于右勒刊温公款。朱竹坨先生谓此皆非是，考《宋鉴》，称绍兴八年，上谕大臣曰：“司马光隶字甚似汉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书乃《中庸》与《家人卦》，皆是修身齐家之道，不特玩之而已。”今磨合乎《宋鉴》所载。当是诸大臣闻思陵面谕，请刊于石者。卦旁又有篆书“三生石”三字，其右又有“叱石崩云”四字，仙人洞又有磨《艮卦》及《损》、《益》二卦，并隶书，字径六寸，则皆不知何人所书矣。此余五十年前亲到园中所目击手扪者，此后即无由再到其地。嘉庆中重游南屏，尚闻汪氏要出售此园，后亦不知果易主否，亦不知何时废为平地。窃谓南北山亭馆之美，古迹之多，无有出此园之右者，乃转眼即鞠为茂草，今且沦于无何有之乡，幸余犹及见之，且能言之，中年以后所遇知好，则皆未曾涉此园者，亦无从与之饶舌矣。山灵有知，能无与余同此浩叹哉！
雷峰塔《临安志》云：“雷峰为郡人雷氏居之，故名。”此附会之说也。毛西河《诗话》云：“回峰以山势回抱得名，俗作雷峰，以回、雷声近致误，宋有道士徐立之筑室塔旁，世称回峰先生，此明可验者。”按李卫《西湖志》云：“《六书正讹》，{回}古作回，小篆加雨以别之。据此，今回转之回，即古{回}字，故回峰亦作{回}峰，《临安志》竟作雷峰，且云雷姓所居，其说固未合，但毛奇龄以为回、雷声近致误，则亦未明古字通用之义也。”至峰之有塔，建自吴越王妃黄氏，亦名黄妃塔，或以语音致讹，呼为黄皮塔，始以千尺十三层为率，以财力未充，姑建七级，后复以风水家言，止存五级。塔内以石刻《华严经》围砌八面，岁久沈土，明人有掘得者，小楷绝类欧阳率更书。又塔下有金铜罗汉像一十六尊，各长数丈，寻则吴越时僧道潜请移供净慈寺内，即今五百罗汉堂之缘起也。俗传西湖有白蛇、青蛇两妖镇压塔下，前明嘉靖时，塔有黑烟搏羊角而起，喧传两妖吐毒欲出，迫视之则聚虻耳。塔旧有重檐飞栋，窗户洞达，后毁于火，惟孤标岿然独存，陈仁锡评为老苍突兀，如神人笏，李流芳则曰，此古醉翁也，均足供诗料矣。
保ㄈ塔西湖之宝石山，巍石如甑，即《隋书地理志》之石甑山也。宝ㄈ塔在其巅，吴越时初建，凡九级，宋咸平间僧永保重修，减去二级，以后屡毁屡建，皆至七级而止。杭州旧志云，永保有戒行，人称之为师叔，因亦呼塔曰保叔。《涌幢小品》云，钱王弘ㄈ入觐，留京师，百姓思望，乃筑塔，名保ㄈ。然以士民直呼君长之名，似于情事不近。《霏雪录》云，原名宝所，俗讹保叔。宝所之义亦不可解。惟毛西河《诗话》云：“保叔者，宝石之讹，盖以山得名者。”近之。明人闻起祥云，湖上两浮屠，宝石如美人，雷峰如老衲。即指宝ㄈ塔也。
大佛殿宝石山之麓，有秦皇缆船石，相传秦始皇东游泛海，舣舟于此。谓西湖旧通江海，故可舣舟，语殊荒诞。宋僧思净就石镌佛，故亦名石佛山，构殿覆之，后毁于火。明永乐间重建，额曰大佛禅寺。佛祗半身，而大已塞殿，余数过西湖，闻人言而伟之，今秋始获瞻仰。忆十余年前过州大佛寺，观尉迟鄂公就山石所凿大佛，则十倍于此，曾有诗纪之云：“古石佛镇崇，鄂国英姿信手刂。
要与大千增岸异，普教丈六让庄严。地当履迹遗墟壮，景称凌烟杰阁嵌。却忆真兴坡老句，古人作事信非凡。“同一大佛寺，而欲移彼诗以就此题，乃一字不可假借，亦可笑也。
理安寺余来往杭州，必过西湖，熟闻理安之胜，而未得一涉足为恨。丁未秋，始与固莲溪将军、赵蓉舫学使因看桂花，由满觉陇、杨梅坞肩舆直达理安，一路皆深林茂竹，又值积雨之后，从流水声中延缘而上，尤为胜绝，昔人诗所谓“湖山浅而媚，此地独深幽”者也。寺在理安山之麓，明僧契灵卓锡于此，得古法雨泉，遂以法雨自号，缚茅孤楼（疑为“栖”），有虎穴，感之他徙，郡士多为诗扬之。
泉在寺左法雨岩下，自石脉中滴沥下溜，洒空成雨，盖数百年不断于兹矣。寺之最后最高处为松颠阁，有董文敏书扁，地据全寺之胜。忆阅《西湖游览志》，言此阁之后更有符梦阁，契灵尝梦一僧云：“此处虽佳，更有佳处。”引至其地，顾而乐之。迟明，缘萝而上，宛符梦境，因凿壑开基焉。今寺僧不能言其事，或径路艰阻，懒于导游欤？余在京师时，熟闻人言，觉罗桂文敏公及歙县曹文正师，俱系理安僧度世，今松颠阁柱有文敏弟杏农观察桂菖一联，跋语甚悉，故余诗末联云：“果否真灵关位业，清凉亭下一盱衡。”即纪其事也。
秋涛宫余屡泊舟钱唐江边，或六和塔下，榜人辄有避潮之事，每潮至时，试向船头探望，则一线银涛，截江而过，舟中即震撼不安，或来在夜间，则合江喧腾，人声船声鼎沸，推窗窃视，惟见一片茫茫，不两时许已达富阳城下，然则皆值小潮时也。忆嘉庆己未正月初三，曾肩舆走武林城中，于桥上望见城外大江中，如十万玉龙排涌而过，为之目骇神驰，间尝为杭人述之，据云，此数十年前事，近来潮小，虽以大潮期内，亦不能有此奇观。余问潮小之故，则曰：此自关地脉之衰旺，从前杭州有“火烧雷峰塔，沙壅钱唐江”之谚，今皆应之，殆非偶然也；今年寓居城西三桥址，八月初三日，同人邀上吴山，为观潮之会，初饮于延庆山房，旋至城隍庙门外候潮，值潮迟来而客早散，未畅所欲观而去。满拟于十八日直赴江岸一观，佥曰观潮之地，以秋涛宫为最胜，惟其日为潮神生日，城中各官必来致祭，上下人多，未免喧挤，不如前一日往观，亦在大潮期内也，遂定于十七日，挈恭儿、敬儿、婉蕙子妇、俦年八孙，于午后往秋涛宫前楼。坐待移时，而对江极远处，忽起红白数道，白即潮痕，红是为斜阳所衬，瞬息间变为银山万道，杂Ш而至，倏在眼底，楼前栏槛俱若有动摇之形，楼上人无不失色者。时江中有弄潮十余船，忽出忽没，尤堪震骇，未几而岸土崩颓，水变黄色，而潮已过矣。此潮直趋此地，而此楼适压其冲，若稍高一二尺，鲜不为潮所打者，闻极大之潮，亦不过至楼下短墙而止，从无逾墙而入者，殆有神道主持其间，而当时择地构造之工，不可谓非神之默相也。余有诗纪之云：“候潮门外候潮来，临水奇观第一回。万顷云涛驰阵马，满江冰雪杂晴雷。居高但说凭轩稳，狎视终非作楫才（谓江中弄潮各小舟）。东望茫茫龛赭畔，更堪妖蜃起楼台。”“近说秋涛欠大来，钱唐岸上几低回。谁知泼眼仍如雪，何处闻声不似雷〔近年浙潮不旺（原误为”望“），而此次却大如往时〕。往复自应随地转，燮调端望出群才。归心正拟乘潮发，直溯桐江上钓台。”
潜园武林城中，潜园之名颇著，其地在下段最远，屠琴坞太守倬得余姚杨孝廉别业而增筑之。园中湖石最多，清池中立一峰，尤灵峭，郭频伽名之曰鹭君。道光间此园归范吾山观察玉琨，今年秋始自邗江挈眷来居，与余有导游西湖之约，值余以就养东瓯别去，犹殷殷以来春为期也。吾山口不言诗，而诗甚清丽，尝有《赋鹭君诗》一首云：“窗前有石何亭亭，频伽铭之曰鹭君。当时得者潜园叟，太息主客伤人琴。此石之高高丈五，四面玲珑藏洞府。峭然独立波中央，但见群峰皆首俯。瘦骨峻峭莫傲人，羽毛为累失秋林。何日出山飞到此，不辞万里同归云。石乎石乎，既不油然出云沛霖雨，空老荒山吾与汝。安心且作信天翁，莫羡穷衔腐鼠。”吾山有修防之功，而怀才被斥，此诗殆借物以抒兴也。
苏小小墓特鉴堂将军于西湖修治苏小小墓，建亭其前，题曰“慕才”，好事者竞歌咏之，而于苏小小之人，实未深考也。按苏小小有二，一为南齐人，见何{艹还}《春渚纪闻》，南齐名倡也，墓在钱唐县廨舍后，考旧县治在钱唐门边，距西泠桥不远，似即今之苏小小墓。一为宋人，见郎仁宝《七修类稿》，云苏小小，钱唐名倡也，容俊丽，工诗词。姊名盼奴，与太学生赵不敏款洽二年，赵益贫，盼奴周之，使笃于业，遂捷（原误为栖）南省，得官，授襄阳府司户，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赵赴官三载卒，有禄俸余资，嘱其弟赵院判分作二分，一以与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谋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钱唐，有宗人为杭ヘ，托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前没矣，小小亦为于潜官绢事，系厅监。ヘ遂呼小小诘之曰：“于潜官绢，汝诱商人百匹，何以偿之？”小小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赐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ヘ喜其言婉顺，因问：“汝识襄阳赵司户耶？”小小曰：“赵司户未仕之日，盼奴周给之，后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ヘ曰：“赵司户亦谢世矣，遣人附一缄及余物一罨，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缄。”乃拆书，惟一诗云：“昔时名妓镇东吴，不恋黄金只好书。试问钱唐苏小小，风流还似大苏无？”小小默然，ヘ令和之，和云：“君住襄阳妾住吴，无情人寄有情书。当年若也来相访，还有于潜绢事无？”ヘ乃尽以所寄付之，力主小小归院判偕老焉。此则宋之苏小小也。元人张光弼诗云：“香骨沉埋县治前，西陵魂梦隔风烟。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最可怜。”注：“坟在嘉兴县前。”朱竹坨先生遂据此力辨苏小小墓在秀州，而以钱唐之墓为附会，盖尚不知钱唐名倡原有两苏小小，杭、嘉之墓，不妨各得其一也。
长丰山馆长丰山馆在涌金门外湖边，郡人朱彦甫中翰得王氏别业而扩充之，盖其先世居休宁之长丰里，故即以名其园，以示无忘故土，其实远近游客但呼之为朱庄。
园中亭沼鲜明，花竹秀野，有搴云楼尤佳，南北高峰，六桥烟柳，皆在眼底，实游湖者第一好座落也。余于去夏，为特鉴堂将军招同杨飞泉太守鹤书、甘小苍邑侯鸿，暨三儿恭辰，饮于朱庄之水木明瑟轩中，纪以诗云：“郊小队碧波湾，画里楼台一再攀（三日前甫到此）。邂逅客星依上将，招邀循吏话乡关（将军本吾闽驻防，杨与甘亦皆闽人）。雄谈不觉花皆舞，纵饮浑忘鬓已斑。漫说镜中缘偶聚，天教此会重湖山。”家楚香中丞极赏此作，而尤以结语为壮丽称题。今年长夏雨后，赵蓉舫学使招同固莲溪将军、蒋誉侯司业元溥、冯小亭编修培元，泛舟湖上，作竟日之游，午后饮于朱庄，余亦有诗纪之云：“镜中一棹泛初阳，收尽山光与水光。难得五君闲里集，来同六月雨余凉。灵峰突兀增心赏（灵蜂寺观寺僧所藏书画），古洞阴森靳坐忘（紫云洞极深肃，入其中，不知是暑月，是日游女如云，故不能驻足即去）。长日浪游不知倦，更寻明瑟好湖庄。”“上将星明对斗魁，双双仙客引蓬莱。仗君邂逅成高会，愧我追随是散材。肯以佳游付萍水，须知古谊重岑苔。名流胜践齐珍重，但为催诗首重回。”按前后三诗，同人皆有和韵，而蓉舫句云：“元戎小队原儒雅，仙侣同舟并轶材。”隐括将军、司业、编修三公，举重若轻，群推妙手。莲溪句云：“兴至偶然诗脱稿，时平一任剑生苔。”押苔韵，新颖而自然，且妙是本色语，此皆可入《西湖诗话》者也。
案牍文字恭儿初登仕版，于案牍文字未谙处，间以质余，而余则早如退院僧，不能随叩而应，行箧无书，即有书亦懒于寻检，惟随所问就所知而条答之，其问所不及者，姑舍是，知而不能宣之于笔者，亦不及详也，姑附于丛谈之后云尔。
△功令《史记。儒林传》云：“余读功令，至广厉学官之路。”谓学者课功，著之于令也，今人率用此二字，以为公家之令，则不知起于何时。
△令甲戴埴《鼠璞》云：“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汉宣帝诏，令甲，死者不可复生。《江充传》注：令乙，骑乘车马行驰道中，没入车马。章帝诏，令丙，棰长短有数。当时各有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人以法律为令甲，非也。”按《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云：“令甲称其忠。”如淳《汉书》注云：“令有先后，故曰令甲、令乙、令丙。”此即戴说所本。然《宋史。杨时传》：“凡元之政事，著在令甲。”则已如今人之称令甲矣。
△公文《三国志。赵俨传》：“公文下郡。”《北史。苏绰传》：“所行公文，绰皆为之条式。”今人上行下行之件，亦同此称。
△文书《汉书。刑法志》云：“文书盈几阁。”《中论。谴交篇》云：“文书委于官曹。”《世说。政事门》云：“何骠骑看文书，谓王、刘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按今之文书，古亦谓之官书。《周礼》：小宰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书以赞治”。注云：“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
△照得《朱子文集》云：“公移卷中，每用照对二字，如照对《礼》经，凡为人子，不畜私财。又云照对本军，去年交纳人户云，多不胜举。间用照得者，惟约束侵占膀，及别集委官收采革米船隐瞒之条而已。所云照对，盖即契勘之义，照得则照对得之省文也。”按今公移皆用照得，盖自宋已然，而无有用照对者。
△须至《朱子文集》云：“公移榜帖末，多用须至字，如云须至晓示者，须至晓谕约束者，看定文案申状，亦云须至供申者。”翟晴江曰：今公文中，以此为定式，问其义则无能言之者。据《欧阳公集相度铜利牒》云“无至误事者”，《五保牒》云“无至张皇卤莽者”，亦俱用之篇末，大抵戒之曰无至，劝之曰须至，其辞仅反正之间耳。
△伏惟林之奇《尚书解》云：“如今人言即日伏惟尊候之类，使古人闻之，亦不知是何等说话。”按汉乐府《焦仲卿妻》诗：“伏惟启阿母。”《北海相景君碑》：“伏惟明府，受质自天。”则汉以来即用之矣。
△施行《能改斋漫录》云：“今朝廷行移下州县，必云主者施行，本《后汉。黄琼传》语也。”《史记。萧相国世家》：“便宜施行。”《汉书。京房传》：“考功事得施行。”今皆用之。
△甘结《续通鉴》：宋宁宗时禁伪学，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并于奏牍前具甘结，申说并非伪学之人云云。甘结二字，似始见此。
△遵依今之遵依，即古之服辨也。《元典章》：“凡府司官对众审讫，必取服辨文状。”按今律仍有狱囚取服辨条，注：“服者心服，辨者分辨。”近易其名曰遵依，则有服而无辨矣。
△移《汉书。公孙弘传》：“移病免归。”注云：“移书言病也。”《后汉书。
光武纪》：“置僚属，作文称。”注引《东观汉记》云：“文书移与属县也。”
《文心雕龙》云：刘歆之《移太常》，“文移之首也”。
△关《文心雕龙》云：“关者，闭也。出入由门，关闭当审，庶务在政，通塞宜详。”《宋书。礼志》载文移格式，有某曹关某事云，即今所仿行也。
△准周必大《二老堂杂志》云：“敕牒‘{淮十}’字去‘十’为‘准’，或谓本朝因寇准为相而改之，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淮十}，因避‘{淮十}’而为‘准’。其实不然，余见唐诰已作‘准’，又考（原误为”收“，据《二老堂杂志》卷三改）五代堂判亦然。顷在枢密院，令吏辈用‘{淮十}’字（以上三字原缺，据《二老堂杂志》卷三校补），既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写，至今遂定。”
据此，则南宋时已通行作“{淮十}”而今仍作“准”，又不知起于何时也。
△仰今官文书，自上行下，率用仰字，或谓前明往往以台辅重臣谪居末秩，上官不敢轻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不知此字由来甚古，君之于臣，亦有用此者。
《北齐书。孝昭纪》：“诏定二王三恪是非礼仪体式，亦仰议之。”又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药等物与希夷，仰所属守令，以安车软轮迎先生，则不始于前明矣。贾昌朝有《字音清浊辨》云：“仰上声，下瞻上也；又去声，上委下也。”则不知所据何书。
△白《后汉书。钟皓传》：“钟瑾常以李膺言白皓。”按今人谓陈述事义于上曰白，是也。
△禀今人由下陈请于上之语，率用禀字，翟晴江谓禀字未见出处，非也。禀为受命之词，亦有请命之义，《书。说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非禀字之出处乎？
△申《云麓漫钞》云：“官府多用申解二字，申之训曰重，今以状上达曰申闻，施于简札曰申解，皆无重义。即如解字，古隘切，训曰除，而词人上于其长曰解，七人获乡荐亦曰得解，皆无除出之义，不知何故，”
△详《淮南子。时则训》：“仲夏之月事无径。”注：“当请详而后行也。”今由下请上之文曰详，似已肇于此。
△吊青藤山人《路史》云：“今官文书中钓、调等字俱作吊，如吊生员孝试，应作调，而作吊，吊文卷查勘，应作钓，而亦作吊是也。”《寓圃杂记》云：“官书中字，有日用不知所自而未能正者，即如查，音义本与槎同，水中浮木也，今用作查理、查勘，则有稽考之义；吊本训伤训[1234]，今用作吊卷、吊册，则有索取之义；票与忄栗同，本训急疾，今用作票帖；绰本训宽缓，今用作巡绰，此皆不得其解者也。”
△[B09D]《说文》：“[B09D]，断首倒悬也。音读若浇。”《广韵》：“汉令，先黥、劓、斩左右趾，[B09D]首，菹其骨，谓之具五刑。”按枭首之枭，依此当作[B09D]，然《汉书。刑法志》已作枭字，何休《公羊传注》亦有枭首之语（文十六年）。
△枉法史游《急就章》：“受赇枉法忿怒仇。”注云：“受人财者枉曲正法，反以为仇也。”按今之坐赃者，以枉法赃为最重，《唐书。李朝隐传》：“赃惟枉法当死。”
△处分《南史。沈僧昭传》：“国家有边事，须还处分。”《北史。唐邕传》：“手作文书，口且处分。”按此二字史传中屡见，胡三省《通鉴音注》亦甚明，当作去声，音问。白居易诗“处分贫家残活计”，刘禹锡诗“停杯处分不须吹”，皆可证。时人谓近来多误读作平声，则非此二字之谓也。处分犹今言处置，自应读去声。若今人以被吏议为处分，则自作平声，谓分别而议处之也，与上所引殊别。
△诖误今人谓因事而失官者为误，当作诖误。此二字亦甚古。《史记。陈传》：“赵、代吏人为所诖误劫略者，皆赦之。”《后汉书。寇恂传》：“狂狡乘间相诖误。”《易林。履之革》云：“讹言妄语，转为诖误。”皆作诖。
△发觉《汉书。高帝纪》：“吏有罪未发觉者赦之。”《淮南子。泛论训》：“县有贼，大搜侠者之庐，事果发觉。”《后汉书。梁松传》：“数为私书请托郡县，发觉免官。”今官文书中犹习用此。
△辞讼近人称讼狱为辞讼。《汉书。薛宣传》：“辞讼者历年不至丞相府。”《三国志。杜畿传》：“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令归谛思之，自足少有辞讼。”
△告示古之条教号令，今统谓之告示、《荀子。荣辱篇》：“仁者好告示人。”
《后汉书。隗嚣传》：“腾书陇、蜀，告示祸福。”则其来亦古矣。
△邸报《宋史。曹辅传》：“政和后，帝多微行，民间犹未及知，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辈，七赐临幸’语，自是邸报闻四方。”邸报二字，见史始此。然《唐诗话》：韩家居，有人叩门贺曰：“邸报制诰阙人，中书荐君名，已除驾部郎中、知（此字原缺，据尤袤《全唐诗话》卷二校补）制诰矣！”则唐时已有邸报之名矣。
△花押《东观余论》云：“唐时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是除署名上奏之外，皆得用草，即花押也。《魏书》言崔元伯尤善行押之书，特尽精巧，《北齐。后主纪》言连判文书，各作花字，不具姓名。后人遂合二文，名之为花押，唐彦谦诗“公文持花押，鹰隼驾声势”是也。
△舞文弄法《史记。汲黯传》：“张汤好兴事，舞文弄法。”又《货殖传》：“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北齐书。孝昭帝纪》：“廷尉、中丞执法，所在绳违，按罪不得，舞文弄法。”《梁书。武帝纪》：“求谠言，诏舞文弄法，因事生奸。”
则此四字由来久矣。
△先斩后奏《后汉书酷吏传序》：“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注云：“先行刑后闻奏也。”此即今人所谓先斩后奏者，今各直省督抚，遇重犯有先请王命即行正法之条，亦可谓之先斩后奏，即古人之先行后闻矣。
△谩上不谩下《宣政杂录》载，靖康初，民间以竹径二寸，长五尺许，冒皮于首鼓之，因其制作之法，谓曰：“谩上不谩下”。按此语不甚分明，今人有“瞒上不瞒下”
之语，似即本此，而以瞒为谩。
△刁风桂未谷曰：“今之善讼者，谓之刁风。”此字循习不察久矣。《史记货殖传》：“而民雕捍。”《索隐》云：“言如雕性之捷捍也。”吏胥苟趋省笔，以刁代雕耳。
△六曹今上下衙门，皆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房。《群碎录》云，此为六曹，相传为宋徽宗所设，是也。若《文献通考》言政和初，改各州推、判、参军为士、户、仪、兵、刑、工六曹掾，则为今经历、照磨之属，非吏胥矣。
△门子今世官廨中有侍僮，谓之门子，其名不古不今。《周礼》：“正室谓之门子。”
注云：“此代父当门者，非后世所谓门子也。”《韩非子亡征篇》：“群臣为学，门子好辨。”注云：“门子，门下之人。”此稍与侍僮相近。《唐书李德裕传》：“吐蕃潜将妇人嫁与此州门子。”《道山清话》：“都下有卖药翁，自言少时曾为尚书门子。”则竟属今所谓门子矣。
△八字例服官不能不读律，读律不能不读例，例分八字，则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之义，不可不先讲求也。以者与实犯同，谓如监守贸易官物，无异实盗，故以枉法论，并除名刺字，罪至斩绞并全科。准者与实犯有间矣，谓如准枉法准盗论，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皆者不分首从，一等科罪，谓如监临主守职役，同情盗所守官物，并赃满数，皆斩之类。各者彼此同科此罪，谓如诸色人匠，拨赴内府工作者，若不亲自应役，雇人冒名，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一百之类。其者变于先意，谓如论八议罪犯，先奏请议其犯十恶，不用此律之类。及者事情连后，谓如彼此俱罪之赃，及应禁之物，则入官之类。即者意尽而复明，谓如犯罪事发在逃者，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类。若者文虽殊而会上意，谓如犯罪未老疾，事发时老疾，以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老疾者亦如之之类。
戒石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此相传是宋乾德三年，敕郡国各立戒石碑，上勒“尔俸尔禄”云云十六字，盖采蜀孟昶之辞也。《容斋续笔》载孟昶全辞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意，道在七丝。驱蝗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但语皆不工，惟经表出者，词简理尽。按《玉海》载绍兴二年六月，诏有司摹勒黄庭坚所书太宗《戒石铭》，遍赐守令，重刻之廷石，《示儿编》亦以为太宗，而《雅俗稽言》又以为真宗，要皆以为采取孟蜀之言，惟《集古录》以为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见其辞。明皇择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新戒刻石，所谓新戒者，即明皇之所颁，与孟蜀之语无涉。至《七修类稿》又载至元癸巳浙中《戒石铭》，别有四句云：”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此十六字，则更不知所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