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天地玄黄》，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重庆《新华日报》。
一九四一年在重庆的一大部分做诗的人不期然地把旧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立地便得到普遍的响应。但只公开地纪念了一年，以后便只好由少数人静悄悄来举行纪念了。原因是文运大员指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张道藩等人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拼凑的文化工作运动委员会的人员。不高兴这个举动，据说是，节日很多，为什么要把端午定成诗人节？诗人很多，为什么要纪念屈原？在这前后关于屈原也就展开了政治上的斗争。有的人说，屈原那样的人根本值不得纪念的，恃才扬己，诽谤当道，而终于独善其身，消极自杀，这样狂诞偏激的人，在我们目前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当然在今天还要来纪念屈原的人，也就是狂诞偏激之徒，有意恃才扬已，有意诽谤当道，而最好是跟着屈原消极自杀，也就乐得干净的了。太不安分了，公然要纪念屈原！
我自己就是这不安分的一个人，而且也就是被人们最希望我赶快自杀的一个。然而我的不安分却真是到了家，对于屈原的一切我都喜欢，而独于不喜欢他的自杀，因此要想我跳进扬子江或黄浦滩，那恐怕就只好等待“自行失足落水”了。
真的，除掉自杀这一点之外，我对于屈原的一切，可以说都是喜欢的。首先我喜欢他是尊重人民的人，例如他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哀心。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第一、二句见屈原《离骚》第三句见《哀郢》，第四句见《九章·抽思》。
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流涕，而天恨人，而克制自已，不作逃避现实的隐遁，试问不是真正尊重人民、爱护人民，而且这尊重爱护之念既深且切的人，谁个能够这样？屈原无疑是一位政治性很浓重的诗人，而他的政治观点就是替人民除去灾难，对内是摒弃压迫人民的吸血佞幸，对外是反抗侵略成性的强权国家，要依人民的意见来处理国政，团结善邻，对于强权拒绝屈膝。这无论怎么说应该是相正确的主张，然而却为当时的当道所不容，而采取了相反的道路以致“民离散而相失”语见屈原《哀郢》。就在屈原在世的当时几几乎到了国族沦亡的惨痛。他是爱国爱民的人，你叫他怎么能不诽谤，能不怨望？爱得深便恨得切，他的诽谤和怨望，要使千载的大员们都感觉着震恐，这是理所当然，而在今天一些不安分的人要崇拜他，唉，那也就是势所必然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的诗形式。那完全采取的是民歌民谣的体裁，而把它扩大了，更加组织化了。他所创造的“骚体”以“兮”字的反复出现为其特征，这本来是古代民歌民谣的唱诵口调。在今天读音变了，虽然显得文诌诌，甚至文人的别名也就叫作“骚人”，但假如懂得古音去读，那秘密便立地解释了。“兮”字古音是读如“啊”，这是清代音韵学者孔广森的一个发明。晓得了这个发音，你去读《楚辞》以及凡有“兮”
字的古歌谣，便可以知道那完全是和言语近亲的音调。跟着你也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便是在《诗经》中属于庙堂文学的《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等何以不用“兮”
字（用者极少），而属于民间文学的《国风》，何以多用“兮”字了。跟着你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便是用“兮”字的民间歌谣是无分南北的，以前的人认《楚辞》为南方文体，不同于北方的“雅”、“颂”，从地域上来解释二者的差异，那完全是错误的见解。《楚辞》与“雅”，“颂”的不同是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不同。《楚辞》式的平民文学在北方也有，“雅”、“颂”式的贵族文学在南方也有。前者有《国风》及其它古歌谣可证，后者有徐、楚、吴、越的有韵的钟鼎铭文可证。
从这两方面来考察，我们便可以看出屈原的伟大，他的诗意识是人民意识，他的诗形式是民间形式，他是彻内彻外的一个人民诗人。他要享受两千多年来的民族崇敬，那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今天的诗人们正是意识着要遵守这样的道路。屈原在诗人们的心中便形成了庄严的形象，而把相传是他的死日的端午节，由人民的节日更规划为诗人节，而加以双重的纪念，那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无可否认，屈原是成为了一个偶像。他是人民意识的形象化，人民文艺的形象化。这样的偶像，不仅不应该打倒，而且也没有方法打倒的。屈原在生前虽然受着迫害而终至于自杀，但他死后两千多年，人民一直都没有忘记他。愿与人民为敌的人，觉得这个偶像是眼中钉，要想用政治的力量来加以再毁灭，那只是徒劳的幻想。诗人节在今年，又全国规模地复活了，这对于那些文运大员们的反抗，不是的首朗诵诗式的宏亮一回答吗？
但也有一种与政治的逆流无直接关系的偶像破坏的主张，那便是“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崭新学说的出现。这学说在三年前在成都纪念诗人节的时候，由孙次舟教授在纪念会的演说上公开发表了。孙先生是一位学者，他是以一位史学家的立场来发表他的新说，也和十几年前胡适发表他的屈原是虚构人物说一九二一年六月，胡适在一次读书会的讲演中提出屈是否真有其人的怀疑。后整理成《读<；楚辞>；》一文，收入一九二四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二集一卷。一样，在孙先生本人可能没有什么政治的意义。
不幸孙先生的新说，恰好发表在政治逆流激荡的时候，仿佛就和大员们在相呼应的一样，要摧毁这个人民意识的形象，人民文艺的形象，因而便遭受到剧烈的反击。这可以说是孙先生的不幸。今天让我们平心静气的来检讨孙先生新说的根据吧。
原文不在手边，恕我不能作详细的征引，大体上的论证是这样的。在古希腊、罗马凡是从事于文艺工作的多是奴隶，中国古时也有这种倾向，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故如汉代的司马相如、东方曼倩之流是文学弄臣，而在秦前如淳于髡是齐之赘婿，宋玉是楚之小臣，和倡优之为弄臣，实在是并无差别。屈原是文学之士，已然逃不脱这样的命运，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离骚》，把君臣的关系比成男女的关系，而叙述自己的身份时如妇人女子。例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大有搔首弄姿之态。这就足证屈原不仅是一位文学奴隶，而且是楚怀王的一位男妾了。这样的一番偶像破坏实在是相当彻底。假如纯粹出诸感情来加以反讥，实在是不能使孙先生心服，而且也不能解决问题。因此继孙先生之后也就有闻一多的《屈原问题》出现（《中原》杂志二卷二期），闻先生承认孙先生的说法，但加了一个转语，便是屈原诚然是文学弄臣，但他能够革命，所以愈见值得崇敬。这问题似乎也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的确，那样崇高的一位革命文学家，他的身份本来是一位弄臣，比起本来是一位贵族的来，似乎更值得尊敬了。不过我嫌这个说法，论证依然不够。
在奴隶社会里面搞文艺的多是奴隶，而不必都是奴隶。屈原是楚国的贵族三闾大夫，毕竟和淳于髡、宋玉等不同。问题应该在“蛾眉”与“善淫”这样的字面了。《诗经·卫风》里有“螓首蛾眉”是形容卫庄姜的容貌的，后世辞人便把这样的字面作为了形容女性的专词，但在古时这样的字面还没有这样特殊化的时候，应该可以有更广泛的使用的。女子的眉毛秀丽，就跟蛾子的那样，自然可以称为“蛾眉”；男子的眉毛秀丽，也就跟蛾子的那样，难道就不可以称为“蛾眉”吗？古人质实，自己美就说自己美，美得怎样就说美得怎样，我们不能因为屈原自述“蛾眉”，便断定他自比女子。善淫的谣诼倒应该和宫廷的女性有关的，特别是那位宠姬郑袖，我倒感觉着她对于屈原这位美男子起过野心，唯因野心不遂；后来才加以反噬。《卜居》《楚辞》篇名。东汉王逸注为屈原所作，近世研究者多有怀疑。里面不是透露了这个消息吗？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这位“妇人”，不应该是泛无所指。因此我感觉着屈原是文学弄臣，甚至是龙阳之说，证据不够。并不是想在这儿替屈原争身份，只想求其真实。假使真是一位文学弄臣而能怀抱着那样强烈的人民意识，这比本来是贵族的还要难于说明，因为那样的见解是过于以意识决定存在了。
1946年5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