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二年四月，言者论其本因奸党论荐得宫，虽尝明正罪罚，而叙复过优；已追所复官，又云叙复过优，亦未详。今复着书，非毁朝政。于是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语录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而尹焞、张绎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先生于是迁居龙门之南，止四方学者曰：「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见语录。
五年，复宣义郎，致仕，见实录。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其后寝疾，始以授尹焞、张绎。尹焞曰：「先生践履尽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读玩味，即可见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者，观此足矣。语录之类，出于学者所记，所见有浅深，故所记有工拙，盖未能无失也。」见语录。
大观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见实录。于疾革．门人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道着用便不是。」某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见语录。一作门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党事起，不与先生往来，及卒，亦不致尊。」
初，明道先生尝谓先生曰：「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见语录。侯仲良曰：「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踰月而归，语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游定夫 、杨中立来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云深尺余矣。其严厉如此。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盖其学已到至处，但于圣人气象差少从容尔。明道则已从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于元佑闲，则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没，昔之门人高第，多已先亡，无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尝谓张绎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见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学，本于至诚，其见于言动事为之闲，处中有常，疏通简易，不为矫异，不为狷介，宽猛合宜，庄重有体。或说匍匐以吊丧，诵孝经以追荐，皆无此事。衣虽紬素，冠襟必整；食虽简俭，蔬饭必洁。太中年老，左右致养无违，以家事自任，悉力营办，细事必亲，赡给内外亲族八十余口。」又曰：「先生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能。」谢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处大事，必不动色，指顾而集矣。」或曰：「人谓伊守正则尽，通变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谢子曰：「陜右钱以铁，旧矣，有议更以铜者，已而会所铸子不踰母，谓无利也，遂止。伊川闻之曰：『此乃国家之大利也。利多费省，私铸者众；费多利少，盗铸者息。民不敢盗铸，则权归公上，非国家之大利乎？』又有议增解盐之直者。伊川曰：『价平则盐易泄，人人得食，无积而不售者，岁入必倍矣，增价则反是。』已而果然。司马公即相，荐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将累人矣。使韩、富当国时，吾犹可以有行也。及司马公大变熙、丰，复祖宗之旧，伊川曰：『役法讨论，未可轻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数年纷纷不能定。由是观之，亦可以见其梗概矣。』
祭文张绎
鸣呼！利害生于身，礼义根于心。伊此心丧于利害，而礼义以为虚也，故先生踽踽独行斯世，一作于世。而众乃以为迂也。惟尚德者以为卓绝之行，而忠信者以为孚也；立义者以为不可犯，而达权者以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与道合，一作道会。泯然无际。无欲可以系羁兮，自克者知其难也；不立意以为言兮，知言者识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犹有伦；无声无臭，夫何可亲？鸣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为病兮，此心终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惟，一作维。以为高兮，日月以为明也；春风以为和兮，严霜以为清也。
在昔诸儒，各行其志；或得于数，或观于礼；学者趣之，一作趋之。世济其美。独吾先生，淡乎无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
自某之见，一作某等受教。七年于兹；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亲其临我兮，夫子其成之。欲报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见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绘于丹青者有七分之仪。七分之仪，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犹或可推。而今而后，将筑室于伊、雒之滨，望先生之墓，以毕吾此生也。一无吾字。
鸣呼！夫子没而微言绝，则固不可得而闻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而百物生。惟与二三子，一本无此五字，有「益当」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为未亡也。鸣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后见；先生之行，不待诔而后征；然而山颓梁坏，何以寄情？凄风一奠，敬祖〔一〕于庭；百年之恨，并此以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人党，无敢送者，故祭文惟张绎、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马至者，视之，邵溥也，乃附名焉。盖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后。又按：语录云：先生以易传授门人曰：「只说得七分，学者更须自体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语云。
奏状（节略）胡安国
伏见元佑之初，宰臣司马光、吕公着秉政当国，急于得人，首荐河南处士程颐，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韦布，超居讲筵。自司劝讲，不为办辞，解释文义，所以积其诚意，感通圣心者，固不可得而闻也。及当官而行，举动必由乎礼；奉身而去，进退必合乎义。其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出诸儒之表，门人高第，莫获继焉。虽崇、宁闲曲加防禁，学者向之，私相传习，不可遏也。其后颐之门人，如杨时、刘安节、许景衡、马伸、吴给等，稍稍进用，于是士大夫争相淬厉。而其闲志于利禄者，托其说以自售，学者莫能别其真伪，而河、洛之学几绝矣。
壬子年，臣尝至行阙，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学，近日盛行。臣语之曰：「伊川之学，不绝如贱，可谓孤立，而以为盛行，何也？岂以其说满门，人人传写，耳纳口出，而以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门人妄自标榜，无以屈服士人之心，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夫有为伊、洛之学者，皆欲屏绝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臣窃以为过矣。
夫圣人之道，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此诚不可易之至论也。然中庸之义，不明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其义可思而得。不然，则或谓高明所以处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为二途，而其义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论也。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不然，则或以六经、语、孟之书资口耳，取世资，而干利禄，愈不得其门而入矣。今欲使学道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是人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误乎？
夫颐之文；于易，则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原；于春秋，则见诸行事，而知圣人之用；于诸经、语、孟，则发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人德之序。然则狂言怪语，淫说鄙喻，岂其文也哉？颐之行：其行己接物，则忠诚动于州里；其事亲从兄，则孝弟显于家庭；其辞受取舍，非其道义，则一介以不取与诸人，虽禄之千钟，有必不顾也。其余则亦与人同尔，然则幅巾大袖，高视阔步，岂其行也哉？
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贤，微仲尼，则西山之饿夫、东国之黜臣尔。本朝自嘉佑以来，西有邵雍、程颢及弟颐，关中有张载。此四人者，皆道学德行，名于当世；会王安石当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东国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
今雍所著有皇极经世书，载有正蒙书，颐有易、春秋传；颢虽未及著述，而门弟子质疑请益答问之语，存于世者甚多，又有书疏铭诗，并行于世，而传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挥，下礼宫讨论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号，载在祀典，以见圣世虽当禁暴诛乱、奉词伐罪之时，犹有崇儒重道、尊德乐义之意；仍诏馆阁裒集四人之遗书，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于学者传习。羽翼六经，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说者不得乘闲而作，而天下之道术定，岂曰小补之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