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宰相宋-又建议严禁私铸恶钱。他派监察御使肖隐之出使江、淮，督责严禁。私铸者以成色较好的上青钱输入官，小者恶钱皆沉于江中，以免罪责。由于过急过严，反使市井萧条，物价腾贵，使官吏、百姓怨声载道。玄宗只好把肖隐之免官降职，宋-亦因此罢相。诏令加铸官钱，禁卖铜、锡，禁造铜器。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初置钱监，加铸“开元通宝”钱，私铸有所收敛。其后，私铸之风又烈，江、淮以广陵、丹阳、宣城尤甚。私铸之风久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是：京师权贵争相去江、淮取私钱，舟车相属，运抵长安，用以购物，官用私钱，实际上是在鼓励私铸。另一原因是：官钱一枚可当偏炉私钱七八，富商巨贾收藏官钱以换江、淮私钱，运往各地冒充官钱，从中牟利。私钱假币的需求量愈大，私铸恶钱者也就愈多，私铸伪市竞多至数十种，以至有的轻脆易坏，有的不成钱形，使黎民百姓深受其害。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铸钱内作使判官韦轮针对杨国忠征用农夫铸钱，督非所习，费力无功，建议重价雇请，悬市招募本色工匠铸造官钱。这时，唐朝计有铸钱官炉九十九座，绦州三十，扬、润、宣、鄂、苏等州皆十，益、郴两州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年铸钱三千五百婚，工匠三十人，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成本耗费七百五十文，政府获利百分之二十五。至此，所费与所得成为国家独占的经济事业，成为收入的一部分，币值也趋向稳定。（见《新唐书》卷54《食货志》）
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了巨大破坏，军费支出浩大，国家经费严重不足。
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第五倚为了解决国用不足，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后又铸重轮乾元重轮钱，以一当五十。结果货币贬值，货价腾飞，斗米价至七千，钱皆虚值，饿死者陈满于道路两侧。而京师几乎人人私铸，溶大钟，毁佛像，皆铸私钱，违者甚众。京兆尹郑叔清严捕私铸者，酷刑拷打，打死八百多人。第五琦币制革新，招致民怨沸腾，成了造乱添乱，一着不慎，全盘皆失，弄得罢官撤职，多年不得翻身。
刘晏新加铸钱使，还能重蹈第五琦的复辙吗？刘晏统辖区域内有官炉五十座，工匠约一千五百人。刘晏领江，淮盐铁租庸，商人可以其它物品交纳盐税，粜籴也可用其它土特产购买。他采取的方针是任意交纳。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物品是重粗贱弱之货，输至长安，不足抵运费。如连运费加起来出售，又会造成价格上扬。刘晏则把这些货物积之江、淮，进行换卖，易成铜、锡、薪、炭，就地在官炉广铸钱岁得十余万贯，输入长安和扬、荆二州，自此钱币日增。（见《新唐书》卷54《食货志》）史书记载，是“输入京师和扬、荆二州”，无疑增加了货币总量，进入流通领域。这些措施，对于安史之乱后，稳定币值，平抑物价，起到积极作用。他吸取第五琦铸大钱、贬币值的教训，使社会安定，人心稳定，使国家经济渐渐衰而复兴。德宗继位后，刘晏被杨炎构陷冤杀，铸钱即遭破坏。原因大概是实行两税法，国家主要津力放在征收税赋上，而对于从管理上津打细算地点点滴滴增财的措施不免疏漏忽视。刘晏被冤杀约半年之后，户部侍郎韩洄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九月上书德宗，请罢江、淮七个钱监，理由是亏本的买卖不做，每铸千文，输送京师，转运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钱的一倍。其实，这是被夸大的统计。刘晏每铸千钱，市场价成本是七百五十，如果再加上以粗重贱弱之货换取的铜、锡、薪、炭和就地铸造的低成本核算，国家得利远远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由于刘晏掌管铸钱达十余年，铸币成色好，币值稳定，物价下跌，又出现了铜贵钱贱的问题，私钱之风停息，私销私毁日增。销千钱，可得铜六斤，铸为铜器，每斤铜计得钱六百文，销千钱得利三千六百，几乎有三倍之利，江、淮地区尤为严重。此后相当时期，多次颁布禁止销钱铸器的诏令，但收效甚微。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销钱取铜达到顶峰，以至铸钱盐铁使因人力所限，鼓铸造钱跟不上销钱铸器。特下诏在诸道观察使设置佛法，天下诸道寺庙铜像、铜钟、铜鼎之类，皆归各道巡院管辖，控制销钱铸器。同时又令州县钱坊铸钱，淮南节度使李坤奏请以天下州县名铸钱，京师铸为“京钱”，扬州铸为“扬州钱”，以此类推，大小径寸皆如开元通宝，准备更新市制，调节物价。但为期不久，李坤死于任所，武宗亦因服丹药暴崩。宣宗继位，尽废会昌之政，又广立寺庙，复而销钱铸像。直至唐朝灭亡，物轻钱重的问题也未解决。
刘晏在漕运、盐利、常平均输及铸钱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是成功的。《新唐书》卷149《刘晏传》中记述道，刘晏自至德二年（公元757年）领江、淮租庸起，特别是在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后充任江、淮盐铁转运租庸使，直至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止，前后有二十余年。他的最大特点是不触动既存政治体制进行经济改革，依靠组织管理，网罗人才，在既成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中不断完善、修整、提高，达到巩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目的。
因而，他不是政治改革家，而是经济改革家。但是，政治是经济基础的集中反映，谁能说刘晏所进行的使唐王朝由乱到治，由衰至兴，巩固了唐帝国统治的一系列改革，不是政治呢？正因为如此，他受到历代维护既存政治体制、反对剧烈政治改革人士的拥护和赞誉。
刘晏经济改革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为发展生产，益民利民而善于理财，津于理财；不是一味暴敛，不顾死活地益上损下、劳民伤民。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公正地评价刘晏是“理财常以养民为先”。新、旧《唐书》也赞誉刘晏是展其才，济其国，施其术，“富其国而不劳民，俭于家而利于众”，称他为“管（仲）萧（何）之亚”纵观刘晏一生，谓予“管萧之亚”，绝非过誉。
漕运开通，盐利稳收，商贾川流，百业渐兴，朝野上下，有目共睹。刘晏为大唐帝国光复旧业立下汗马功劳。老臣吏部尚书裴遵庆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暗自思忖，自己年迈体弱，难理政事，于是，写好辞呈，上奏代宗，恳请退职，推荐刘晏继任己职。代宗皇帝采纳其议，优待其老，任命裴遵庆为右仆射，可以坐朝听政。刘晏闻之，屡申退让，岂能让裴相公虚领官职，赋闲在家。裴遵庆性情淳正，外晦内明，老而弥谨，哪里肯依！他对刘晏说：“老夫己八十有五，还能坐享宰位，迈向百岁？吏部为百官之首，举贤荐能，升迁任免，当属重职，非你莫属。”这位老臣善于识贤荐贤，但脾气有点倔，每每荐贤，如有来谢，必以为耻。他认为，贤者本存，吏部举贤任能，当为职责。如来谢者，感恩个人，岂不公私不分，有挟私之疑？将公务变成私授，自是吏部耻辱丑行！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三月壬申，五更时分，晨鼓咚咚，百官早朝。
宣政殿内，常衮早已制好敕文，宣示门下：“献善宣美，职在纳言，录贤位能，必归冢宰。若万事之本，举得其要，一时之才，选当其实，则致理之体，昭然可见。”确是如此，录用贤能，是万事之本，应该举得其要，选当其实。
笔者以为，这篇敕文最具体、最完整地将刘晏的学识、道德、能力、业绩概括出来。敕文说刘晏的才德学识是：“时杰国桢，高才博学，超诣津理，澹然素怀，礼法之纲纪，人轮之模表，尝处台弼，以弘训范。”接着，历数刘晏的功德是：“载其清静，济我艰难，自劳于外，又竭心力。苟利于国，不惮其烦，领钱谷转输之重，资国家经费之本，务其省约，加以躬亲，小大之政，必关于虑。”指出刘晏的工作作风是：“出入农里，止舍乡亭，先访便安，以均谣役（一作”以之均节“），事绩而不乱，理简而易从，故得井赋田租，万亿及株，方舟而下，以给中都，水旱不歉，人怀共惠，可谓尽瘁事国，勤劳王家也。”还评价了刘晏的一贯谦让津神：“思有褒进，屡申退让，以官人之任，朝选无窬（音榆，越过之意），籍其参领，用镇风俗，所总勤务，一以咨之，中外兼济，固有余力，可吏部尚书，余如故。主者施行。”
（见《文苑英华》卷386《授刘晏吏部尚书制》）也许是国有艰难，对刘晏的功绩感受太深，才写得如此真实全面；也许是常衮当时野心未萌，对刘晏尚能秉公执言，才写得如此客观公允；也许是唐王朝还需要这位大小之政皆事必躬亲的总勤务大管家；也许是由乱思治，由衰思兴的众望所归使历史向刘晏倾斜；也许什么都不是，就是这样的事实。”固有余力，可吏部尚书”，一句话将沉重的担子搁在刘晏的肩头。宣敕完毕，下班退朝，宣政殿内顿时摆脱了当班列朝的惯有严肃，气氛活跃起来。一些同列向刘晏投来期望羡慕的目光，一些人却矜持微笑，眼里透出莫名其妙的妒意。
刘晏从微笑中看到众望，也从微笑中预感到不祥。改任吏部尚书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振奋，倒使他预感前程艰险，不免惶恐。朝中，元载擅权，与宦官鱼朝恩争权夺利，明争暗斗，正趋向白爇，这吏部尚书如何行权履职！
刘晏一路无语，策马向所居修行里踽踽独行。凡事皆祸福相依相随。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尤是在官本位制的士宦官场，功高必犯忌，权重必遭嫉。刘晏八岁进入仕途，深知其弊，且又无可奈何。他只想过一二年，上表代宗，恳请免官，荣退故里。他已两次申退，代宗不允，生为人臣，只能效忠。
唐王朝大乱初定，然内江不止，内斗不休，讧为争权夺利，斗则你死我活。用心刁狠险恶，手段卑鄙歹毒，必置对方于死地。刘晏官居相位，功高权重，想躲躲不开，想逃逃不脱，一股暗流悄悄而动，渐渐凝集，偷偷袭来，越过大明宫，冲向延英殿，汇聚政事堂，将把唐王朝最杰出的经济改革家、理财家刘晏无情地吞噬囗囗
注释：
（1）《唐大诏令》卷4《改元永泰赦》。
（2）《旧唐书》卷49《食货志》。
（3）《旧唐书》卷11《代宗纪》。
（4）《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
（5）《旧唐书》卷123《第五琦传》。
（6）《韩昌黎集》卷19.
（7）《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二年九月条。
（8）《全唐文》卷25玄宗《南郊推恩制》。
（9）《唐会要》卷88《仓及常平仓》。
（10）同上。
（11）《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12）同上。
（13）自“蹋地钱”始，均见《新唐书》卷54《食货志》。
（14）《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15）《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16）钱易《南部新书》及《唐诗纪事》。
（17）《新唐书》卷143《戴叔轮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