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两税法横空出世
“咚咚咚囗囗”钟鼓楼报时五更，阵阵鼓声击破了长安上空的宁静，召唤着文武百官从四面八方会聚大明宫，前往寒元殿上殿早朝。
这是历史永远值记得记载的一天。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七日，新相杨炎气宇轩昂地骑着一匹高头枣红大马，兴冲冲向丹凤门走去。
马蹄得得，杨炎骑在马上，正陷入非常之福之中。昨日上朝，上奏德宗，将国家左藏库和皇帝大盈私库重新分开。他没有想到，德宗审察其事，听纳其议，当即善从，下诏令行。朝中百官颇感德宗是那么器重杨炎，重用杨炎，欣赏杨炎。也令百官深深感到，新相杨炎敢说敢于、不惧龙颜，君臣相谐，互依互靠，照此下去，贞观开元盛世当应近渐复现。
不觉来到丹凤门前，杨炎翻身下马，怀抱象牙笛，径直向寒元殿走去。
他下决心今天要再震龙廷，一扫旧弊，上疏两税法，废除租庸调。
“皇上驾到——！”随着执事官一声高呼，德宗皇帝迈步上殿，端坐在龙椅上。
百官致礼齐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德宗扫视列朝百官，龙颜大悦，手指众臣：“各位卿家，有事即奏，无事散朝，各回所司。”
“陛下，臣有一奏。”杨炎上前两步，伏跪在地。
德宗龙颜寒笑：“爱卿平身，朕愿听其详。”
杨炎起身，手捧奏书，恳切上疏，其声朗朗，其容楚楚说道：“国家初定令式，有租赋庸调之法。至开元中，元宗修道德，以宽仁为治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浸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非得当时之实。
“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戌者多死不返，边将估宠而讳败，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至天宝中，王-洪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丁籍且存则丁身焉往，是隐课而不出耳。遂按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
“迫（音代，意待到）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谨，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调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大镇，又自给于节度、团练使，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伏诸使，诸使不能伏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缘以为坚，或公为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以万计。
“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正赋所入无几。
“吏之职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故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
“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新唐书·杨炎传》此处为：“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迨三十年。”
杨炎在朝上痛斥租庸久弊，洞察田亩变化，嫉愤贪官污吏刮民脂、吸民血，指出均田制名存实亡，税制不改则难以安天下的严峻事实。
整个朝廷鸦雀无声。德宗神色严肃，沉思良久，乃探身对问：“依卿所言，租庸旧法已坏，纲目不存，有无新法可代？”
杨炎面对唐王朝一百六十多年来赋税变化的严酷事实，果断地以变制变，以勇于创新的变革津神提出了新方案：“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谣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元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1）
杨炎一口气讲述新法实施的具体要求后，又上前叩拜：“臣疾恶其弊，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
“两税法，以一其制。”德宗不由自语，心中甚为得意，便问群臣，“征税多门，赋名繁杂，朕早思有变，悉请众臣群议。”
常言道，锣鼓听声，说话听音。德宗己明确表态支持两税法，但有的大臣却观念保守，提出沮诘，以为租庸令自汉末行中国已有数百年，不可轻改。
话刚落音，德宗便摇头打断：“时移势变，因变制变，古之常理。岂能食古而废今，尊古而损利。”
刘晏一听，顿时感到，杨炎的两税法，在租庸调已实行的两税法基础上，否定“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代之“以资产为宗”的见居而赋，倒也未尝不可。但却以施新法而挟于私，妄自论断“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攻击“莫相统摄，纲目大坏”，未免言过其实，挟私攻击。当他看到杨炎昌言于朝，盛气凌人，憋不往心中一股怒气，上前奏道：“启奏陛下：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使何错之有？安史祸乱，流近八年，边镇藩属，乘势屡犯。玄宗、肃宗、代宗先帝皆为国家社稷，方定天下诸州节度自给，又何错之有？今若以新法行之，臣以为诸节度难免税外加税，赋外增赋，天下穷人虽解旧怨，又添新愁，又何以论处？”
凭心而论，刘晏的担心不元道理，也为实施两税法不久，一些节度使即上奏税外加税，赋外增赋的事实所验证。但是，刘晏与杨炎似乎是大生的冤家对头，犹如寒暑不能并季，冰炭不可同炉。至于他们二人的关系，《新唐书·刘晏传》则有更多一点的描述：“初，杨炎为吏部恃郎，晏为尚书。各恃权使气，两不相得。炎坐元载贬，晏快之，昌言于朝。”两人既已如此，又怎能和谐并列于朝中。可以说，杨炎被重用之日，正是刘晏走向被冤杀之始。
德宗听罢刘晏的论奏，连连点头：“卿之所虑，亦为朕之所虑。朕意已决，今后除两税外，轻率一钱，以在法论处！”
德宗的决定是决定一切的。这位三十八岁的皇帝登基伊始，想有一番作为。他即位未久，多次放免各地贡物，不许王公百官置邸贩鬻，控制各地军府支用，力求加强中央集权。这时，安史之乱虽己大体结束，但主要面临着藩镇割据的问题，安史之乱中成长壮大的一些节度使割据河朔、淄青和淮西等域，他们自成系统，各霸一方，俨然都是独立王国。德宗继位以后，很想制抑藩镇，结束分割局面，因而力求改弦更张，从政治上提出了对经济进行改革的迫切要求。
杨炎以两税法声震天下，名垂史册。
两税法作为唐王朝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和战略决策推行天下，彻底废除祖庸调，仿佛连刘晏的丰功伟绩也显得黯然失色。但有一点却令人感到蹊跷，对如此重大的税赋改革，我们均未看到明确无误的杨炎上疏奏文。《旧唐书》卷118和《册府元龟》卷488所述文字相同，但没有说是杨炎的疏奏。《新唐书》卷145文字记述大体相同，也没有指明是杨炎的上疏奏文，只有《唐会要》卷83明确记述：“其年八月，宰相杨炎上疏奏。”但《唐会要》所指“其年八月”，是“建中元年八月”，而不是大历十四年八月。其时，两税法已全面推行。笔者几经比较认为，无论是新、旧《唐书》所述，还是《唐会要》及《册府之龟》记述，从叙述口气、整体文字看，均为杨炎的疏奏，仅个别字句有异。本文取《唐会要》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