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萨达特1918年12月25日生于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米努夫亚省阿布尔科姆村的一簇泥砌的房舍里。他的父亲穆罕默德·伊尔·萨达特是政府职员，家中有13个孩子。他的母亲有苏丹人血统。这在他的皮肤上遗留着明显的痕迹，他比一般埃及人要更黑一些。
1925年，他的父亲被调往开罗，他的全家也搬到首都市郊的一幢小房里，离埃及国王的住处之一库巴宫不远。萨达特初步展示了他后半生一再展示的胆量，他常到皇家果园中偷杏吃。
为了未来在埃及发挥作用，萨达特决定当一名军官。尽管他的家庭没有社会地位，但他设法获准进入皇家军事学院。这所学校原是贵族学校，但后来也开始接纳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子弟。1938年萨达特毕业，被派往首都附近的通讯部队任职。如他后来所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成为组建军官组织的活跃人物，他们要发动一次反对英国统治的武装起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萨达特上尉继续把英国视为主要的敌人。德国人曾经让他到伊拉克从事反对英国人的工作，他参与了把一个前参谋长秘密运出国外的计划。由于飞机坠毁，计划失败，萨达特被逮捕。但由于缺乏证据，他后来又被释放了。
未受挫折的萨达特上尉接触了两个**特工，他们常常一同出现在开罗的一家夜总会里。他们挥金如土，因而受到监视，并被逮捕审问。他们暗示同萨达特有过接触。结果，一群英国和埃及侦探及情报军官搜查了萨达特的家。虽然他自制炸弹的地窖未被发现，但他却被捕入狱。在监狱中，他利用充足的时间，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学会了德语。
1950年，他在军队中恢复了原职。由于反叛军官秘密组织自由军官团体的帮助，他不久获得了提升。这个组织在他的一位老朋友纳赛尔的领导下，其规模和权力都有了扩大。1952年7月22日，纳赛尔召集萨达特少校到开罗开会，说长期等待的起义不久就要开始，起义矛头指向法鲁克国王。有一天晚上，萨达特带领妻子去了影院。他们回家后，发现了纳赛尔留下的字条，说当晚行动已经开始，指示萨达特少校到革命者中去。
1973年，萨达特决定对以作战。他受到了学生和其他一些人，包括一个无能的领导人的批评。他认为打破由于势均力敌而造成的埃以僵局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掌握势态的主动权，那么情况就不会有什么进展，”萨达特在接受访问时说。“已经到了出击的时候了。战斗重新开始是不可避免的。”
在莫斯科赞同埃及人有限度地进攻西奈半岛以及更多的苏联军队到达以后，萨达特于10月6日下令发起进攻。
1974年1月协议签署以后，接着是基辛格几个月的“穿梭外交”。1975年9月，出现了第二个有限的埃以非正式协定。虽然1977年10月1日苏联和美国就中东问题召开日内瓦会议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为取得一个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而作的努力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叙利亚继续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
到1978年1月，双方陷入僵局，萨达特指责以色列人是顽固脑瓜。直到1978年9月在卡特召开的和谈会议上，萨达特同贝京和卡特会见，相持不下的局面才结束。经过两周的会谈，结果签署了被称为“和平框架”的协议。
在作了进一步努力之后，卡特飞往耶路撒冷，然后于1979年3月13日前往开罗，带着打破另一个僵局的和解建议。在机场会见时，萨达特当即赞同这些建议。在当月的晚些时候，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和平条约，结束了30年的埃以对抗。萨达特借用《以赛亚预言书》中的话说：“让我们共同合作，直到他们把刀剑打成犁刃，把长矛打成修剪树枝的钩刀的那一天来临。”
1980年初，萨达特同贝京在埃及的阿斯旺举行了非决定性的会谈。以色列军队从西奈半岛的更多地方撤了出去，半岛的三分之二已经撤空了。埃以边界宣布开放，两国互派了大使。1980年3月，被废黜的伊朗国王患病，移居开罗，接受了长期居留的邀请，萨达特为此再次受到国内和一些不友好阿拉伯国家的批评。
80年代开始以后，萨达特总统好像对他的政策很有信心，但是势态似乎发生了某些不利的转变。开罗在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一些地方的孤立状态令人难堪；粮食、武器几乎全部依赖于华盛顿的援助，这导致人们的忧虑。通货膨胀率一年达到30％；镇压现象增多了；以色列在西岸占领区增加移民的政策加重了人们的悲观情绪。
1980年4月，萨达特访问华盛顿，同卡特总统讨论以色列移民问题。在那里，他谴责以色列的政策是“没有根据的、不明智的和非法的”。
在萨达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当他同以色列进行头绪纷繁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对话时，国内多次出现了反对他的情况。尽管他拥有广泛的声誉，尽管他继续用政府粮食补贴的手段去平息不满情绪，但是仍然有人在继续反对他。
1981年初，埃及极左的国家联盟进步党公开指责萨达特的对以政策。这个党的声明说：“所谓同以色列敌人的正常化是以牺牲阿拉伯人为代价的，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埃及人的反对。”
8月3日，埃以签署了一项协定，在西奈建立一支2500人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维护它们的和平条约。
1981年9月9日，萨达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讥讽地提及到国内的暴力传统和他统治时期的反对者。他对一名提了一个粗鲁问题的外国记者说：“要是在别的时代，我会枪毙你，但在民主条件下，我确实要像忍受反对党一样忍受这一切。”
也是在9月，萨达特指控十几个前埃及官员同苏联“勾结”，阴谋推翻他的政府。他下令驱逐1000名苏联公民，包括苏联大使普列亚科夫。
埃及官方控制的新闻机构报道，埃及情报部门揭露一起由苏联特务和埃及宗教极端主义者、极左分子、纳赛尔分子、教师和记者以及其他人一起策划的反政府阴谋。
9月末，当时埃及、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在开罗举行会谈寻求巴勒斯坦自治计划，萨达特政府采取进…步行动，镇压反对者，其中包括加强对大学校园的警戒，颁令对官官进行全面调查。
在一次讲话中，萨达特以一种过于自信的态度断言，国内无秩序状态已经结束了。他在两个小时的电视讲话中说：“各个方面或领域——街道、政府、大学、中学、工厂、国营部门、私营部门——缺乏秩序的状况全都结束了。”
但是在以色列，萨达特的一个长期观察家艾坦谈道，他的事业可能要结束了；这位以色列参谋长、陆军中将坦率地说；“埃及存在着一些问题，萨达特总统将会离去，一切事情都将结束。”
纳尔逊·曼德拉
1918年7月18日，纳尔逊·曼德拉出生在南非最大的一块黑人“保留地”特兰斯凯。他的家族是当地科萨人滕布部落王族中的一支，父亲是滕布人部落的一个酋长，并任滕布人大酋长的首席顾问，纳尔逊是老曼德拉唯一的儿子。12岁时他父亲病逝。此后，滕布人的大酋长达林戴波成为曼德拉的监护人。
曼德拉早年在教会小学和地区师范学校学习，1938年考入当时南非唯一招收黑人学生的大学——黑尔堡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
1953年9月，曼德拉在他起草的著名报告——《自由之路无坦途》一文中指出要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要以更高的水平来进行斗争。他提出的具体设想就是实施M计划。当时非国大执委会虽然通过了M计划，但曼德拉的主张并没有立即成为非国大指导思想的主流。非国大的领导人大多习惯于公开号召，对合法斗争抱有幻想，而对于把非国大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适合于从事地下斗争的组织很反感。加之非国大长期以来组织松散，权力分散，因此M计划的实行在50年代并不得力。
1962年8月5日，在由纳塔尔省驱车返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由于有人告密，转入地下17个月后的曼德拉被警察逮捕。
1963年10月9日，法庭正式开庭。
对曼德拉等领导人的审判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广大黑人群众行动起来，人们情绪激奋，不允许当局杀害自己的领导人。随着审判接近尾声，还出现了世界范围的抗议活动。1964年6月9日，即最终审判的前3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强烈要求南非停止审判，对被告实行赦免。
在国内群众反抗和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南非当局对处置这些黑人运动的领导人不得不有所顾忌。1964年6月12日，法庭最后宣判，被告所犯罪行实质上是重大叛国罪，但政府决定不以这种形式进行指控，不处极刑，而对所有被告处以终身监禁。
1964年6月，曼德拉被重新关进罗本岛监狱。此后，他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18年。
1989年7月，曼德拉利用与前总统博塔会见的机会，正式提出了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实现多数人统治的思想。他提议“在非国大和南非政府之间举行会晤，通过谈判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并主张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让步”，以达成一致。这一主张随即为非国大采纳，并很快得到南部非洲前线国家和非统组织的认可。
1990年2月11日，打着改革旗号上台的德克勒克政府无条件地释放了曼德拉，曼德拉终于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经过27年漫长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已年过古稀，明显地苍老了，但他却身形挺拔，反应敏捷，依然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尤其令世人惊叹的是，监狱的苦役和折磨并没有摧垮他的意志或使他充满仇恨，相反他态度温和、彬彬有礼，脸上总是带着慈祥的微笑。人们感到，他的身上蕴藏着令人钦佩的智慧。
曼德拉获释后立即来到设在赞比亚的非国大总部，并被推举为党的副主席，实际上代替坦博承担起领导非国大的任务。经过曼德拉的工作，党内领导层对谈判问题上的认识取得了统一，决定把工作转入国内，并选举了以曼德拉为首的代表团与白人政府进行谈判。
1990年5月，以曼德拉为首的非国大代表团与南非政府首次举行会晤，这是南非白人和黑人的政治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平等地坐在同一谈判桌前。南非政府同意消除谈判的障碍，释放政治犯，保护流亡的政治犯，与非国大共同努力结束城市的暴力活动。同年8月，非国大同意终止历时30年的武装斗争。1991年6月，南非议会废除了作为种族隔离制度支柱的《集团居住法》、《土地法》和《人口登记法》。
1991年以后相继与保守的黑人政党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兼克瓦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布特莱齐、激进的黑人解放组织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马奎图举行会谈，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在政治解决进程中以一个声音说话。这样做不仅大大有助于协调黑人内部的淡判立场，而且促成了1991年10月各主要民主力量的大联合——爱国统一战线的成立，其中包括绝大多数黑人政党和组织，白人民主党和有色人工党等，从而增强了民主力量的谈判地位。1991年12月20—21日，代表不同种族，部族利益的19个主要政党和南非政府召开“民主南非大会”，共同讨论南非的政治前途。这成为南非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93年6月，多党制宪谈判委员会运用“足够多数”的原则，正式确定1994年4月27日为南非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日。9月9日又取得重大突破，达成了关于在年内成立过渡执行委员会的协议。11月18日，经过2年多的艰苦谈判，多党谈判委员会终于就过渡时期临时宪法达成了协议，它标志着南非已从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同时也宣告南非长达300多年的白人少数对黑人多数统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南非和平进程进入了全民大选活动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曼德拉还不断密切与德克勒克的合作，相互配合，共同解决民主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充分展现了曼德拉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宽广胸怀与高超的斗争艺术，而德克勒克也显示了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的远见卓识。由于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促进种族和解斗争中的突出贡献，他们于1991年、1993年先后被授予联合国“博瓦尼争取和平奖”和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2月16日，非国大对极右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曼德拉表示，非国大已经同意考虑起草有关建立一个白人家园的宪法修正案，但仍反对建立在种族基础上。在大选前夕的4月19日，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又与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布特莱齐签署了《和解与和平协议备忘录》，因卡塔自由党宣布将参加大选，非国大和南非政府则承认祖鲁国王祖韦利蒂尼为祖鲁族纳塔尔地区的传统君主，并立即为此修改宪法。对右翼势力做出的重要妥协充分反映了曼德拉对于在南非实现最广泛的民族团结所具有的理想与信念。
1994年4月26—28日，所有种族参加的大选如期举行，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在史无前例的全民大选中获总有效票数的62.65％，以压倒优势赢得胜利。5月9日，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新大选产生的议会中当选新南非首位总统，他是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