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条内所载，况钟、翟福等出守皆由大臣荐。然洪、宣正统间大臣所荐，不特外吏也，如顾佐以杨士奇、杨荣荐，由通政司擢都御史。陈勉以士奇荐，由副使擢副都御史。高谷以士奇荐，由侍讲进工部侍郎，入内阁。曹鼐亦以杨荣、杨士奇荐，由侍讲入内阁。王来以士奇荐，由巡按擢左参政。彭勖以士奇荐，由教职擢御史，督学南畿。孙鼎以杨溥荐，亦由教职擢御史，督学南畿。金纯以蹇义荐，由庶僚擢刑部侍郎。陈寿以夏原吉荐，由参政擢工部侍郎。郭敦以胡氵荣荐，由副使擢礼部侍郎。刘球以胡氵荣荐，由主事改翰林侍讲。周以王直荐，由郎中擢刑部侍郎。杨信民以王直荐，由刑科擢左参议；后又以于谦荐，巡抚广东。罗绮以于谦、金濂荐，由谪戍复大理右寺丞。罗通以于谦、陈循荐，由河泊所官擢兵部员外郎。李贤谪官参政，以王翱奏贤可大用，遂留为吏部侍郎，复尚书，入内阁如故。崔恭以李贤、王翱荐，由巡抚进吏部侍郎。李绍亦以贤、翱荐，由学士擢礼部侍郎。王越以李贤荐，由按察使擢巡抚大同。罗景方谪官，以王恕荐，擢福建提学。秦以王恕荐，由布政使擢副都御史，总督漕运。余子俊以林聪荐，由知府擢陕西参政。韩雍被劾，方待吏议，会广西犭肆乱，王曰，雍才气无双，平贼非雍不可。乃擢都御史，督兵两广。（以上见各本传。）史又称李贤为相，所荐引年富、轩︼、耿九畴、王、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绍等，皆为名臣。盖洪、宣以来，大臣荐士之风如此。其时荐贤者，皆采人望，核才品而后上闻。苏州一郡逋粮八百万石，孝宗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杨荣荐周忱，遂以工部侍郎巡抚江南，果兴利除弊，为名臣。杨士奇初不识陈继，夏原吉治水苏、松，得其文，归示士奇，士奇才之，即荐为博士，改翰林。而于谦之为河南、山西巡抚也，三杨在政府，皆重谦，所奏请无不允。谦每议事至京，空橐以入，诸权贵不能无望，及三杨卒，谦遂左迁大理少卿。可见三杨等之荐人，皆出于至公，非如后世市恩植党之为也。其时人主亦倾心信用，如永乐中，择耆儒侍皇太孙，杨士奇、蹇义荐仪智，太子嫌其老，士奇谓智明理守正，帝闻即用之。虞谦降谪，杨士奇力白其诬，言谦历事三朝，得大臣体，宣宗即令复职。宣宗尝论朝士贪纵，士奇曰无逾刘观，帝问谁可代者，士奇以顾佐对，即以为左都御史。年富为人所中伤，英宗知其先由杨溥荐，遂不听。君臣之相信如此，宜乎正人端士布列中外，成当日大法小廉之治也。盖一人之耳目有限，若虑大臣荐引易开党援门户之渐，而必以己所识拔者用之，恐十不得一二，但能择老成耆硕十数人，置之丞弼之任，使各举所知，则合众贤之耳目为一人之耳目，自可各当其用，所谓明日达聪也。
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
明祖革丞相官，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章奏，兼司平驳，虽设有殿阁大学士，官仅五品，特以备顾问而已，于政事无与也。永乐中，始命解缙、胡广等入文渊阁，预机务，然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终永乐之世，未尝改秩。迨洪、宣间，三杨在内阁久，所兼官屡加至师、傅，于是官阶益尊，虽无相之名，而已有钧衡之重。然同在内阁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宣德、正统间，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及陈循、曹鼐等入阁，士奇、荣相继殁，礼部援故事请旨，帝以杨溥老，始命循等预议。（《循传》）可见寻常入阁者，不得辄与裁决也。嗣后首辅之与次辅，虽同在禁地，而权势迥然不侔。夏言为首揆，严嵩至不敢与分席，欲置酒邀欢多不许。既许，至前一日又辞，则所征红羊栈鹿之类已付之乌有。一日，许赴其宴，薄暮始至，三勺一汤，宾主不交一言而去。（《玉堂丛语》）故嵩衔之次骨，及嵩为首揆，徐阶所以事之者，亦如嵩之事言。因吴中有倭寇，即佯为避倭之计，买宅豫章，与嵩子世蕃结姻，并与江右士大夫讲乡曲之谊，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不为也。（《笔麈》）其后亦签鹪而代之。至张居正当国，次辅吕调阳恂恂如属吏。居正以母丧，三日不出阁，吏封章奏就第票拟，调阳坐阁，候票至乃出。（《笔麈》）及居正归葬，大事必驰驿江陵听处分。（《明史》本传）此更礼绝班行，几与贾似道休沐葛岭，吏抱文书就第呈署无异矣。韩广为首辅，魏广微入阁，欲分其权，而故事阁中秉笔惟首辅一人，广微乃嘱魏忠贤传旨谕广，同寅协恭，而责广微毋伴食，由是广微分票拟之权。此可见明代首辅、次辅之别也。
案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王振窃柄时，票拟尚在内阁，然涂疏言，英宗时，批答多参以中官，内阁或不与，则已有不尽出内阁者。至刘瑾则专揽益甚，刘健疏云，近者旨从中下，略不与闻，有所拟议，竟从改易，是正德初已有此弊。其后凡有章奏，瑾皆持归私第，与妹婿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词率鄙冗，焦芳为润色之，李东阳俯首而已。（《瑾传》）瑾败后，东阳疏言，内阁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改再三，或径自窜改，或持归私室，假手他人。臣虽委曲匡持，而因循隐忍，所损已多。（《东阳传》）此固东阳自为掩饰之词，然刘ぇ疏亦云，近日批答章奏，阁臣不得与闻，可见当时实事也。自瑾以后，司礼监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神宗不豫，召阁臣沈一贯入，谕矿税事可与江南织造、江西窑器并停，其内监皆撤回，建言诸臣系狱者皆复官。一贯出，中使捧谕至，一如帝言。明日帝瘳，悔之，中使二十辈至阁，取前谕，仍缴进。（《一贯传》）可见帝降旨，即有司礼监在旁写出事目，然后付阁臣缮拟，故其地尤为要近。至魏忠贤时，王体乾为司礼，避忠贤，退处其下。凡章奏入，体乾与秉笔李永贞先摘要，以白忠贤议行。（《宦官传》）许誉卿劾忠贤疏谓，内阁政本重地，而票拟大权拱手授之内廷。其后杨涟劾忠贤，忠贤矫旨叙己功百余言，大学士叶向高骇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草者。”探之，则徐大化也。（《向高传》）可见是时诏敕悉出司礼，并不藉内阁润色矣。《文震孟传》，大臣入阁，例当投刺司礼大奄，兼致仪状。是司礼之尊久已习为故事，虽首辅亦仰其鼻息也。究而论之，总由于人主不亲政事，故事权下移，长君在御，尚以票拟归内阁，至荒主童昏，则地近者权益专，而阁臣亦听命矣。
明翰林中书舍人不由吏部
明大学士本无属员，杨士奇等加官既尊，始设中书舍人，取能书者为之，不由吏部铨选。霍韬疏谓，自三杨等植党专权，笼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故翰林迁擢不由吏部，而中书内直既久，有进秩至尚书者。（潘辰等或加太常卿，或加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案《明史 选举志》，中书舍人原有两途，由进士选者，得迁科道、部曹，其两殿两房舍人，则不必由部选，自甲科监生及儒士布衣能书者皆得为之。如吕原子{常心}以荫补国子生，选为中书舍人。赵荣亦以能书，由布衣授中书舍人，后迁太常卿，仍供事内阁。叶向高为首辅，用已革监生汪文言为中书舍人，此则大学士自行选用之成例也。又我朝顺治十一年，大学士范文程请以詹事翰林等官升补俱归吏部，又可见明制翰詹等官升降亦由内阁。
明吏部权重
明初六部属中书省，权轻，多仰丞相意旨。洪武十三年，中书省革，部权乃专，而铨部尤要。其后制度屡创，令入觐官各举所知，自浮山李信始。朝觐官各造事迹，图画土地民人，自昆山余氮始。仿《唐六典》，自王府以下诸司，各编集所职为书曰《诸司职掌》，定吏役，考满给由为首领官；选监生为州县官，兼除教职，自泰兴翟善始。三年一入朝，考核等第，自沂水杜泽始。此洪武中铨政大略也。（《明史 陈修传》）然虽有此等规制，而量能授职，核功过以定黜陟，则惟吏部主之。永乐中，郭为吏部尚书，请自布政使至知府，听京官三品以上荐举。既又请御史、知县皆听京官五品以上荐举。论者谓其畏怯不敢任事，转启夤缘之渐。（《传》）是以前布政等官皆吏部选用也。宣德中，两京六部官缺，帝命廷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郑辰以蹇义荐，得南京工部尚书。（《辰传》）是未有此旨以前，六部堂官亦吏部推用也。天顺中，罢廷臣荐举方面大吏，专属吏部。（《李贤传》，故事，方面官敕三品京官保举，贤患其营竞，请令吏部每缺举二人，请帝简用，并推之例始此。）时王直为尚书，委任郎曹，抑奔竞，凡巡方御史归，即令具所属贤否以备选。（《直传》）崔恭为吏部侍郎，置劝惩簿，有所闻皆识之，尚书王翱甚倚之。（《恭传》）成化中，选郎黄孔昭留心延访人材，以册书之，除官以才高下配地繁简，由是铨叙平允。尚书尹欲推其乡人为巡抚，孔昭不可，其人暮夜来屈膝，孔昭益鄙之。谓其人曰：“黄君不离铨选，汝不能得也。”（《孔昭传》）可见巡抚等官皆吏部所用，公正则选用得人，否则可以高下在心，予夺任意。故严嵩当国，吏、兵二部选郎各持簿任嵩填发，时称文选郎万き为文管家，武选职方郎方祥为武管家。（于慎行《笔麈》）至万历中，孙丕扬长吏部，不得已用掣签法，以谢诸贿嘱者，一时称为至公。（《丕扬传》）亦以吏部注授官职可以上下其手，故设此法以防弊也。赵南星长吏部，搜举遗佚，布列庶位，高攀龙等皆其所推用。山西巡抚缺人，郭尚文求之，南星薄其人，独推谢应祥。可见其时虽有会推之例，然亦皆吏部主之。周延儒谓，会推名虽公，主持者止一二人，余皆不敢言。（《温体仁传》）熊开元疏亦云，督抚官缺，明日廷推，今日传单，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诸袖中，诸臣唯唯而已。（《开元传》）合而观之，可见有明一代用人之权悉由吏部，吏部得人则所用皆正人，如王恕为吏部尚书，所引荐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时耆硕。弘治二十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恕力也。其后天启初年，周嘉谟、张问达、赵南星先后掌吏部，起废籍诸正人，用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き等悉置卿贰，万历废弛之后，赖此数年，稍支倾颓。未几易以阉党，而官方不可问矣。此有明一代吏部之大概也。
案王恕不能用正人，亦由司礼监怀恩以恕忠义，劝孝宗用之，故得行其志。天启初，起用邹元标、王德完诸贤，亦由司礼监王安听汪文言之言，是以博采人望，布列庶位。是吏部亦恃宦官之力，其权在吏部上更可知矣。
扬州同时四知府
靖难师至扬州，江都令张本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房吉、田庆成率先归附，命与本并为扬州知府，与现任知府谭友德同氵位府事，扬州一时遂有四知府。
永乐中海外诸番来朝
《明史 外国传》，永乐三年，氵孛呢国王麻那惹加那率其妃及弟妹子女泛海来朝。王卒于会同馆，葬之安德门外。六年，冯嘉施兰国酋玳瑁、里欲二人俱来朝。九年，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喇率妻子陪臣五百余人来朝。十年，氵孛呢王子遐旺又偕其母来朝。十五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八哈喇、西王麻哈喇叱葛喇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喇卜，俱率其家属头目三百四十余人泛海来朝，东王回至德州卒。是年，又有古麻喇朗国王干喇义亦奔敦率其妻子陪臣来朝，还至福建卒。十七年，满剌加王母干撒于的儿沙来朝。二十二年，满剌加王西里麻哈喇率妻子来朝。宣德六年，又来朝。盖皆海外小国，贪利而来。是时内监郑和奉命出海，访建文踪迹，以重利诱诸番，故相率而来。宣德以后，遂无复至者。当时称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永乐朝盛事云。（《旧唐书 顺宗纪》，日本国王并妻还番，可见海外番王入朝，与妻偕行，是其故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