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中，魏阉生祠遍天下，人皆知之。而万历中，张居正卧病，京朝官建醮祷祀，延及外省，靡然从风，则已开其端。盖明中叶以后，士大夫趋权附势，久已相习成风，黠者献媚，次亦迫于避祸而不敢独立崖岸，此亦可以观风会也。案《明史》，居正病，四阅月不愈，百官并斋醮为祈祷，南都、秦、晋、楚、豫诸大吏无不建醮，而《明朝小史》所载更详。万历十年，居正病久，帝大出金帛为医药资，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为设醮，已而翰林科道继之，部属中行又继之，诸杂职又继之，仲夏赤日中舍职业而奔走焉。其同乡、门生、故吏有再举三举者。司香大僚执炉日中，当拜表章则长跪弗起，至有贿道士数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书副本，赂其家人，达之相公，或见而颔之，取笔点其一二丽语，自是争募词客为之，冀其一启颜。不旬日而南京仿之，山、陕、楚、闽、淮漕、抚、按、藩、臬无不醮者。于慎行《笔麈》又记，建醮时，有朱御史于马上首顶香盒诣醮所，已而奉使出都，畿辅官例致牢饩，则大骂曰：“尔不知吾为相公斋耶？奈何以肉食馈我！”此等情状，其去魏阉之生祠亦岂有异耶？
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
明制，凡百官布衣皆得上书言事。《邹缉等传赞》谓，太祖开基，广辟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职掌，草野微贱亦得上书。沿及宣、英，流风未替，虽升平日久，堂陛深严，而缝掖布衣，刀笔掾吏，朝陈封事，夕达帝阍，所以广聪明防壅蔽也。（各列传，如《练纲》以监生言事，范济以谪戍人言事，聊让以仪卫司余丁言事，张昭以前卫吏言事，贺炀以布衣老人言事。其有职官员如侍讲刘球谏征麓川，讥切王振，郎中章纶、大理卿廖庄请复沂王储位，翰林罗伦劾李贤夺情，修撰舒芬等谏南巡，杨慎等争大礼，员外郎杨继盛、经历沈炼等劾严嵩，皆非言官。《明史》列传不可数计。）而科道之以言为职者，其责尤专，其权尤重。《职官志序》谓，御史，天子之耳目，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者劾；凡上书乱成宪者劾；遇考察，则同吏部司黜陟；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则同刑部、大理平谳之。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隐。又有六科给事中，凡制敕有失则封驳，至廷议大事，廷推大臣，廷鞫大狱，皆得预。此可见言官之职掌也。然统观有明一代建言者，先后风气亦不同。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间，朝廷风气实，建言者多出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也。（如刘球、章纶等所奏，固关国计民生之大。他如天顺中十三道御史张鹏等共劾石亨、曹吉祥；成化中给事中李俊等劾佞幸李孜省、僧继晓；御史姜洪、曹鼐等劾大学士万安、刘吉，而荐王恕、王、李秉等可大用；御史毛宏以钱太后将别葬，邀百官伏哭文华门，卒得葬英宗陵之类。《张伦等传赞》谓，是时门户未开，名节自励，未尝有承意旨于政府，效搏噬于权，如末造所为者，故其言虽有当否，而其心则公，上者爱国，次亦爱民。）正德、嘉靖之间，渐多以意气用事。（如正德中谏南巡，罚跪午门，被杖者百余人；嘉靖中议大礼，伏哭左顺门者亦百余人；李福达之狱，劾郭勋被罪者四十余人之类，已多叫讠奴之习。）张璁所谓言官徒结党求胜，内则奴隶公卿，外则草芥司属，任情恣横。此固台谏恶习，然亦有未可概论者。如刘瑾乱政，御史蒋钦疏劾之，廷杖三十，再劾又杖三十，越三日又草疏灯下，闻鬼声，钦知是先炅劝阻，奋笔曰：“业已委身，不得复顾。死即死，此疏不可易也！”遂上之，又杖三十而死。许天锡欲劾瑾，知必得祸，乃以尸谏，夜击登闻鼓缢死，而以疏预嘱家人，于身后上之。（见各本传。）世宗时，杨最等既以谏斋醮杖死。严嵩当国，又杀杨继盛、沈炼等，而御史桑乔、谢瑜、何维柏、喻时、童汉臣、陈绍、叶经、邹应龙、林润等，给事中王韬孟、陈岂、沈良才、厉汝进等，犹先后疏劾，廷杖谪戍，至死而不悔。（俱见各本传。）且帝深疾言官，以杖戍未足遏其言，乃长系以困之。如沈束在狱凡十八年，传赞谓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可见诸臣虽不免过激，而出死力以争朝廷之得失，究不可及也。万历中，张居正揽权久，操下如束湿，异己者辄斥去之，科道皆望风而靡。夺情一事，疏劾者转出于翰林、部曹，（翰林吴中行、赵用贤、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等。）而科道曾士楚、陈三谟等且交章请留。及居正归葬，又请趣其还朝。迨居正病，科道并为之建醮祈祷。此言路之一变也。继以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先后入相，务伏队正所为，以和厚接物，于是言路之势又张。张文熙、丁此吕等即抗章劾阁臣，而阁臣与言路遂成水火。万历末年，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叶向高传》，帝不省章奏，诸臣既无所见得失，益树党相攻。未几争李三才之案，党势遂成。）此言路之又一变也。（如熊廷弼、王化贞一案，朝臣各有所袒。江秉谦谓，今日之事非经抚不和，乃好恶经抚者不和也；非战守之议不合，乃左右经抚者之议不合也。《满朝荐传》亦谓，是时辽左尽失，国事方殷，而廷臣方植党逞浮议，全不以国事为急。）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天启初，赵南星等柄政，废斥殆尽。及魏忠贤势盛，被斥者咸欲倚之以倾东林，于是如蛾赴火，如蚁集，而科道转为其鹰犬。（《魏忠贤传》）周宗建谓汪直、刘瑾时，言路清明，故不久即败。今则权反藉言官为报复，言官又借权为声势，此言路之又一变而风斯下矣。（诸附者在《阉党》条内。）崇祯帝登极，阉党虽尽除，而各立门户，互攻争胜之习，则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蹲沓以至于亡。（袁继咸疏云，三十年来，徒以三案葛藤，血战不已。《吕大器等传论》谓，自万历以后，国是纷呶，朝端水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而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吴、楚之树党相倾，犹仍南京翻案之故态也。熊廷弼疏言，朝堂议论全不知兵，敌缓则哄然催战，及败始愀然不敢言，及臣收拾甫定，则愀然者又哄然矣。又疏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卢象升亦疏云，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观此数疏，可见明末言路之恶习也。
明末书生误国
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桧罪，而后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迨贾似道始求和而旋讳之，孟浪用兵，遂至亡国。谢叠山所以痛惜于兵交数年，无一介之使也。有明末造亦然，外有我朝之兵，内有流贼之扰，南讨则虑北，北拒则虑南，使早与我朝通和，得以全力办贼，尚可扫除。且是时我太宗文皇帝未尝必欲取中原，崇祯帝亦未尝不欲与我朝通好。大凌河之役，祖大寿降于我朝，后虽反正，而其子侄已仕于我朝，是宜案以通敌之罪，而帝仍用之，是固欲藉大寿为讲和地矣。（见《邱禾嘉传》。）迨大兵入墙子岭，卢象升入援，杨嗣昌阴主互市策，象升见帝曰：“臣主战。”帝色变，良久曰：“款乃外廷议耳，其出与嗣昌议。”（见《卢象升传》。）是和议之策，帝已与嗣昌谋之。（《何楷传》，嗣昌方主款议，历引建武款塞故事，楷与御史林兰友驳之。）及陈新甲为兵部尚书，以南北交困，遣使与我朝议和。傅宗龙奏之，大学士谢升在帝前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遂以和事谕新甲密图之，而戒其勿泄，是帝更明知时势之不可不和矣。言官方士亮、倪仁祯、朱徽等谒升，升告以上在奉先殿祈签，和意已决，诸君幸勿多言，士亮等辄群起劾升去。（见《谢升》及《二臣传》。）新甲所遣求和之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新甲家人误发抄。（《二臣传》如此，《明史》则云，帝手诏为其家人误发抄。）于是言者大哗，交章劾奏，帝迫于群议，且恶新甲之彰主过，遂弃新甲于市。（《新甲传》）自是帝不复敢言和，且亦无人能办和事者，而束手待亡矣。统当日事势观之，我太宗既有许和意，崇祯帝亦未尝不愿议和，徒以朝论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
案明季书生误国，不独议和一事也。如万元吉疏言，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谓不宜轻出，而已有议其逗挠者矣。贼既渡河，诸臣请撤关宁吴三桂兵迎击，而已有议其蹙地者矣。及贼势燎原，群臣或请南幸，或请皇储监国南京，皆权宜善策，而已有议其邪妄者矣。即此一疏观之，可见诸臣不度时势，徒逞臆见，误人家国而不顾也。
明代宦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