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多徐爰旧本
沈约于齐永明五年奉敕撰《宋书》，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纪、志、列传一百卷，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案其《自序》而细推之，知约书多取徐爰旧本而增删之者也。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宋书》，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其诸志惟《天文》、《律历》，此外悉委山谦之。谦之亡，诏苏宝生续撰，遂及元嘉诸臣。宝生被诛，又以命徐爰。爰因苏、何二本，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其《臧质》、《鲁爽》、《王僧达》三传，皆孝武所造，惟永光以后至亡国十余年，记载并缺。今《宋书》内永光以后纪传，盖约等所补也。（案《王智深传》，约多载宋明帝鄙渎事，武帝谓曰：“我昔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删除。可见宋明帝以后纪传皆约所撰。）其于爰书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晋末诸臣及桓玄等诸叛贼，并刘毅等与宋武同起义者，皆列于《宋书》。约以为桓玄、谯纵、卢循身为晋贼，无关后代；吴隐、郗僧、施谢混义止前朝，不宜入宋；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志在匡晋，亦不得谓之宋臣，故概从删除。是约所删者，止于此数传，其余则皆爰书之旧，是以成书若此之易也。（《徐爰传》，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载序宣力为功臣之断，于是内外博议，或谓宜以义熙元年为断，或谓宜以元兴三年为断。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前史已有成例。《桓玄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是可见爰旧本体例也。）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何尚之，何偃之父也，乃《偃传》在五十九卷，《尚之传》反在六十六卷。可见《宋书》时日促迫，仓猝编排，前后亦不暇审订。）
宋书书晋宋革易之际
《宋书》作于齐，其于晋、宋革易之际固可无所避讳，乃《宋武纪》历叙其勋高绩茂，以致晋恭帝自愿禅位，宋武尚奉表陈让，晋帝已逊于琅琊王第，表不获通，乃即位，封晋帝为零陵王，令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一用晋典，斯固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有逼夺之迹。（纪内惟将禅时，有司以禅草呈晋帝，晋帝欣然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固所甘心。”此数语略见禅位之非出于晋帝本心。）至零陵王之殂，则王被废后方虑祸，自与褚妃煮食于床前。宋武使其妃兄褚淡之往视妃，妃出与相见，兵士即逾垣入，进药于王，王不肯饮，乃以被掩杀之。（《南史》）此其悖逆凶毒为自古所未有，则书法自应明著其罪。乃永初二年，书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官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一若零陵之寿考令终，宋武之恩礼兼备者。又文帝为太子劭所弑，尤属千古之奇变，而本纪亦只书上崩于合殿，年四十七，绝无一字及于被弑。其他如前废帝以药酒死沈庆之，而本纪书新除大尉沈庆之薨。明帝赐刘道隆死，而书新除中护军刘道隆卒。建安王休仁以死，而书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杀。帝又赐巴陵王休若死，而书巴陵王休若薨，凡遇朝廷过举，无一不深为之讳，此皆作徐爰旧书也。约作《宋书》于齐朝，可无所讳，爰作《宋书》于宋朝，自不得不讳。讳之于本纪，而散见其事于列传，当日国史体例本如是。沈约急于成书，遂全抄旧文，而不暇订正耳。《南史》于零陵王殂，则书曰宋志也；于文帝之崩，则书元凶劭构逆，帝崩于合殿。以及沈庆之、建安王、巴陵王之死，亦直书曰赐死、死，较为得实矣。
宋书书宋齐革易之际
沈约在萧齐修《宋书》，永光以后皆其笔也，故于宋、齐革易之际，不得不多所忌讳。如《后废帝纪》，但历叙帝无道之处，以见其必当废杀。《顺帝纪》，亦但叙萧道成之功勋，进位相国，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进爵齐王，增封十郡，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下云，天禄永终，逊位于齐，帝迁居于丹阳宫。齐王践祚，封帝为汝阴王。建元元年殂于丹阳宫，年十三，谥曰顺帝。绝不见篡夺之迹。（《南史》书帝逊位于东邸时，王敬则以兵陈殿廷，帝在内闻之，逃于佛盖下。太后惧，自帅奄竖索之，黄门或促帝，帝怒，抽刀杀之。帝既出居于丹阳宫，齐兵卫之。齐建元元年五月，帝闻外驰马者，惧乱作，监者杀王而以病讣。齐人德之，赏之以邑。）其于诸臣之效忠于宋，谋讨萧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如升明元年，书沈攸之举兵反，（《南史》书举兵不从执政。）又书司徒袁粲据石头反，（《南史》书粲据石头，谋诛萧道成，不果，旋见覆灭。）吴郡太守刘遐反，（《南史》书据郡不从执政。）王宜兴有罪伏诛。（《南史》书贰于执政，见杀。）兖州刺史黄回有罪赐死，（《南史》书贰于执政，见杀。）临澧侯刘晃谋反，伏诛。（《南史》书诛临澧侯刘晁。）是也。其党于道成而为之助力者，转谓之起义。如张敬儿等起义兵是也。作刘宋本纪，而以为刘氏者曰反，为萧氏者曰义，此岂可笔之于书，顾有所不得已也，然亦有可见其微露实事之处。如《后废帝》纪谓，废帝昱无道，齐王顺天人之心，潜图废立，与王敬则谋之。敬则结昱左右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乘夜弑昱，玉夫以昱首付敬则，敬则驰至领军府以呈齐王。王乃戎服入宫，以太后令迎安成王即位。是道成为弑君主谋，已不待辨也。《沈攸之传》虽不敢载其“宁为王凌死，不作贾充生”之语，（见《南史》。）然犹存攸之上武陵王赞一书，以见其忠于宋室之志。（书曰：“下官位重分陕，富兼金穴，岂不知俯眉苟安，可保余齿，何为不计百口，甘冒患难？诚感历朝知遇，欲报宋室耳。若天必丧道，忠节不立，政复阖门碎灭，百死无恨。”）《黄回传》亦载其与袁粲约，欲从御道直向台门，攻齐王于朝堂，会粲败，乃不果。《刘秉传》谓，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密怀异图，与袁粲及黄回等谋作乱，为齐王所诛。此亦各见其尽节于宋。至《袁粲传》虽不敢载当时谚语。“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之句，然传内谓齐王功高德重，天命有归，粲自以身受顾托，不欲事二姓，乃与黄回、卜伯兴等谋矫太后令，使伯兴等据宿卫兵，攻齐王于朝堂。事泄，为齐王攻破石头，被杀。则明著其送往事居，不济则以死继之，其志节为不可及也。又如明帝诸子传，随阳王、新兴王嵩，皆先书元徽四年，年六岁，下书齐受禅，以谋反赐死。元徽四年至升明三年齐受禅，仅三阅岁，则等仅九岁耳，九岁之人岂能谋反？而曰以谋反赐死，则齐之戕及亡国之童稚，不言可知也。然则约之书宋、齐间事，尚不至大失实也。盖是非之公，天下共之，固不能以一手掩万目。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于帝，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王智深传》）刘祥在永明中同修《宋书》，讥斥禅代事，王俭密奏之，上衔而不问。（《南史 刘祥传》）又有诏：“袁粲、刘秉同奖宋室，沈攸之子景和之世特有乃心，岁月弥往，宜特优奖，可皆为改葬，其诸子丧柩在西者，亦符送还旧墓。”则帝亦不能掩天下之公论耳。
案沈约不讳齐高帝废弑之事，非彰齐之恶，乃正以见苍梧之当废也。废昏立明，本有故事，晋、宋间去汉未远，霍光废昌邑之例，在人耳目间。故少帝义符以失德为徐羡之等所弑，时论亦但以废杀为过，未尝以废立为非也。前废帝子业无道，明帝结阮佃夫等弑之，时论亦未尝以明帝为非也。当苍梧无道时，阮佃夫、申伯宗、朱幼等已有废立之谋，事泄而死。（《废帝纪》）齐高亦先与袁粲、褚渊谋废立，袁、褚不敢承而止。（《齐高帝纪》）是当时朝野内外，本无一不以苍梧为当废，齐高之举固协于天下之公。其答沈攸之书亦云：“黜昏树明，实惟前则。宁宗静国，何愧前修。”固已明目张胆，自认为理所宜然。故约明书齐王顺天人之心，与王敬则谋废立而不讳也。其后齐郁林无道，齐明帝废而弑之，论者亦止恶其假废立为篡夺，而未尝以废郁林为非也。至东昏无道，内而始安王萧遥光起兵欲废之，张欣泰、胡松等又结党欲废之，许准又劝宰相徐孝嗣废之，外而陈显达起兵欲废之，崔慧景又起兵欲废之，最后梁武起兵，卒令殒命，夫固皆以废立为势所不得已也。当东昏赐徐孝嗣、沈昭略死时，昭略骂孝嗣曰：“废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下官与龙逢、比干欣然相对，霍光若问明府今日之事，何辞答之？”又梁武围城日久，张稷召王亮等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今独夫自绝于天，斯微子去殷之时也。”乃遣范云等诣梁武。可见当时人意中各有伊、霍故事，以为理之当然。约之书此，正见齐高之应天顺人也。
宋书本纪书法
《史记》，汉高祖初起事称刘季，封沛公称公，封汉王称王，及即位称帝，此本《虞书》旧法也。《宋书》本纪，于刘裕起事即称高祖，及封豫章公乃称公，封宋王后称王，登极后称上，此又仿陈寿《魏志》例。《魏志》，曹操初起事即称太祖，后乃称公，称王，然操之封公在建安十八年，而本纪建安元年方叙天子封太祖为武平侯，下忽改称公，殊觉两无所著。《宋书》于封公后称公，封王后称王，尚为得实矣。《南史》则于起事时即称帝，以后封公、封王及登极皆称帝，亦是一法。《宋书》于萧道成书法尤有窒碍者，沈约在齐朝作《宋书》，自不敢直书道成之名，故于《宋明帝纪》已称齐王，《顺帝纪》又称录公齐王、太尉齐王、太傅齐王，其时实未尝进爵为王也。至升平三年始进爵为齐公，若蒙上文而下，应书进齐王爵为齐公，而文不可通，乃书进太傅位相国，封十郡为齐公，下始云进齐公爵为齐王。是称齐王在前，封齐王在后，终觉文义不顺。《南史》直书萧道成，盖易世之后，无所避讳，故易于下笔也。
宋齐书带叙法
《宋书》有带叙法，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有附见于某人传内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如《刘道规传》，攻徐道覆时，使刘遵为将，攻破道覆，即带叙遵淮西人，官至淮南太守，义熙十年卒，下文又重叙道规事，以完本传。是刘遵带叙在《刘道规传》内也。《庐陵王义真传》，义真从关中逃回，藏匿草中，值段宏来寻，始得就路，因带叙宏鲜卑人，敝私容超尚书，元嘉中为青、冀二州刺史，下文又重叙义真事，以完本传，是段宏带叙于《义真传》内也。他如《何承天传》带叙谢玄也，《何尚之传》带叙孟ダ也，《谢炅运传》带叙荀雍、羊之、何长瑜三人也，皆是此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但他史于附传者，多在本传后方缀附传者之履历，此则正在叙事中，而忽以附传者履历入之，此例乃《宋书》所独创耳。至如《刘义庆传》，因叙义庆好延文士鲍照等，而即叙鲍照字明远，文词赡逸，又因照文词赡逸，而即载其《河清颂》一篇二千余字，并叙照惧孝武忌其才，故为鄙言累句以免祸。而其下又重叙义庆之事，以完本传。遂觉一传中义庆事转少，鲍照事转多，此未免暄客夺主矣。照本才士，何不入《文苑传》，而载其赋颂于本传中？今乃不立照传，而以照颂附入《义庆传》，成何史体也？《齐书》亦多带叙法。如《文惠太子传》，因文惠诱执梁州刺史范柏年，而带叙柏年先在梁州平氐贼之绩。又带叙襄阳有盗发冢，得竹简书，王僧虔以为科斗书《考工记》阙文也。因文惠使徐文景作乘舆服御之属，而带叙文景父陶仁恶文景所作，曰终当灭门，乃移家避之。后文景果赐死，陶仁遂不哭。又如《张敬儿传》，因敬儿斩沈攸之使，而姚道和不斩攸之使，遂带叙道和本姚兴之孙，自称祖天子，父天子，身经作皇太子云云。
宋书纪魏事多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