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
贞观中直谏者，首推魏征。太宗尝谓征曰：“卿前后谏二百余事，非至诚何能若是。”又谓朝臣曰：“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但赏其妩媚耳。”征以疾辞位，帝曰：“金必锻炼而成器，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岂可去乎？”至今所传十思十惭等疏，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听纳之，此贞观君臣间直可追都、俞、吁、弗之盛也。然其时直谏者不止魏征也。今案《新》、《旧唐书》各传：薛收谏猎，帝即赐金四十铤以奖之。孙伏伽谏元律师罪不当死，帝即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以为太厚，帝曰：“朕即位未有谏者，是以赏之。”温彦博谏长安令杨纂失察，罪不当死，帝即赦之。虞世南谏田猎，谏山陵之制不宜过厚，谏宫体诗不宜作，恐天下从风而靡，谏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帝尝曰：“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马周谏大安宫宜崇奉，宗庙宜亲祀，乐工王长通等不宜赐官，帝购大宅直二百万者赐之。庐江王瑗姬侍侧，王曰：“陛下知瑗杀其夫而取之以为非，奈何又令侍左右？”帝即出之。谏祖孝孙雅士，不宜令教女乐。帝虽责之，明日悔，语房玄龄令群臣勿因此不言。姚思廉谏幸九成宫，赐帛五十疋。高季辅指陈时政得失，帝赐以钟乳一两，曰：“卿以药石之言进，故以药石相报。”戴胄谏修洛阳宫，帝嘉之。张玄素亦谏修洛阳宫，至以为甚于炀帝，帝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卒兴，同归于乱耳。”帝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命罢役，赐帛二十疋。褚遂良谏宠魏王泰太过，帝纳之。谏告成东岳，即罢封禅。张玄素令史出身，帝问其履历，玄素惭不能对，遂良谓玄素已擢至三品，陛下不宜对群臣穷其门户，帝亦悔之。帝常论山东人物，张行成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宜以东西为限，帝善之，赐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裴仁轨私役门夫，帝欲斩之，李乾奏罪不应死，帝即免之。权万纪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帝欲诛之，柳范曰：“房玄龄尚不能止陛下猎，岂可独罪万纪？”帝大怒，拂衣入，久之，独召范慰谕之。帝好与群臣论难，刘洎力谏，帝诏答曰：“轻物骄人，恐由于此，敬当虚怀改之。”洎又言近来上书人或面加穷诘，恐致阻进言之路，帝曰：“卿言是也，当改之。”此皆见于各传者也。魏征尝言：“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岂敢犯龙鳞。”帝尝宴韦挺、虞世南、姚思廉等，谓曰：“龙有逆鳞，人主亦然。卿等遂能不避触犯，常如此，朕岂虑危亡哉！”是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独是仁善之君则能纳诲，英睿之主每难进言。以太宗之天锡智勇，手定天下，制事决机，动无遗策，宜其俯视一切，臣下无足当意者，乃虚怀翕受，惟恐人之不言，非徒博纳谏之名，实能施之政事。其故何哉？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炀帝恶谏，曰：“有谏者当时不杀，终不令生于地上。”苏威欲言不敢，因午日献《古文尚书》，炀帝曰：“讪我也。”即除名。萧谏伐辽，即出为郡守。董纯谏幸江都，即赐死。由是人皆钳口，至丧国亡身而不悟。（见吴兢疏。）此太宗所亲见也。惟见之切故惧之深，正张廷所云，多难兴邦，殷优启圣。皆以事危则志锐，情迫则思深也。魏征之谏，亦动以隋为戒，谓：“隋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哉？特恃其富强，不虑后患，驱天下以从欲，遂以四海为尊，殒于匹夫之手。陛下当鉴彼之失。”又曰：“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所亲见。隋之末乱，自谓必无乱。隋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身戮而犹未悟。今能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而存矣。”马周亦言：“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犹炀帝之视齐、魏也。”此当时君臣动色相戒，皆由殷鉴不远，警于目而惕于心，故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其后勋业日隆，治平日久，即太宗已不能无稍厌。魏征谓贞观之初，导人以言，三年后见谏者悦而从之，近一二年勉强受谏而终不平。是可知贞观中年，功成志满，已不复能好臣其所受教。然则惧生于有所惩，怠生于无所儆，人主大抵皆然。若后世蒙业之君，运当清泰，外无覆车之戒，而内有转圜之美，岂不比太宗更难哉！
时政记
左、右史起居注之外，有政事及奏对由宰相撰录者，谓之《时政记》。案《旧书》，唐初记注最详备。苏冕言，贞观中，每日朝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高宗时，许敬宗、李义甫用权，多妄奏事，恐史官书之，遂奏令随杖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姚乃表请仗下所言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是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此始也。据《旧书》云，罢后，其事遂寝。贾耽、齐抗，贞元时为相，又修之，耽、抗罢而事又寝。然宪宗尝问李吉甫：“《时政记》记何事？”吉甫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馆之实录也。左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记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姚监修国史，虑造膝之言外间或不得闻，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史馆，今《时政记》是也。”上曰：“间有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行者，不可书付史官。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付史官故也。”（《宪宗纪》）又裴休尝奏言，宰相知印者撰《时政记》，或多载己言而略他人之言，史官莫得知。请自今宰相各自为记，令付史馆，从之。（《休传》）可见历朝仍皆有《时政记》，未尝废也。其后又稍变其例，穆宗时，宰臣崔植等奏请，坐日所有君臣献替事宜，应随日撰录，号为《圣政记》，岁终付史馆。则不必每月送史馆，至岁终始送矣。文宗又诏，《时政记》因循日久，废坠日多，自后宰臣奏事及临时处分，委中书门下丞一人随时撰录，每季送馆。则又不必宰相自撰，而令中书门下丞撰录矣。然皆于记录政事，致其详慎，可为后世法也。
天子不观起居注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历代皆重其职。唐太宗尝欲观《起居注》，朱子奢曰：“恐开后世史官之祸。史官全身畏死，悠悠千载，尚有闻乎！”（《子奢传》）后至文宗，益重其事。每入阁日，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备录。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质证所奏是非，故开成政事最详。（《张次宗传》）帝尝与宰相议事，适见郑朗执笔螭下，谓曰：“向所论事，亦记之乎？朕将观之。”朗引朱子奢事对曰：“史不隐善讳恶，人主或饰非护失，见之则史官无以自免，即不敢直笔。昔褚遂良亦称史记天子言动，虽非法必书。庶几自饬也。”帝曰：“朗可谓善守职者。朕恐平日之言不合治体。庶一见得以改之耳。”朗乃上之。（《朗传》）后帝又欲观魏。《起居注》曰：“陛下但为善事，勿畏臣不书。”帝曰：“我尝取观之。”曰：“此史官失职也。陛下若一见之，自此执笔者，须有迥避，后世何以示信乎。”乃止。论者咎朗而是。（《传》）
唐诸帝多饵丹药
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自秦皇、汉武之后，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误人矣。及唐诸帝，又惑于其说，而以身试之。贞观二十二年，使方士那罗迩婆娑于金飙门造延年之药。（《旧书》本纪）高士廉卒，太宗将临其丧，房玄龄以帝饵药石，不宜临丧，抗疏切谏。（《士廉传》）是太宗实饵其药也。其后高宗将饵胡僧卢伽阿逸多之药，郝处俊谏曰：“先帝令胡僧那罗迩婆娑，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征求炅草异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无效，大惭之际，高医束手，议者归罪于胡僧，将申显戮，恐取笑外夷，遂不果。（《处俊传》）李藩亦谓宪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宪宗本纪》）是太宗之崩，实由于服丹药也。乃宪宗又惑于长生之说，皇甫与李道古等遂荐山人柳泌、僧大通，待诏翰林。寻以泌为台州刺史，令其采天台药以合金丹。帝服之，日加燥渴，裴上言，金石性酷烈，加以烧炼，则火吨搜制，不听。帝燥益甚，数暴怒，责左右，以致暴崩。（《宪》、《穆》二纪及《裴》、《王守澄传》）是又宪宗之以药自误也。穆宗即位，诏泌、大通付京兆府决杖处死，是固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乃未几听僧惟贤、道士赵归真之说，亦饵金石。有处士张皋上书切谏，诏求之，皋已去，不可得，寻而上崩。是穆宗又明知之而故蹈之也。敬宗即位，诏惟贤、归真流岭南，是更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寻有道士刘从政说以长生久视之术，请求异人，冀获异药。帝惑之，乃以从政为光禄卿，号升玄先生，又遣使往湖南、江南及天台采药。（《敬宗本纪》）是敬宗又明知之而故蹈之也。武宗在藩邸，早好道术修摄之事，及即位，又召赵归真等八十一人于禁中，修符，炼丹药，（《武宗本纪》）所幸王贤妃私谓左右曰：“陛下日服丹，言不可死，然肤泽日消槁，吾甚忧之。”（《王贤妃传》）后药发燥甚，喜怒不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请见不得，未几崩。是武宗又为药所误也。宣宗亲见武宗之误，然即位后，遣中使至魏州，谕韦澳曰：“知卿奉道，得何药术，可令来使口奏。”澳附奏曰：“方士不可听，金石有毒不宜服。”（《澳传》）帝竟饵太医李玄伯所治长年药，病渴且中燥，疽发背而崩。懿宗立杖杀元伯。（《崔慎由》、《毕П》二传）是宣宗又为药所误也。统计唐代服丹药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无足怪，太、宪、武、宣皆英主，何为甘以身殉之？实由贪生之心太甚，而转以速其死耳。李德裕谏穆宗服道士药疏云：“高宗朝有刘道合，玄宗朝有孙甑生，皆能以药成黄金，二祖竟不敢服。”（《德裕传》）然则二帝可谓知养生矣，其臣下之饵金石者，如杜伏威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伏威传》）李道古既存柳泌，后道古贬循州，终以服药，欧血而卒。（《道古传》）李抱真好方术，有孙季长者为治丹，云服此当仙去，抱真信之，谓人曰：“秦、汉君不遇此，我乃遇之，后升天不复见公等矣。”饵丹至二万丸，不能食且死，道士牛洞玄以猪肪谷漆下之，病少闲。季长来曰：“将得仙，何自弃也？”乃益服三千丸而卒。（《抱真传》）斯真愚而可悯矣。惟武后时，张昌宗兄弟亦曾为之合丹药，萧至忠谓其有功于圣体，则武后之饵之可知，然寿至八十一。岂女体本阴，可服燥烈之药，男体则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
玄宗五代一堂
肃宗为太子时，生代宗，为嫡皇孙。生之三日，玄宗临澡，嫡孙体弱，负姆嫌陋，更取他宫儿是。玄宗观之不乐，姆叩头言非是。玄宗曰：“非尔所知，趣取儿来。”于是见嫡孙，玄宗大喜，向日视之曰：“福过其父。”顾力士曰：“一日见三天子，乐哉！”（《吴皇后传》）此已属盛事。又案《旧书 顺宗纪》，顺宗生于肃宗上元二年，时玄宗尚为太上皇，是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凡五代共一堂，则不惟一日见三天子，且一堂有五代天子也。
唐有两上元年号
年号重袭，已见《丛考》前编，皆异代之君，不知详考，致有误袭前代年号者。至唐则高宗有上元年号，而肃宗亦以上元纪年，高之与肃，相去不过六七十年，耳目相接，朝臣岂无记忆，乃以子孙复其祖宗之号，此何谓耶？元顺帝慕元世祖创业致治，而用其至元纪年，故当时有“重纪至元”之称，衰乱之朝，不知典故，固无论矣。
德宗好为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