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宜遵祖训安内攘外自有成效说
窃惟今日国事之最切者，莫如洋务海防之一端，议战，议守，议抚，议防，至不一矣，而二三十年以来，卒无定论。古人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正不必论我之制彼如何，当先察其彼之胜我安在？近人之羡慕而悚息于西洋者，一曰富，二曰强。所谓富者，各处洋面占据马头，岁入之款倍于中华而已。所谓强者，船坚炮利，新色火器层出不穷而已。至于其所以致富、所以致强之道，无有能揣其本而探其源者。纵有其船、有其炮，而驾驶、开放之技艺不如也，坚忍勇鸷之人心不如也，如山不动之号令不如也，则与无船无炮又何异哉！试以最近之事较之：我大清国龙兴东土，以骑射为绝技，当时与明人交战，明人有鸟枪大炮，而我则无之，与今日我之枪炮不敌西洋情形相类。然明人有枪有炮往往不及施放，而我之劲弓怒马已至其前，明兵率弃枪炮以逃，其故无他，人心一齐一不齐，士气一勇一不勇之别耳，固不在有器无器也。前年普鲁斯与佛郎西相哄，法国之旱队枪炮冠于泰西，千百年来尊雄无敌，普鲁斯乃褊小之国，徒以君明臣良，蓄谋岁久，殚精竭智，上下一心，遂使法郎西火器诸技失其所恃，而为普所挫败。是西人与西人交战，所用轮船枪炮，两俱精良，而仍以人心之整齐涣散分胜败。中土日习军火，即事事得法，亦不过与佛郎西相等极矣，使不先求鼓励兵心，整饬刑政，设有如普鲁斯之强锐无前者，我能不为所挫乎？故以前明之有火器与国初之无火器言之，则有者败而无者胜；以普、法二国言之，则火器著名者败而火器未著名者胜。然则其所以必败所以必胜者，仍以兵心之勇怯为优劣，而器之有无利钝实为第二着，灼然可睹矣。
以中土十八省，分南北两途，南人工于文词，精于书写，北人往往不及焉。乃北人只效南人之笔砚精良，纸墨华美，而不能于幼小之年，耳濡目染，如南人之勤学，无益也。北人习于弓马，美于驰骋，南人亦不及焉。乃南人之效北人，但购其名马高车，劲弓健矢，而不能如北人练习筋骨，耐习艰苦，无益也。以同一中华之人，而南北异宜，尚不能事事相师，反客为主。乃一旦欲强中华开天辟地数万年之人心风俗，驱迫之以仿照西洋，虽以汉武、秦始之威，其不能有尺寸之效亦明矣。
臣愚，窃谓今日中华之于西洋情势，有无足深虑者三，不能学步者三，大可有为者三，敢为圣明详陈之：
泰西大小各国以数十计，而不为统于一尊。最大者为俄、为英、为法、为美，而普鲁斯后出亦颉颃其间，与中土从前之战国绝相似，互相联络，互相猜忌，更互相防维，故历次条约中必云“如后有施恩之处，各国一律均沾”，其牵制钤束之隐情大可概见，断不能一国独启兵端。使我驾驭得宜，操纵有法，则彼且为我用。使为鹬蚌可也，使为冰炭可也。即或不然，亦必有此疏而彼尚亲，一违而众不合，断不致各国同时决裂，与我为难。此无足深虑者一也。西人勇于战事，而兴兵则其慎其难，必一国中君臣绅商询谋佥同，且筹有巨饷，方能命将。即如道光二十年，洋兵初来，正林则徐为两广总督，威名最盛，遂不敢遽犯广东，特乘浙江之隙；及占据定海，大可接踵内犯，乃仍向天津诉冤。次年二月，奕山在广东议和，给予六百万，已可罢兵，苟非裕谦剥皮为缰于宁波，则江宁二千一百万断不致如此之甚也。咸丰六年，叶名琛与之争执入城一事，辗转年余，始将省城攻陷。迨僧格林沁在天津击沉洋船一只，法国急于报仇矣。至下年春令上海道吴煦令商人与之讲解，只给兵费二百万，一切仍照戊午原议，其各兵即可撤回，乃端华、肃顺拒之于内，何桂清、薛焕拒之于外，洋人无可如何，始大队北上。其时洋兵麇聚上海，载来战马二万匹在洋泾浜游牧，中国共见共闻。正发逆叠陷苏、常，使洋人乘利逐便，翻然改图，以攻天津之兵先据杭、湖，为贼前驱，则固唾手而得耳。而西人未奉君命不敢为也。以洋人前后数年情节论之，其善战而不轻于决战，实已昭昭然矣。盖华军虽不能与之海上交锋，若陆路鏖兵，则洋人自揣亦无必胜之券，且我之兵勇调募可以不穷，彼则来者只有此数，全仗潮勇汉奸为之前队。此无足深虑者二也。洋商自十三口通商以来，其在中国购房屋长子孙已二三十年，恋土情深，牟利是急，一有变故，其数千万赀财皆付荡然。故前数年屡次为中国剿逆，非其向化之独真，乃其自谋之更切，苟非万分怨恨，岂肯自害其羽毛！上年东洋无故饶舌，在京威公使尚出而排解，其不愿通商各口岸搅扰为池鱼之忧，亦确凿可证矣。虽东洋人心险诈叵测，与西人不同，不可不为之备，然通商各岸有西人之贸易在，断不令其独肆鸱张。此无足深虑者三也。
西人兵法至严，而养之至厚，其月饷多于中华数倍。虽一队千人十死八九，其一二成尚且直前不退。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分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厉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加以规算测量，故能致远中命。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此法律之精严，中国不易学者一也。西酋奉命出疆为全权大臣者，行止皆可自决。其督兵时，临阵行伍开仗，每于未曾定计之先，广咨博访，必集众人所见，择善而从，虽走卒末寮皆可预议；及既定策之后，即王公贵人不能摇撼，一切无知浮议，更屏而不顾。故下情无不上达，而善策不能中挠。敌之山川形势，兵将强弱多寡，城郭之远近平险，必先期侦探确实，宣示各兵，皆能胸中了了，更授以地图，临时再三申诫，令众心为一心，操有胜算，方肯举动，从无盂浪从事之时。此用兵之详慎，中国不易学者二也。西洋旧制，除临阵死亡无论外，凡所获之囚，伤者医之，死者殓之，生者养之，绝无摧辱凌虐之事。两兵相交，使命往来，不加梗阻，一树白旗，立即止仗，不得无故伤害。逐日战事，准局外士人随笔纪载，无所为讳饰。为将之胜败，苟布置实非其罪，为众人所原，各国皆可录用，如现在法国麦马韩之类。此待人忠厚，中国不易学者三也。有此三长，故其人心精力果败少胜多，此皆船坚炮利之所由来，必兼此三者而船坚炮利始克收其成效。否则，孟子所谓兵革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而已。兵将法律之精且严者，本也；轮船大炮之利且远者，末也。有本而无末，虽制挺可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有末而无本，虽强弩不能穿鲁缟矣。谈洋务者，于西人之根本长技，独不一深长思之，何哉？
夫今日我之大清国，大有为者实有三焉。列祖列宗深仁厚泽驾乎三代，故三藩之变、川楚之变、发捻之变，皆系扰及半天下，而民心顶感，浃髓沦肌，非若汉、隋、唐、明一旦有土崩瓦解之势。两宫皇太后十余年之任贤使能，削平大难。中外上下各官皆凛凛奉法，无一骄恣专擅贪婪玩忄曷者。吏道之澄清，尤胜于承平二百年之际，既无尾大不掉之患，亦无积重难返之忧。洋人之在内地，一有不善，此间攘臂大呼，千人立应，无甘心受其窘辱者。即远而寄居海外如旧金山之类，衣服冠制至今不改华风。此乃民心固结之大可为者。本朝经入之款，康熙时只二千数百万，雍正、乾隆两朝，整顿关税盐务加至四千二三百万，下迄嘉庆、道光，年年如此。同治四五年后，海内以次肃清，各海口渐增洋税，多至一千一二百万，各省厘捐多至一千七八百万，共增银三千万，为自来所未有。其旧入之四千二三百万，虽欠解者多，亦尚可收至三千万。合新旧两款计之，已及六千万。果能省费得宜，处处核实，以今视昔，国用不患不充。此经费从容之大可为者。承平时，民不知兵，绿营固多偷惰，即旗兵亦迥不如前。自军兴以来，先后二十年，各省人民皆有衽金革而不厌之意，挑濠筑垒，制造枪炮，无不视为常事。倘能精选勇健勤以训练，虽未必能取胜于各洋，而中土乱民无由动作。此营伍奋励之大可为者。具此三大可为，而九重宵旰忧勤，尚鳃鳃以未雨绸缪安益求安为念，此真古圣王之用心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