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人》，《序》以为闵庄姜之诗，谓“庄公惑於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国人闵而忧之。”朱子《集传》从之，更无异说。余按：此篇凡四章，首章言其贵，次章言其美，三章言其婚成，四章言其媵众，毫不见有刺庄公之意，不知《序》与《传》何从而知之？且玩诗词，乃其初至时作。当其初至，何由预知异日庄公之不见答以至无子而闵之？其三章云：“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方且代体庄公“晏尔新婚”之情而惟恐其过劳，乌有所谓忧其不答者哉！揆《序》与《传》之意，皆由误解《春秋传》文，遂并以误解《诗》。《春秋传》云：“卫庄公娶於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此诗次章正言庄姜之美，则是以此诗证其美，非以此诗证其无子也。若云“美，卫人所为赋《硕人》也，而无子”，则语不成文矣。故待其文既毕，然後证之，非谓因其无子而後赋此诗也。且《春秋传》所记并无庄公不答之事；有子无子亦不在答与不答也。即嬖人生子，亦当在晚节，非庄姜归时已然，何故初归而即不答以致无子乎？二妫之娶後此矣，然厉妫生子孝伯，戴妫生子桓公；庄姜娶於二妫之前，何以独不见答而无子乎？详《序》所言，与《传》了不相合。乃朱子云：“此序据《春秋传》，得之。”严氏粲云：“题以‘闵’庄姜，有《左传》可证。若不用《序》，以此为‘美’庄姜，可乎？”此大不可解也。且诗果以庄姜贤而不答而闵之，则当极书其贤，微讽其不答。乃但侈称其族之贵，色之美，车服之盛，媵妾之多，贤何在焉？称人之贤者固如此乎？至於不答，则绝无一语微露之。朱子但欲曲全《序》说，乃云：“称其族类之贵，见其为正嫡小君，所宜亲厚，而重叹庄公之昏惑也。”於三章则云：“叹今之不然也。”《诗》自言彼，《传》自言此，冤矣！夫诗之体虽婉，要必其言微露此意，乃可从而畅之。若诗绝不言，而吾必谓其有此意，天下尚有不可附会者乎！近世有不喜李白诗者，取杜甫《春日怀李白》诗释之，谓甫素轻白，云：“白也之诗号为无敌，然不过飘然思不群而已。其清新不过如庚开府，其俊逸不过如鲍参军，何尝果无敌乎！何时重与白聚，细论诗律以发其蒙也？”《集传》之释此诗，毋乃类是？嗟乎，不欲改先儒之说，无宁听古人之诬，孰轻孰重，必有能辨之者。说并见前《绿衣》诸诗下。
《河广》非宋襄公出母诗
《河广序》云：“宋襄公母归於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朱子《集传》因之，云：“卫在河北；宋在河南。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归於卫。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义不可往，故作此诗。”余按《春秋》闵公二年，狄灭卫，卫人渡河而庐於曹。僖公九年，宋桓公乃卒。则襄公之世卫已在河南，不待杭河而後度也，诗安得作如是言乎！孔氏颖达，严氏粲固已觉其不合，顾不肯变易旧说，乃复曲为之解。孔氏以为假有渡者之词，非喻夫人之向宋渡河也。然则三百篇中何语不可谓之假设，亦何所取义於河而假之乎？严氏以为作於卫未迁之前，桓公犹在。然则夫人非义不可往，乃势不能往，其作此诗，一何无耻也！盖《序》与《传》之为此说，不过一时失於检点，而忘襄公之立在卫渡河以後。学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误，已非直道而行之正，况欲委曲回护以诬古人而惑後世乎！是所谓“岂徒顺之，又从而为之辞”也。且宋桓，贤君也，其夫人思子而能止乎礼，则亦贤夫人也，以贤夫人而遇贤君，何以得出？夫妇之义重矣，苟非得罪宗庙，不至於出。夫人而贤也，必无可出之罪；无罪而出之，又岂贤君之所为乎！余玩此篇词意，似宋女嫁於卫；思归宗国，而以义自闲之诗。学者以是为说亦可矣，何必诬古人而後足以垂世立教哉！朱子最不取《序》，然其本《序》意以说《诗》者一何多也？
《伯兮》非卫人从王伐郑事
《伯兮》一篇，郑氏以为即《春秋》桓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之事。朱子云：“诗言‘自伯之东’，郑在卫西，不得为此行矣”（卫未渡河以前，郑在卫南，“西”字疑误）。其说是也。乃孔氏《正义》复曲为之解，言“兵至京师乃东行伐郑”。京师在卫之西数百馀里，岂得置西不言而反言东，天下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况诸侯之师从王伐郑，必有约会之地，断无至周而後东行之理。观《春秋传》，诸侯会晋伐郑从未有至晋而後南行者。其说之诬，亦已明矣。盖自平王之东四十有九年而後入《春秋》，其时王室尚未甚微，安知其无征伐之事。而外征伐之不书於鲁史之策者亦多，岂得见有桓王伐郑一事，遂纡曲牵合以附会之哉！
膏沐为夫容
抑吾於此诗有感焉。古之妇女，“膏沐”而已。膏沐，以为夫容而已。秦、汉以来，始有脂粉；唐人尤以为重。宋、元之际，加以缠足，而天真几不复存矣。余幼时见妇女妆束尚近浑朴；近则惟务趋时，妖淫怪妄，愈出愈奇，见之令人作恶，而其人以为非是不足以逢时，至有其夫禁之而不听者，吾不知其“谁为容”也。故诵此诗有三益焉：一则为人上者知夫妇离别之苦，而兵非不得已而不用；一则为丈夫者念闺中有甘心首疾之人，而路柳墙花不以介意；一则为妇人者知膏沐本为夫容，而不可学时世梳妆以悦观者之目。则庶乎其为不徒诵此诗也已！正不必取《春秋》中事以附会之也。
说《有狐》、《木瓜》者之锻炼
天下有词明意显，无待於解，而说者患其易知，必欲纡曲牵合，以为别有意在。此释《经》者之通病也，而於说《诗》尤甚。《有狐》、《木瓜》二诗岂非显明易解者乎！狐在淇梁，寒将至矣；衣裳未具，何以御冬？其为丈夫行役，妇人忧念之诗显然。而《笺》云：“妇人丧其妃耦，欲与人为室家。”夫他人无裳，与己何涉，妇人如此之无耻乎？且何所见“之子”之必为他人而非其夫也？木瓜之施轻？琼琚之报重，犹以为不足报而但以为永好，其为寻常赠答之诗无疑。而《序》云：“美齐桓也。卫处於漕，齐桓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卫人欲厚报之而作是诗。”夫齐桓存卫，其德厚矣，何以通篇无一语及之而但言木瓜之投？感人之德者固如是乎？且卫於齐有何报而乃自以为琼琚也？汉周亚夫之子为父治葬具，买甲五百被。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世之说《诗》者何以异此！盖汉时风气最尚锻炼，无论治《经》治狱皆然，故曰“汉庭锻链之狱”。狱之锻炼，含冤於当日者已不可胜数矣，《经》之锻炼，後人何为而皆信之？朱子最不信《序》，然於《有狐》亦谓“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是朱子亦不以锻炼为非矣。古人之冤其遂将终古不白邪？唯於《木瓜》不用《序》说，但疑以为男女赠答之词，尚未敢必其然。“投桃”、“报李”，《诗》有之矣。“木瓜”、“琼琚”施於朋友馈遗之事未尝不可，非若“子嗟”、“子国”、“狡童”、“狂且”之属，必荡子与游女而後有此语也。即以寻常赠答视之可也。
《邶》、《卫》二风无渡河以後诗
《邶》、《》、《卫风》三十九篇，玩其词意，考其时势，惟《风》自《柏舟》外皆春秋时事，而《邶》、《卫》二国风多似春秋以前所作。《淇澳》、《硕人》不待言矣，其馀诸篇，皆与《春秋经传》所载卫国之事无所关涉。且《邶风》十九篇，而“毖彼泉水，亦流於淇”在第十四篇中，《卫风》仅十篇而言淇者四，至第九篇犹云“在彼淇梁”，其为渡河以前之诗明甚。考卫渡河之日在鲁闵公二年，上距春秋之初仅六十年，然则其诗在春秋以前者多矣。故《序》虽以《春秋》中事附会之，而委曲牵强卒不能合也。惟《风》春秋时诗为多，故《序》说多得之。其风所以分为三者，盖必有说，但世远书轶，无从考耳。《春秋传》，季札请观周乐，为之歌《邶》、《》、卫，曰，“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则当时固已合之矣。然皆各为次序故不能并为一。读者但当即词以求其意，此非大义所关，正不必强为说以曲解之也。又按：旧说以《邶》、《》、《卫》皆殷畿内地名：北曰邶，南曰，东曰卫。今观《邶》、《卫》二风皆无渡河以後之诗，独《风》有之，似在东者然，疑旧说之误也。
卷三
《王风》
《黍离》非追伤诗
《黍离》一篇，《韩诗》以为“尹吉甫信谗而杀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忧懑不识於物，视黍离离，反以为稷之苗。”今玩其词，乃似感伤时事，殊不见其为遭家庭之变者也。《毛诗序》则以为“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而作是诗”，较《韩》说为近理。然玩“心忧”、“何求”之语，乃忧未来之患，亦不似伤已往之事者也。且二家之讹不过以章首言“黍离”、“稷苗”故耳，然作诗者多就其所见以起兴，“蒹葭”、“大杜”，意原不在於物，岂得以章首言“黍稷”遂断以为诗人之旨在是乎哉！细玩此诗词意，颇与《魏风园桃》相类。“黍离”、“稷苗”，犹所谓“园桃”、“园棘”也。“行迈靡靡”，犹所谓“聊以行国”也。“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犹所谓“谓我士也罔极”，“心之忧矣，其谁知之”也。然则此诗乃末乱而预忧之，非已乱而追伤之者也。盖凡常人之情狃於安乐，虽值国家将危之会，贤者知之愚者不之觉也，是以“不知者”谓之“何求”。《黍离》忧周室之将陨，亦犹《园桃》忧魏国之将亡耳。若待故宫已为禾黍而後忧之，不亦无及於事矣乎？且平王之东也，非由西而东也，当其未立之时畿甸已尽没於戎矣。是以平王以岐、丰地与秦而使自为取之。然秦亦不能有，至其子孙始陆续攻得之。当东迁之初，故国皆戎也，大夫何为而至其地？宋之南渡也？称臣於金，故其臣有衔命至金者。平王未尝乞怜於戎也，大夫安能行役於故国哉！盖缘说《毛诗》者谓《王风》皆周东迁以後之诗，此篇居《王风》之首，当为初迁时所作，有此成见在心，故见章首言“黍稷”遂以为故宫之禾黍耳。其实《王风》不必皆在迁後，读者当玩其词以求其意，不得因此遂定以为行役於故国也。曰：然则季札何以谓为“周之东”也？曰：此不过大概言之耳，非为其必无一二篇在东迁之前也。正如称《大雅》为“文王之德”，而《大雅》岂尽文王之德；称《郑风》为“其细已甚”，而有《缁衣》、《羔裘》；称《唐风》为“思深忧远”，而有《绸缪》、《葛生》；岂得以是为疑也哉！朱子集传虽亦用《序》说，然终未有以见其必然也。
《扬之水》非刺平王私舅
《扬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余按：申与甫、许皆楚北出之冲；而申倚山据险，尤为要地。楚不得申，则不能以凭陵中原，侵扰畿甸。是以城濮还师，楚子入居於申；鄢陵救郑，子反帅师过申。申之於楚，犹函谷之於秦也。宜王之世，荆楚渐强，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冲。平王之世，楚益强而申渐弱，不能自固，故发王师以戍之耳；非以申为舅故而私之也。不然，戍申足矣，又戍甫戍许何为者？曰：为申同姓故也。曰：申同姓之国若是亲乎？申与齐、许、纪、甫皆姜姓也，然齐灭纪，又灭许以与郑；而晋亦灭虞、虢、焦、滑、霍、扬、韩、魏。同姓之国且自相灭矣，况於母家之同姓而平王乃有是推乌之爱乎？盖甫，即吕也，《书吕刑》或作《甫刑》是也。楚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巫臣曰：“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於漠。”然则申、吕二国皆楚北冲，惟许地稍近内；然楚师度申、吕而北则必经许。是以齐桓得许，则能伐楚而至召陵；晋文践土之盟不得许，则於盟後汲汲率诸侯以伐之；晋霸既衰，许折而入於楚，始以争郑为事耳。由是言之，平王之戍三国，非私之也。谓平王之戍申为私其舅，则宣王之封申亦为私其舅乎？谓平王之戍甫、许以申同姓故，则宣王之城齐亦以申同姓故乎？惜乎说《经》者不考其时势而但以己意度之者多也！
申侯无与弑幽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