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如淳曰：“分《尧曰篇》後‘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如淳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鲁》二十篇，《传》十九篇。（师古曰：“解释《论语》意者。”）《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
“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师古曰：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後而行於世。（以上并《汉书艺文志》）
“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於《鲁论》；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鲁论》，有《齐论》。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於《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新论》云：“文异者四百馀字。”）《论语集解序》〕
《齐论》多後人附会
按：同一《论语》也而有《齐》、《鲁》之异，有多寡之殊，则《论语》一书固有後人之所续入，非尽圣门之原本也。《齐论》既多《问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复多於《鲁论》，则《齐论》之中後人所附会者尤多，又非《鲁论》之可此矣。
“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後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後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汉书张禹传》）
“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序》）
“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隋书经籍志》）
东汉所行为张禹更定之《论语》
按：《汉书》称“篇第或异”、又称张禹“采获所安”，则禹固尝更定《论语》篇章：其篇目虽定从《鲁论》，其文实兼采於《齐论》，非汉初龚奋所传《鲁论》之旧本也。言“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集解》、《隋书》亦谓“《张侯论》，包、周为之章句”，则是东汉之所行者乃禹所更定之《论语》，非古之《论语》矣。
张禹更定《论语》之谬
按：禹学识浅陋，岂足以知圣人，但当谨守师传，不敢增减，或不至大谬耳。乃擅更定《论语》，必有不当存而存，不当采而采者。况禹附会王氏以保富贵，卒成王莽篡弑之祸，《公山》、《佛》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地乎？
“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於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序》）
“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後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於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於人间。”（《隋书经籍志》）
郑玄所注《论语》即张禹更定本
按此文，则康成所注之《鲁论》即张禹所定之《鲁论》，其中固杂有《齐论》，非汉初之《鲁论》矣。故今《论语》称为《鲁论》，而或以《季氏》一篇为《齐论》。然则《论语》一书中未必无一二篇之可疑，一篇中未必无一二章之可疑者也。学者当统全书而熟玩之，以求圣人之意，其有一二章之不类者，不得以此疑圣人，或曲为圣人解也。
王充、郑玄之谬
按：当东汉之世，去古未远，《齐》、《古》尚存，犹可考证。王充既知公山、佛之往之为非义，即当别其同异，考其年世，辨其真伪而去取之，若赵岐之删《孟子外篇》者然，岂非圣门功臣；乃反据此以让圣人之失，何其谬也！至於康成，负一代之重望，乃於《论语》参考《齐》、《古》为之注，而於篇章无所区别，致使後人无可考证，亦何其疏阔也！
圣言不可谬遵
按：圣人之言，天下後世所当共遵也。然必真为圣人之言则可，非为圣人之言而亦当遵也。述少年时，尝在府应岁试，忽有人持先君书至，寄物二事，且命述与其人换卷。述念先君平日一言一动无不合乎义者，不应忽有此举，意甚疑之，遂不从命。试毕，归而请之，果他人所伪为也。故能言於平日，则不至见欺於一时。窃谓学者之於圣人亦当如是。故今备考《论语》源流载之，使人知世所传之《鲁论》在汉时不无异同更改，是以圣谟洋洋之中间有一二章之可疑者，学者不可不别而观之也。
自述研究《论语》经历
余五六岁时，始授《论语》，知诵之耳，不求其义也。近二十，始究心书理，於《公山》、《佛》两章颇疑其事不经，然未敢自信也。逾四十後，考孔子事迹先後，始知其年世不符，必後人所伪撰，然犹未识其所以入《论语》之由也。六十馀岁，因酌定《洙泗馀录》，始取《论语》源流而细考之，乃知在秦、汉时传《齐》、《鲁》论者不无有所增入，而为张禹采而合之，始决然有以自信而无疑。故录其详，附载於此。然世之学者惟知玩讲章，作举业，未尝有人究其义理，考其首尾，辨其源流者，无怪乎其见而大骇，终不以余言为然也！
附孔检讨《大戴记补注序录》
《家语》者，先儒马昭之徒以为王肃增加。肃横诋郑君，自为《圣证论》，其说不见经据，皆借证於《家语》。大抵抄撮《二记》，采集诸子，而古文奥解悉润色之，使易通俗读；唯《问郊》、《五帝》之等传记所无者，斯与肃说若合符券。其为依，不言已明。《公冠篇》述孝昭冠辞，云“陛下”者，谓昭帝也；“文、武”者，谓汉文帝、武帝也。而肃窃其文，遂并列为成王冠颂。是尚不能寻章摘句。举此一隅，谬陋弥显。况以礼是郑学，无取妄滋异端，故於《家语》殊文别读独置而弗论也。
余昔会试时，曾与检讨相识，年甚少也。数十年不相见，不意其学刻苦如是。《考信录》既成後，始见此书，因其论《家语》与余所见同，附录其文於此。
（颉刚案：此篇原载书首，今为改置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