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
吴浩然
在我的记忆里，十九岁是过往岁月里最困顿的一年。那一年，我在武汉读大学，正是大一、大二交接时，专业课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而我脑子如锈住了一般，感到异常吃力。同时，我在做着繁重的学生工作，一身多职。每天晚上，我常常是寝室最后一个回来的。回来的时候，室友们都在做最后的就寝工作，我去洗澡间洗澡，回来时屋里已一片漆黑。我摸摸索索地上床，掖好帐子，靠手机的微光检查有没有蚊子。这样的检查当然没什么用，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两只蚊子嘤嘤嗡嗡，让我在断断续续的失眠中熬过武汉漫长的夏夜。
还有，我长胖了。从入学时苗条的身材，嘭的一下长了五六公斤。虽然也不是很重，但我是虚胖，两眼无神，脸颊浮肿，四肢笨拙，硕大的痘痘一片片地鼓出来，还频繁掉头发。一年的工夫，小时候浓密的头发只剩下了一半。
那是最累的一年，也是最丑的一年。我感觉天塌了。
没有老师，没有同学，没有朋友。班主任找班干部们聊天，我总是最沉默的那个，心头萦绕着惯常的呆滞与疲惫，耷拉着苦瓜脸的脑袋。不过，她并不是一个狭隘的老师，还是很尊重我的，常对我说：“一个班的支书比班长更重要，所以呢，好好干。”同学们一个个与我疏远起来，虽然我是支书，每天都要到各个寝室说些通知之类。我勉强寻找着上课、下课、吃饭、打水时的同伴，最后还是放弃了，像一群快乐的小鸡中那只生了病的小鸡，在鸡群旁边抽搐着，肿着腿和脸。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便成了那样子。我在家中有父母的照顾，在学校有学校的保护，十九年的生命里从未被迫经见人性中残忍和狰狞的部分。前一年九月，我去武汉上大学，第一次坐长途火车，一晚上没有睡着。半夜去厕所，正好窗外掠过一排灯光，一刹那，我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头发毛毛的，眼睛亮亮的，满脸闪着熠熠的猜想。我也确实因为会写诗、会弹钢琴、举止文雅、挺像淑女而得到了新同学的欢迎。而仅仅半年过去，或一年，就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闪着光彩的乐园消失了，露出了粗粝而真实的荒原，好像这才是我应当跋涉的人生。
那一年，我读到张爱玲的作品，我认为我跟她很像。我也害怕见人啊！我也会在出门的一瞬间，如果看到有熟人经过，就强烈地想退回寝室里。与人打招呼成为很大的烦恼，可偏偏我做了太多学生工作，认识太多应该打招呼的同学。我几乎能够背出张爱玲的《烬余录》和《私语》。《私语》的末尾说：“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感觉我知道。许多个中午，开完学生会那些可有可无的短会后，我惧怕打扰正在午睡的室友，就打着哈欠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游荡。我所在的大学有全中国最大的校园，直到毕业我都没有走完，也不知道它的边界。它是美的，草木丰茂，碧茵满地，长长的梧桐路上方，高大的梧桐枝合拢成天堂一般的穹顶。这里没有市区的聒噪和尾气，这里洁净又安静，但我感到无处容身。后来，我读到卡夫卡的作品，也很喜欢他，他对自己的残缺那样坦白，让我觉得他是最纯净的作家。他对父亲说：“世界在我眼里就分成了三部分。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着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然后就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限遥远，这是您的世界，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而烦恼、生气。最后还有那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儿过着幸福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人唯命是从。”我几乎不用思索就知道，那最让人折磨的，是第三个世界。
在如今的回想里，我一直提醒不要把十九岁的自己看成是受害者。我不是受害者，生活在一起的同学们也不是施害人。确实，除了偶尔的口头的龃龉，他们并没有做任何伤害我的事。而我在长久的自思自想里不停地自问自答，最终还是守住了心底那个微弱的声音：我也没有错啊。我没有错，我也没有做任何会伤害他人的事情，我——只是恐惧。我记得十八岁时的恐惧，那些刚开学的日子，生活中迅速增加的新面孔让我感到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似乎就是为了摆脱这紧张感，我吃了太多的甜食，然后迅速发胖；为了摆脱那恐惧，我接了过多的学生工作，不停地奔忙，以此增加存在感的砝码，尽管丝毫不享受学生工作的过程。我分不清事物的对错，用逻辑判断该怎么笑，用智力思考该怎么说话，身与心都是僵硬的。唯一能随着感情自然流动的，只有眼泪。不过，我哭得并不多，我只是想逃离——暑假的时候我就会感到轻松和快乐，因为我家在郊区，可以几十天不用见人，整天只是看看书、看看电视、给野猫喂食。但暑假终要结束的啊，还是会开学，还是要去见同学。我常常坐在妈妈身边，揉着她胖胖的肚子，把脸贴上去，在心里说：“真想回到这里去。”
决定写作差不多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不可能回到妈妈的肚子里，也不可能一辈子躲在家中。而我又那么年轻，我要活。我动用全部的经验，思考以后怎样可以不用见人又能活下去。我会弹一点钢琴，文笔也还可以，那我可以做一个钢琴师，或者自由撰稿人，这两个工作应该都是不用见人的。就是因为这天真的打算，我把所有空余时间用来在学校的琴房练琴，或者写一篇篇习作。渐渐地，只有习作坚持了下来，因为练琴需要找人开琴房，也还是要出门。
于我所读的理科专业来讲，这几乎是自断前路。我也意识到了，但我还是辞去了全部学生工作，也接受了处世困难的事实，一心一意开始闭门造车。在这之前，冲突达到了顶峰。大一升大二的一个晚上，班级举行学生干部换届。同学们对班级的许多安排都感到不满，我照旧不知所措，照旧认为应该为这些不满承担责任的人，首当其冲的是我这样的支书。短短十几分钟的班会里，我十分脆弱的神经再也受不了同学们此起彼伏的抱怨，终于哭了起来。因不想在同学们面前哭，我便打开门走了出去，在门外哭了一会儿。那大约有一两分钟还是几分钟，我不记得了。当时，我挺盼望有谁能走出来安慰我一下，叫我进去，随便说点什么也好，但是没有，外面的世界只有静悄悄的黑暗，他们依旧待在有光的屋子里。
在一些文艺叙述的逻辑里，那一刻，我应当是感到全身冰凉的绝望。后来，有一两次对朋友描述这件事时，我便是这样说的，说从那一刻起，我对这个班彻底寒了心，决心投入重建自我的新生活中。其实不是的，倘若仔细回想，当时我没有五雷轰顶，我只是没滋没味地擦干了眼泪，然后打开门继续主持班会。我心头所缭绕的，终年不停缭绕的，只是深深的迷惘：自己没有错，这个世界也没有错，但一定有什么出错了，那错的究竟是什么呢？
后来，在我差不多已忘记当年这迷惘的时候，我看到了《圣经》上的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一刻，我犹如再次独自站在门外的黑暗中，因为感到太震动，反而无话可说。不是因为我曾被这样对待，而是因为我也在无意中做过这样的事。大学快毕业的那几天，我的一个室友频频和男友吵架，再加上其他一些烦恼，她是在非常低郁的情境中被男友叫来的出租车接走的，连同她的所有行李也带走了，意味着此后她不会再回来。当时，我们其他三个人都低着头坐在各自的桌边，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道别。我们没有不喜欢她，可我们也没有因此感到歉疚，只希望这一刻快点过去。
于是后来，在我恢复健康、恢复生气、恢复智力与情感的自然流动、恢复才华的施展以后，曾经白眼以对的人，对我一一又重新抱以青眼。这转变于他们并不做作，可我心里仍旧感到苦涩。在这些年寻寻觅觅的写作与生活里，我了解了一些心理学常识，知道了往事的来龙去脉，也明白了自己巨大的心理创伤该如何弥合。或许，不需要看书，不需要心理学，时光自然会让一个人逐渐明白，并不是只有完美的人才值得被爱，处在困境中也并不是羞耻的。我以二十多岁的年纪，重新领受生活，领受情感，谈恋爱，和密友们睡在一个被窝，尝试各种服装搭配，大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运动，独自旅行……每件事都像是新的，每件事都在从头学习，像一个初涉人世的小女孩，睁着好奇的大眼睛走在从未走过的街道上。当我回想那个十九岁的少女已感到陌生时，我知道自己已重新置身普通生活的天堂。可我提醒自己，不能因为如今的幸福，而成为对曾经那个自己有伤害能力的人，哪怕是一点点自嘲也不允许。因为那痛苦是真实的，因为我是过往岁月的后代，在曾经的不快乐面前并不是帝王。我也并不感谢这样的十九岁，尽管是它引我走入写作。写作并不是件幸运的事情，那就是一种命运。一个人来到世上，无论好坏，承担他该承担的命运，就是这样。
十九岁的天空啊，哪怕是隔着半生，我已变成鹤发鸡皮的老妇人，我仍然不会为你找理由，说你是充实与美好的。去年秋天，我去绍兴玩了一次，回来的火车上，对面坐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大约十八九岁，胖胖的，戴着眼镜，穿着毫无特点的学生装，梳着蓬乱的简单发式。她不丑，但一点也不美，从她僵硬地垂着头、紧紧抱着书包、对周围的磕碰一概忍受的态度里，我看出她的生命力还没有启封，也看到久违的十九岁时的自己。那样苦楚的、毫无意义的沉默和泪水，挣扎在无法平衡的内心之中……这世界教我们要爱家人、爱朋友、爱自然、爱一切，却唯独没有教我们爱自己。有些人能从被爱中学会爱自己，有些人并没有完成这必要的预备就匆匆投入了人世，他们所有的迷惑都指向自己，所有的怀疑都化为悲伤，所有的悲伤都成了沉重的十字架，要走多少路，寻多少时，才能抵达内心平静的彼岸。对，那温柔的，每个人都有权憩息的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