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完饭，我到信箱取信，嘴里下意识地哼着《小小世界》。恰巧姐儿俩穿戴整齐地出门，柴田听到我的哼唱，不好意思地深深鞠了个躬，说刚才实在是失礼了，声音那么大，影响了我休息，心里不安。我说我也喜欢这首歌。柴田说，合唱队今天要排练《小小世界》，她唱低声部，怕出错，抓紧练了练。我突然心血来潮，问能不能也跟她们到合唱队练唱歌。柴田笑了，说不行。她告诉我，合唱队最年轻的也有五十五岁了，我还不够格。
原来是老年合唱队。
山本说要是我愿意可以跟她到和服教室学穿和服，我说等丈夫回来跟他商量一下再决定。其实用不着商量我也知道他不会同意，去和服教室学习一则要交学费，二则要自带衣服，更何况，我学会了穿和服也没什么用，我也不是日本人。山本从我身边过的时候悄悄对我说，你穿红毛衣下边不能配蓝裤子，日本女人有俗语，红配蓝，狗都嫌……
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在家一向不修边幅的我，从来没动过什么配什么的心思，一个人在家里，玩那么多花样，纯属瞎折腾。早晨擦胭脂抹粉，在屋里待一天，晚上再洗去，图的是什么呢。
图的是好心情。
这点我当时没明白，是后来才想清楚的。
二
对门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老太太们有个最大的弱点——怕下雨。我见过怕打雷的，怕刮风的，从来没遇到过怕下雨的。
一到下雨天，甭管是大雨小雨，山本和柴田就会不出声息地闷在单元里，在各自的房间待着，连阳台也不去。什么合唱团，什么和服教室，再重要的活动也不去参加了。她们常教育我，就是一个人在家也要梳妆打扮，要对得起女人这张脸，对得起一分一秒流淌过去的光阴。可是一到下雨，她们那两张脸晦暗得比老奥巴桑还奥巴桑。
樱花谢了，广岛进入了梅雨季节，连绵的雨水不大不小，不紧不慢地下着，桧峰小山和山下的濑户内海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水汽当中。人就像是住在水里。潮的，摸哪儿哪儿是潮的，你不理它，过不了几天就会长出白毛，连睡觉的被子也会发出霉味儿。家用的吸干机嗡嗡嗡整日开着，根本不管用，人的身上开始发黏，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就会涌进一团团带着海味的湿气，让人心烦，让人发闷，让人无端地想发脾气，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季节。
雨水中，对门老姐儿俩蔫了。
她们不出来买菜，也不出来倒垃圾，一个礼拜，我没见她们出过门，也没听到《小小世界》的歌声。
从阳台上望过去，她们家的贺茂蔫头蔫脑地趴在窝里，塑料食盆是空的，积满了雨水，那身漂亮的灰毛变成了麻色，紧紧地贴在身上，耳朵也耷拉下去了，眼角满是眵目糊，“小小世界”满是凄凉。见我看它，贺茂抬起脑袋懒懒地摆了一下尾巴，算是打个招呼，接着又把脑袋扎在两腿之间。它知道，下雨的时候是不给饭吃，不出去遛弯的，它得忍着。
我有点儿可怜贺茂了，将手里正吃的面包刷地扔了过去，面包落在贺茂的前面，贺茂抬了一下眼皮，动也没动。我又扔过去一块搁了花椒盐的发面饼，贺茂换了个姿势，将屁股对了我。我到厨房翻了半天，翻出一截从国内带来的广州香肠，自己也舍不得吃的，一咬牙，甩了过去，香肠砸在贺茂身上又顺沟滚到栏杆跟前，可也没引起贺茂的兴趣。半天工夫，我们家厨房的许多食品都搬到了对面的草坪上，不见狗出来，也不见老太太们出来。那些五花八门的吃食都祭了雨神。
这个时候我很盼着那个小白脸的贺茂来，他来了至少可以给这停滞的生活一些动力，将这一潭凝固的水搅动起来。
可贺茂没来。
丈夫下班回来，我将对门的情况向他诉说。
他看了看雨水中我扔过去的已经泡得变了形的五花八门，让我不要多管闲事，说这是日本，不是中国，人跟人交往要有分寸，这里的生活原则是“不给别人添麻烦”，不是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老这样管别人的事会招人讨厌，会被人家认为是没教养。
那天晚上我想了半天，究竟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好还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好，想来想去，是既“不给别人添麻烦”又“八方支援”，把两者加在一起最好。丈夫看我半天不说话，以为是不高兴了，给了我两万日元，让我明天到广岛西边的德山市转转。我说去那儿干什么。他说，你的朋友邓友梅小时候不是在德山当过劳工吗，干吗不替你的朋友去拍几张照片。
第二天，我冒着雨到德山去了，纯粹是为去而去，根本不是为什么照片，鬼知道邓友梅在德山的哪儿当的劳工。德山也是湿的，我在车站的商店买了一具漂亮的狗项圈，是给贺茂买的，我总觉得让雨淋了几天的贺茂怪无辜的，小可怜儿似的，让人心疼。
买了狗项圈回来不敢让丈夫看见，将那个皮圈藏在抽屉深处，想的是天气好了，对门遛狗的时候当着贺茂的面交给老太太们。一定让贺茂知道是我给它买的，我是它的朋友，这样，再下雨时它就会吃我送给它的食物了。
小区每季度要发放装垃圾的口袋，管理部门在每个单元贴出通知，让各户出人去领，过时不候。小区有间集中活动的大房子，平时锁着，有事开门，事完了又锁上，管理员是兼职的，平时人家有人家的工作。我去领垃圾口袋，管理员在簿上找到了丈夫的名字，他说，你们住104，能不能把103“桧峰之星”的也领了，这些纸口袋搁在空屋子里会发霉。
两捆纸口袋，捎带的事，不存在什么能不能的。我刚要答应，想起丈夫“少管闲事”的教导，立刻有些犹豫。管理员低着头一边在103上画记号一边说，下雨天，那两个奥巴桑是不会出来的……说着，103的两捆口袋就给我拎了过来。
不代领也得代领了，这是没商量的事。
我打着伞，提着四捆口袋跑回单元，按对门的门铃。想的是借这个机会进去看看，看看下雨天老太太们闷在房子里干什么。半天半天山本老太太才通过门上的对讲器对外面的我有气无力地说，是叶桑吗？
我说，是我，管理员让我送垃圾口袋来了。
山本说，给您添麻烦了，请暂时放在门口吧。
对方没有开门的意思，我只好将口袋搁在了大门外面。
这两捆口袋一搁又是一个礼拜。我早晨出门，口袋在那儿撂着，中午出门，口袋还纹丝不动地放在那儿，就是说俩老太太一直没开过门，真是怪人。
我担心会出什么事，在国内，常看到外国有的老人死在房间几个月后才被发现的报道，宣传部门主要是通过这样的事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我不希望在我的周围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跟丈夫说了我的忧虑，丈夫眼一瞪说，你是有病，看电视里的杀人事件看太多了！
我说，我总是好心。
他说，你别没事找事。
他这个人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心就变得冷了，除了关心自己的工作，关心自己的小家，别的一概不管不问。用他的话说，在国外人际关系简单，不生闲气，好像他在国内工作时同事们给了他多少气受似的。我说，人活着，图的是什么，不就图个人气么，你时刻想着别人，别人才能想着你，总不能房顶上开窗户，上炕认得老婆下炕认得鞋吧。
他说，我不跟你逗贫嘴，你在家闲一天，不遛遛嘴怕上下嘴唇长在一块儿不是。
两口子没事打嘴仗，有一搭没一搭的也是一种乐趣。
早晨，丈夫去上班。出了门又蹿回来，诈诈唬唬对仍在被窝里的我说，快起来，天上有杠！这话也就我懂。所谓的“杠”其实指的就是彩虹，老北京的孩子管它叫“杠”。
现在北京再说“杠”，十个有九个已经不明其意了。但丈夫老改不过来，我真不知道他在大学里是怎么教人家汉语的，误人子弟是肯定无疑的了。
穿着睡衣奔向阳台，看到海面上一片灿烂，天不知什么时候晴了。东面太阳从云端里刚刚露头，万道霞光洒向平静的海面；西面，波光粼粼的天尽头幻化出一条绚丽彩虹，从南向北，横贯长空，像一道七彩的门，将这边的山和那边的海连结起来。彩虹随着云彩的飘荡在移动，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几乎就到了我的头顶，我就要从彩门下边钻过去了……我高兴得大声叫起来。
贺茂在草坪上也使劲地汪汪，它没见过这个，它也很兴奋。我看见旁边的草坪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那些发面饼，那些面包都不见了踪影，贺茂的食盆里放着一粒一粒的狗干粮。
彩虹转瞬即逝，就像它的突然出现，一回眸的工夫便已不知踪影。太阳从云彩里钻出来，照得天地一片辉煌；淡淡的雾从脚下腾起，轻柔地沿着山麓铺散开来；一种叫不上名字的麻色鸟儿，仰着小脑袋像谁要把它杀了一样，拖着长声尖叫着；一只大尾巴的松鼠从树上出溜下来，匆匆忙忙地钻进了草棵……海面上吹过来很爽利的风，带着特有的腥气，拂过人的脸，就像是谁轻轻地对着你吹气。舒服、惬意！
……今天是个大晴天。
我将那些沉重的被子晾了出去。
出门倒垃圾，恰逢柴田在扫门口，见了我一弯腰，说“早晨好”，声音轻快自然。柴田的脸画得很清爽，眉宇间透着愉快，穿了件杏黄的衬衫，整个人就像一道亮丽霞光，把我身上的蓝睡衣一下比得没了颜色。我不能将前几天萎缩在昏暗房间内，消极、自闭、变态、沉闷的老人和眼前的舒朗、自信联系起来，或许正如丈夫说的，各家有各家的习惯，各家有各家的隐私，有各家的不便言说。
雨过天晴，老太太们照旧去遛狗，照旧去歌唱，照旧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小小世界照旧充满了阳光，仿佛那些阴雨连绵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三
梅雨过后溽热接踵而来，转眼到了八月。对门的贺茂好像是病了，不好好吃东西。我有几次看见老太太们蹲在贺茂的窝前，像哄小孩一样地哄贺茂喝药。我在栏杆这边说，给它吃药不如给它打针，这多麻烦。
山本低头跟贺茂周旋，没说什么，柴田走过来小声对我说，不是药，是营养液，贺茂没有病，贺茂太老了，它的牙今天又掉了一个，以它现在的年龄，相当于人的八十多岁了。
哦，没牙的老贺茂。
柴田回头看了看无精打采的狗说，贺茂虽然吃不了饭，但贺茂是幸福的。
我说，贺茂的确是幸福的。
八月六日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
对面的门楣上挂了好几串五色的“千纸鹤”，以示纪念。我不好打问她们在这一天都失去了谁，这些属于伤痛，属于隐私，她们不说，我不能主动问。但从她们那积极的生活态度，开朗的性情看，至少她们本人是没受多大影响的。
有的人家挂了国旗，我们小区旁边的国泰寺墓地摆满了鲜花，来上坟的人络绎不绝。寺庙里钟声悠悠，路边、河堤、墙角时时可见花束堆放，那是活着的人对在此地逝去的亲人的悼念。五十年前的这一天，有十四万人在原子弹的爆裂下奔赴了黄泉之路，纪念碑后的反核之火仍在熊熊燃烧，据说要烧到什么时候世界上没有核武器才会熄灭。电视里，终日在播放和平广场纪念大会的情况和当事人的回忆。电视里反复播出一个女孩子的纪念碑，那个女孩死于原子弹爆炸后数年的放射线病，病中她用包药纸叠了许多纸鹤，祈愿和平与健康。那些小鹤折得很精致，一只鹤只有手指甲盖的二分之一大，唯其小，才体会出了小女孩的心劲和决心。
一大早，对门老姐儿俩穿着黑色绣水鸟的和服到广场上参加集会，一人带了一个大夹子，让过路的人在上面签名，反对核试验。夹子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我，因为她们一开门就碰上了我，面对两个老人的诚恳面孔，我想，任谁也不会拒绝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丈夫对我的做法照例是反对，他教训我说，你在这儿的身份是外国人，外国人不要参加日本的政治活动，包括签名。
我说，签了又能怎样。
他说，签了就可能违反人国管理局的规定，没准儿哪天把你驱逐出去。
我说，驱就驱，好像谁多爱在这儿待似的。
他说，你也不想想，没有这颗原子弹，没有这十四万人的牺牲，“二战”能停下来吗？没有这十四万人的牺牲，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个十四万！说你没脑子，你比谁都没脑子，说你糊涂，你比谁都糊涂，还是作家呢，料你也是没甚出息的作家，真不知你怎么人的作家协会。
我说，作家协会就是不让扔原子弹的协会，什么时候也不能满世界撂原子弹。
他说，去去去，老娘们儿家……偷换概念，跟对门的疯老太太是一路货。
晚上我赌气没给他做饭。于是两个人就出去吃，吃天妇罗。面对着炸得啦嗞作响的大对虾，他突然又说，在广岛人民的受难之日，你还能吃得这样投入真有点儿太那个……
我瞪了他一眼，将那个虾不折不扣地填进嘴里。
八月六日半夜开始，豪雨如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