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嘉峪关，远眺祁连山雪，西望大漠戈壁时，忽然觉得残片似的历史有了空旷感，今日的荒凉既与历史的也和未来的荒凉连接着，人世间兴兴衰衰多少事，惟有这大漠依旧、戈壁依然。
一过酒泉，西风更烈。
西行路上的荒漠与废墟感觉更加浓重地扑面而来，更大的戈壁、更多的沙漠似乎一直延伸到了祁连山下，大的荒凉展颤着我。
风化的长城，千百年前废弃的村落，那是现实行&得太匆忙呢，还是历史牵挂着它的残片？哦，真的，沙漠让你无法想像当年跋涉者的脚印，戈壁让你无法细读那谜一样的石头的排列。
晃动着金色叶片的小叶杨，宁可自己蓬首垢面。而吃立在风沙中的红柳，那多少被黄沙浸染成黯淡的红色，都留在身后了。天上没有一丝云絮，真正高远的蓝天；戈壁滩上没有一只鸟，太荒凉太寂静。
我们先祖的脚印始于黄河流域，炎黄二帝尝百草种五谷发明耒耜耕耨，直到极一时之盛的汉唐魏晋文化。汉武帝正是在华夏民族的鼎盛时期决心“凿空”西域的，丝绸之路便应运而生。
丝绸之路的出现，尤其在它的必经之地河西走廊上留下了无数埋没的、残损的，至今依然壮观的历史、地理、人文的景观以及重重叠叠的脚印。不妨说，那是人类行进的使命未竟，上苍殷殷的照拂未断。当丝绸之路的相当一部分被沙漠埋没之后，河西走廊尽管历尽战乱、凋敝与风沙的进逼，却不仅至今仍然存在着，并且因为三北防护林的崛起有了再度辉煌的可能。
在兰州，在酒泉公园，面对那一棵历尽沧桑的老柳树，不断有人告诉我：这是左公柳。
那是苍老的纪念，风雨未及卷走的站立的斑驳。
历时120余年的老杨树、老柳树、老榆树，粗糙的树皮如同当西征丁勇的盔甲一样，那横伸枝节的树冠虽然被厚厚的尘沙压着，却有掩不住的苍老的绿色，显示着植物世界生命的强大与韧长。
因为这树，人们就不能不想起左宗棠。
左宗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西安到兰州到新疆开辟了一条三千多里长的大道并且在道路两旁种了三千多里树木，有效地阻挡了风沙线推进的官员。
后人的诗赞实在不为过：
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后人谈论大西北，不能不说左宗棠。
这是因为，从沙俄手中夺回已被占领10年的伊犁地区从而使一个完整的新疆重新划归中国版图者，是左宗棠；趁用兵西进之机，向朝廷报告“西北苦，甲天下”，使贫困真相不被掩盖者，是左宗棠；明确提出在西北“图数十百年之安”，从而修路种树开渠挖井以为民生之利者，仍然是左宗棠。
后人也有称酒泉湖为左湖的。
左宗棠第一次驻节肃州时出酒泉巡视嘉峪关，只见名关为风沙所困，断壁残垣可以驱车直入，有关无关似已不关紧要，便亲令防营修整关防，每日按律开关闭关，并手书“天下第一雄关”置于关头。再度驻节肃州时，又修整了沙与墙齐的安西城。安西号称世界风库，不知风从何处来，只觉得四面是风，风里夹沙，飞扬混沌。靖边安邦倘不治理风沙，这在中国西北是万万不可能的。左宗棠亲率兵丁从城头掘下二丈二尺把东西城墙的积沙铲除千净，再引来疏勒河水，环城挖壕，两岸遍栽杨柳，安西城才有了往昔城关雄峙的真面目，还添了杨柳依依的景色。
我去安西时，左公柳已经寥寥无几。代之而起的是西接敦煌东连酒泉的防护林以及星星点点的固沙植被。
安西县城里是一个挨一个的摊贩，在午后的炽烈阳光下叫卖声依旧嘹亮。
综观左宗棠在西北的筑路、植树，起因于军事上西征的需要，诸如兵士的调动、粮草转运等等，却又同时着眼于民生的长治久安。当时的路面也相当开阔，约为3丈~10丈，至少可供两辆大车并行，路旁植树少则一行多则四五行。路随人修，树跟路立，从渔关开始而西安、而兰州、而六盘山、而会宁、而固原横贯陕甘两省，这路及路边的树继续往西延伸直到新疆的喀什噶尔。
左宗棠号令之下，湖湘子弟兵究竟种了多少树？有史料记载的，陕西长武至会宁县600多里，种活的树为264000株。《西笑日觚》上说：“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各县地方志实录可考的尚有：会宁境内21000株，安定境内106000株，皋兰境内4500株，环县境内18000株，安化境内12000株，狄道埦内13000株，平番埦内70000多株，大通境内45000株。
光绪六年，左宗棠奉召从关外进京，一路见到绿树成荫，不觉心生快意，戎马边疆风霜沙积的辛劳似乎有了回报。
也许最使左宗棠感慨的，还是河西路上，左公柳下的一个告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左宗棠勒马告示下，沉吟再三。
他知道，“弓得春风度玉关”那首诗是老部下杨昌浚奉自己之命到肃州效力时，在河西走廊路上吟得，一时竟也传遍肃州大营。左宗棠闻之，只坦然一笑。是夜，宴请老部下，奏平凉之乐《阳关三叠》倒是让左宗棠多喝了好几杯酒。那西出阳关之苦，把路修上天山，把树栽上天山，岂是等闲之事？丰功伟业无不艰苦卓绝，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只是蓦然回首中的酸甜苦辣。
肃州乐师竟在《阳关三叠》之后，以原曲演唱了杨昌浚的诗，唱到“新栽杨柳三千里”时，左宗棠竟一手捋髯一手击节，热泪盈眶，他想起了什么呢？
出嘉峪关，从哈密到巴里坤，翻过三十二盘天山之脊，那路是凿出来的。“张骞通西域，史家谓之‘凿空’，为不谬也！”左宗棠对属下说。
三间房和十二间房，那风沙能把人马席卷而去，古称黑风井，时称风戈壁，也就是《汉书》所说的“风灾鬼难之国”……
“锤幽凿险，化而为夷。”这是左宗棠给清王朝奏折上的两句话。可是兵勇艰辛、路途劳顿、路之难筑、树之难栽岂是千言万语说得淸的？
左宗棠又吟哦了一番：昆仑之墟，积雪皑皑……便扬鞭策马而去。
左公柳后来的命运如何？
那一块告诫人们“勿翦勿伐”的告示牌，挡得住随后的风雨和贫困吗？
对大西北的人民来说，维持生计所急需的是粮食与柴薪。对于身陷贫困中的人来说，要求他目光远大是天方夜谭。曾经绵延三千里的左公柳的命运仍然免不了被砍伐当作木材与柴薪，真是可悲可叹。
祁连山的树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无数次地遭受到人为的滥伐，以致河西的沙漢化日甚一日，富庶之地变得穷困潦倒。而在近代惟一一次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以军队为主力的、曾经种植三千里之远的行道树木，实际上是改变中国西北生态环境的一次伟大的实践。左宗棠在西北亲历了光绪三年的百年未遇的大旱，饿殍遍野，焦土满目，开仓放赈，自己捐出俸禄，那种民不聊生的景象，再加上沙漢戈壁的横亘总是终身难忘了。那时左宗棠不可能去全面地治理沙漠，种树开渠虽是权宜之计，却成了一次难能可贵的尝试。
如果说左宗棠筑路、种树横贯陕甘两省直到新疆，其功厥的话，那么这“新栽杨柳三千里”，在左宗棠离任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几乎砍伐殆尽，则是更加惊心动魄的。
我惊心动魄地想起了三北防护林的现在和将来。
左公柳的兴衰，不是恍若眼前吗？
左宗棠之后，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主张“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可惜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要为社会、历史种种条件所限制，孙中山先生的造林如同他热衷的修铁路一样，只能托付后人勉力为之了。
三北地区近8000公里的风沙线上，如今已建设了15年的防护林体系，可以说凝聚着民族的智慧、先人的眼光、历史的重托。其蔚为壮观已经不是左公柳可以同日而语的了。然而，它所面临的困扰却与当年仿佛。“西北苦，甲天下”至今犹是。风沙沿线的人民为三北防护林所奉献的人力与热情还能维持多久？建国45年来汗水浇灌的林场普遍猜条，有的已到了无法维持的程度，那么三北防护林更艰难的三期及以后的工程又如何去完成？
与此同时，局部生态环境的改蕃并没有改变整体恶化的态势，中国每年沙漢化土地的速度与面积仍然高居世界领先地位。
一个伟大的工程，开头难，坚持下去更难，使之成为真正的绿色长城，庇荫半壁河山之日，那才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西行路上，能不叫人感慨万千？
当我登上嘉峪关，远眺祁连山雪，西望大漢戈壁时，忽然觉得残片似的历史有了空旷感，今日的荒凉既与历史的也和未来的荒凉连接着，人世间兴兴衰衰多少事，惟有这大漠依旧、戈壁依然。高大的衰朽了，细小的幸存了，人的创造如此艰难，人的破坏力如此巨大，谁来拯救人类呢？
左宗棠的西行之路自然也是百感交集的。在他之前30年，林则徐蒙受不白之冤于1842年被充军伊犁，途经兰州，甘肃布政史程徳润设宴为其洗尘。
如今左宗棠正奔走在林则徐的放逐之路上。
大戈壁原本就是大悲怆。
它埋没了多少？它掩盖着什么？哪里是林则徐的脚印？
嘉峪关上，当左宗棠面对祁连山皑皑积雪吟哦林则徐在嘉峪关写的《出嘉峪关感賦》时，左右随从无不为其诗其声而掩泣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
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
天山巉峭摩肩立，漪海苍茫入望迷。
谁道崤函千古险，回首只见一丸泥。
吟罢低眉，黄风四起，左宗棠老泪横流：“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