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行
20世纪40年代即将过去。那是40年代的最后一年，5月，人民解放军开进了中国聚大的城市上海。此时我在家乡福州，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福州离上海很近，我已经预感到大转变时代的来临，心中充满了欣喜与期待。那年我十七岁，对人生和时局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我已经没有耐心心爱那黑暗的岁月。政治腐改，物价飞涨，百业凋敝，饿浮遍野。整个中国社会，生死存亡，盛衰荣辱，已经到了决定命运的关头。忧患使人早熟。我盼望着生活的改变，我把希望寄托在当时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上。
这年的暑假，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福州。枪声稀疏之后，大街两旁睡满了长途行军作战疲惫不堪的部队。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他们是胜利者，他们有理由享受他们以鲜血和汗水换来一切，但他们就这样躺在夏季的阳光直接照射的大街上。南国的夏季非常炎热，这些士兵，携带着自己全部的行囊和武器，也携带着泥泞和汗水，甚至还有血迹，就这样“和衣卧躺在城市的街道旁。我对这种严格自律而秋毫无犯的义师形象，感受极深。我被这情景感动了。我先前所知道的光明也好，理想也好，希望也好，都是抽象的，都不及我在福州街头亲眼目睹的这一幕。世界上的事，包括真理和正义，有时无须言语，只要一个行动！什么叫无私，什么叫奉献，什么叫伟大，这就是！”
这就是那年、那月、那日我下了决心离家从军的最简单的原由一我相信这支军队，我不会后悔。在此之前，一个中学没有读完的少年人，我还从未离开过家门。父母为我的抉择而忧心忡忡，我也对自己的这一步跨出而心怀忐忑。但的确，一切的苦乐、得失、安危，都阻挡不住我心中燃烧的理想之火。当年的年轻人参加部队，没有后来那些的功利性考虑，参军就是置个人的任何利益于度外，包括生死。只要走出一步，就不能为自己留退路。部队实行义务制，当兵是自愿的，是没有报酬的。大家都为着一个理想到这里来，这理想就是建设一个新中国。有着这样的大目标，个人的一切都无须计较了。
我承认当日的我非常单纯。我以极大的耐力和毅力，克于艰苦生活的恐惧。行军、训练、守备、修工、备战，一切我都能忍受，我也都坚定地“挺”了过来。现在回想，我几年的军旅生活，最畏惧的、甚至可以说是最“痛恨”的，是每日清晨的起床号。海岛上的凌晨，天幕是暗黑色的，没有丝毫的光亮。就在此时，军号响起来了。疲劳了一天的人，被无情的号音活活地从沉沉的梦境中拖了出来。接着就是寒风中的跑步，一圈一圈再一圈！
那时心想，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没有起床号的睡眠。不能说不怕死，但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能回避死。而死亡，是每日每时地窥视在你的身边，已是“司空见惯”了。在那时，比死亡更直接的威胁，来自起床号。
我在军队服役的时间不长。我平生奉行的生活哲学是一旦下了决心，就不后悔。那时有一些和我一道参军的朋友，因为不堪部队的严格纪律而“开小差”走了。我暗下决心，无论如何，我不能违背初衷，我要坚持下来。尽管我有长期在军队服役的愿望，但事实是部队不想留我。在正式实行军衔制的前夕，我奉命复员了。原因是我有“海外关系”一我的一个哥哥于1945年去了台湾就业。闽台原本就是一家，怎么就变成了“海外”了呢？不论我理解不理解，我就这样并不情愿地回到了家乡福州。在等待民政局分配工作的时间里，我自学读完了高中的全部功课。随即考上了北京大学。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这是后话。回过来单说我在部队不长的服役时间中，做过文艺工作，当过文化教员，做过武装的土改队员，还临时做过军报的记者。我在部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基层连队，而且都在海岛驻防。我是小知识分子，但不是“机关兵”。我是一个中学生，我勇敢地迎接了部队对我的“改造”。我的很多知识分子的习惯，在这个时间里都改掉了。其中有些习惯是部队给予我的，使得我多少保持了一些“军人品质”，对此，我至今还是心存感激。这些品质，例如勇对一切艰难险阻而不后退，例如遵守纪律和守时，例如行动果断而不犹豫，等等。
但是，我承认始终不能改变的是我内心深处对于个性的追求、以及对于自由的渴望。而军队的集体生活和铁的纪律性是与此不相容的。我内心的这些追求，按通常的说法，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散漫的“劣根性”。前不久在厦门，与当年同在一个单位的老友见面。我们很有兴味地回忆起当年我们几个“小知识分子”私下里唱电影插曲《天长地久》，因而受到营教导员严厉批评的情录。我们的“错误”是“一贯”的“资产阶级情调”，而且总要找机会表现出来。这当然是思想改造方面的问题。
我在军队的最高级别是副排级。这在当今的人们看来，我的“级别”就不免有点可笑。而在当年我所在的连队，我这个副排级的文化教员，却令相当多的连队干部战士看了眼红，心中不服。在一个连队中，副排级是非常抢眼的。一个连的建制，统共箅起来，连排级干部不过十人上下。许多参加过淮海战役和上海战役的战士，那时甚至连班长都没能当上。而我是福州参军的中学生，却这么“轻而易举”地当上的排级干部，他们心中怎么也想不通！
岁月如流水。逝水无痕，不觉已是半个世纪前的故事了。这些话，对于当今的年轻人来说，都是很陈旧的，也很乏味的。真有点“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的味道。但对于我，却是与我的青春、理想、人生紧紧相连的。我选择，我追求，我坚持，因我无悔。
2004年7月7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附：《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
谢鱼梁
我看见了红旗在招展，我听见解放的歌声在中国的每一块角落震荡着，我看见了无数的至今还在受难的民，向着我，他们伸出了求援的手，我看见了广漠的至今还在兽蹄践踏下的土地在哭泣。呀！是的，我瞧当代他们，为他们献出我的血和汗。
因为我向往于一个美丽的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因为我向往于一个世界大同的人类乐园，于是，我以激动的心情，张开了热情的两臂，向着广大的人民大众拥抱；我投入了革命的洪流。
我提起了我的勇气，鼓起了我的热情！在八月末的一天中午，我带着一包小得可怜的随身衣服，离开了十数年来不曾离开半步的家，我年老的双亲，以及我的兄弟们！呀，我那间朝夕相共的小书房，那些心爱的存书，那熟悉的门后的山和门前的水并，还有，我那些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为了人民，为了革命，我得离开您们了！
我并不孤独，因为，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也不会失望，因为，我有信仰！我有勇气，所以我能够毅然地向前走去。
不再留恋家的温馨，父母的爱，我知道，那是狭小的，自私的，去爱人民，去爱祖国，去抗起枪杆向着那些卖国殃民的反动匪徒开火！惟有革命，才有我们完全美满的家，才有各人安定的生活。
伟大的人民领袖对我们说——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面前，我们应该欢迎。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它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它。
举起你的双手来，新中国是我们的。
新中国是我们的。但需要我们去创造，去建设。正如我们必须插下种子，才能收成。“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腐朽的东西一定要死亡，发展着的东西一定要胜利。”我正是抱着这种正确的信念，走出家庭和学校的。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我满心充沛着喜悦！
——此文原栽福建《星闽日报》1949年9月16日《星瀚》文艺副刊。
谢鱼粱是我解放前使用的笔名。
福清城里有座小楼
福清城里有一座西式院落，两层楼的红色砖房，有晒台和明亮的窗子。东南海滨灿烂的阳光下，那院中生长着许多亚热带的花木。我记得有几株木瓜，还有浓密地斜倚墙上的三角梅。那是很静遗也很淸雅的一所院子。
那时八十三师师部从莆田的黄石镇进驻福淸，由辛波队长领导的八十三师文艺工作队也就随着搬到了这里。辛波队长是个很爱惜人才也很憧业务的领导人，他知道文工队发展的关键，在于要有不断提供演出的新节目。而新节目的产生，则有赖于生产制作的人。为此，他决定成立编导组。所谓编，即指节目诸如歌剧、话剧、演唱小品，以及歌曲等的创作和编制；所谓导，就是把这些创作出来的节目由导演主持排练、直至正式演出。剧目生产的环节抓好了，文工队就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自从大部人员参加闽北土改归来之后，八十三师文工队经过调整，辛波队长就开始组建了这个编导组。编导组人员不多，约八、九人，大约相当于一个小队（班）的建制。但它的地位却很特殊，是直属队部的，相当于一个分队（排）的级别。由此可见，辛波队长对这一举措的重视。他任命江平为组长，任命我为副组长。编导组的驻地便是这座。
我们在黄石镇的时候住的是民房，条件很简陋。现在搬到城里来了，条件已经很好。而编导组则更见特殊，整整占了一座楼。（记得此房好像没有房东，若有，也是我们占了二楼的整整一层，房东住楼下楼上的四围是房间，中间是一个大厅。房间住人，大厅供开会或其它公共活动用。
这编导组很像是现在常说的某一单位的专家组，它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文艺团体的“专家组”。成员中除了我以外，其他人参军前的身份是大学生，而且都是学戏剧或艺术的大学生，因此总体的年龄偏大。当然我也是例外，那时我只是中学生。那时的文工队人员参差不齐，有上海解放后人伍的大学生，也有从国民党部队接收下来的专业人员，绝大多数则是福州参军的中学生，以及为数还不箅少的一些小学生。全部文工队的人，看着这个新组建的编导组一它把全队的“专家”都集中到一起来了，大家当然都是仰视着的。我至今也弄不清楚，辛队长为何派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去领导那些“大”知识分子？
组长江平是上海人，他是学戏剧的，是一个出色的导演，也是一个索质很好的演员，他谦和宽容，是个老大哥式的众望所归的人物。组员有王增欣、陈艰、林孝铭、张及、林耀邦……等，这些人多半会编、会导、还会演。王增欣和陈艰都是很棒的男低音。王增欣多才多艺，会拉小提琴，会作曲，会演戏，而且经常还有一些让人神往的、在那时也是相当大胆的浪漫故事。后来演《赤叶河》，有一段唱词很悲苦，需要用一种适合的乐器来伴奏，王增欣独自琢磨，拣了一支钢锯，居然发明并学会了“锯琴”。陈艰被公认为是文工队中的“怪才”，他和王增欣一样，都长着个大脑袋，天生地是爱因斯坦式的人物。此人兴趣广泛，学问很大，做文艺方面的事对他真是屈才，他的专长在自然科学，有许多的奇思异想。他经常夜里跑到野地里去，挖了傲楼回来，吓的队里那些小女孩们四处逃闯。
总的说来，编导组里的人都有些“怪”，至少在那些年小的队员眼里是这样。他们的经历和思想都有些复杂，而且还都有些“不屑与谈”的高傲，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受辛队长重视的文工队里的“大人物”，是那些福州参军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仰慕的对象。在这些“大人物”之中，还有一位更特殊的人物，他不在编导组的编制而实际上却和编导组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此人就是关尔佳。他那时的职务是戏剧干事，是住在队部的。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和我们在一起。也许是由于经历和年龄都接近，也许是由于这位解放前上海戏剧学院的大学生，和编导组里的人趣味和修养都相投，总之，住在队部的关尔佳，是我们这座小楼的常客。他生性散溲，不拘小节，却得到辛队长的“庇护”，为此颇引起那些小朋友们的不满。即此一端，也可看出队长辛波的领导风格一他是一位深知知识分子的特点而又善于发挥他们的长处的领导人。这样的人，在当日军中，是很少有的。关尔佳出身满族世家，讲着一口极标准的京腔。他是文工队最有威望的导演。经他的手，先后导演过《白毛女》、《赤叶河》、等大型多幕耿剧，以及许多自编自排的独幕剧、大联唱等节目，使小小的文工队很是风光了一阵。
除了关尔佳之外，常来小楼做客的，是女生分队的分队长李欣。李欣是山东姑娘，白晳、清秀、细挑的个子，北方人的豪爽之气，再加上一身戎装，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她也是敢于单独拜访小楼的惟一的女性。这也许是由于她是分队长、也许是由于她是“老革命”——那时山东参军的已经是老资格了一的身份。至于各个分队里的那些小姑娘们，尽管她们很漂亮，也很聪慧活泼，但她们很少有单独来访小楼的勇气，可能小小的王良琳是一个例外。
在小楼的日子，我忘了自己都曾经做了些什么。我那时浑浑鼯噩，想写些什么，却又写不出来。当时我没意识到，数十年后的今天，我回首往事，知道那时我正经历着新旧文艺思想冲突所带来的折磨。我的中学时代受到的是英国式的西方教育，而文学理念则主要来自五四的新文学创作。而这一切，在当时都受到了质疑和否定。文艺在五十年代的中国，特别是在军中，它的服务对象和创作原则是被严格规定了的。我除了按照那种规定去写，别无出路。而我的思想情感、以及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与那一切都是格格不人的。那时我有无处可诉的内心苦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