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思科
在常人印象中，将军多与兵戈铁马、硝烟鼓角和谋略指挥相联系。
可邵维正将军却是麾下无一兵一卒、面前没有沙盘战阵、居室也没有铁枪利剑的例外者之一。
邵维正将军以党史为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多次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从考证中共“一大”，反驳中共是“私生子”的攻击，到全面研究党的历史；从进行党史研究，到不断用新成果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相结合，进行宣传、传播和普及。将军由点到面，从纵到横，通过党史资政育人，现已享誉海内外，曾受到江总书记接见，得到胡乔木同志赞许和老一辈革命家称道。
一
1978年，对邵维正而言，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多少年之后再看，当他站在人生的转折点上之时，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正在发生一个急转弯。
那一年，这个在50年代初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已越过了不惑之年。邵维正28年的军旅生涯，是在部队基层的宣传战线上度过的。从文化教员，到宣传科长，都是在从事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与他命运转折相关的，那就是他曾被选派到解放军长沙政治学院学习了一年半党史。
不过，谈起那段学习，邵维正客观地讲，是既学到了一些马列主义原理和党的基本历史，同时也看到了当时党史的研究、传播和普及的局限。因为学习是在60年代，将军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些偏颇例证和扭曲叙述。
例如当时铅印的《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中，涉及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共8章34节、其中有20节是以“伟大领袖”为主语，按照“三突出”的原则图解的。
党的历史变成个人崇拜史是其一。其二是党史变成了路线斗争史。不过他认为最不应该的是歪曲历史和否认事实，践踏由千百万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写下的党史。
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都会记得，由林彪担任编委主任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一书。该书除提到毛主席350次之多外，提到林彪130多处，提到江青5处，提到周恩来只有两处，就更说不上中共的大多数创立者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了。后来到了第四稿时，连周恩来的两处也删掉了。再往后，居然出现井冈山的会师成了毛泽东与当时还在朱德、陈毅手下任连长的林彪会师了……
回首往事，邵维正有许多感慨。但他庆幸：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让中国的历史还原到本来面目，特别是中共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度被践踏和歪曲的党的思想路线得以拨乱反正。同时，党的理论教育也急需人才。
于是，当年被林彪、邱会作一度关闭的全军三大院校之一的解放军后勤学院复建，政治理论教学开课更是当务之急。邵维正因长期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并专门学习过党史，于是从西北战区的部队调入北京，正式与党的理论研究和教学结下不解之缘。
一切都是新的一页，一切都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
当邵维正调入北京时，党史界正在面临一次思想革命。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党史研究混乱的状况，中央有关部门正式把开展党史研究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以此作为基础工作，从而为党的理论教育、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形成和党史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保证。
当时，党史研究问题反映到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面前，老人家们的意见落地有声：
“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要实事求是，对党史的史实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查清，一锤子一锤子敲定。”
从此，党史界的拨乱反正拉开了序幕。
邵维正初到北京，在学院从事中共党史教学。正当他为缺乏客观的中共党史教材发愁的时候，国家已批准编辑出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其间，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正在调集人员，准备上马。由于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革命战争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套多卷本史书的编撰工作，从军队的三大院校中借调了几位同志参加。
有一点，邵维正没有意料到，他也属于当时的调集人员之一。当上级通知送到他手中之时，他才知道自己赶上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地处北京西山东麓、颐和园畔的中共中央党校是人杰地灵之处，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静谧，而在这静谧中又充满着激情。70年代末，这所以培养中共精英人才著称的党的最高学府，为全党的转轨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支撑。那些珠玑良策，多数都是在这静谧而激情的夜晚产生的。
邵维正是主楼里繁忙中的一员。借这块宝地，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在这里拉开战幕。12卷本的大型历史巨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第一卷《伟大的开端》编撰工作已进行了分工，他接手的任务是参与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撰写。
深夜，当一本本厚厚的资料进入脑海之后，他被先烈们的业绩感动的同时，也被党在创建时期一些未释的“悬案”困惑着。
是啊，本世纪初叶，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列主义传人中国，不久，共产主义小组就在各地兴起。从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影响力，真是波澜壮阔，雷霆万钧。
然而，当他意识到由于革命之初的秘密性和隐蔽性，加上岁月经年，时过境迁，大量当事人或去世或记忆不清，造成许多“悬案”时，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
然而，真正的沉重是他在这不眠之夜，又得知来自海外反共专家们的鞭笞般的抽击。
灯光下，一则来自巴黎东方学者29届大会上的历史资料，特别刺眼：
“中共‘一大’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第一天，也是中共建党纪念日。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年龄已达52岁。可是还弄不清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无父无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付与生辰，说来也实在可笑……”
讲这话的是台湾反共学者郭华伦。他这篇发言不是孤立的。这与一些反共学者谩骂中国共产党成立“缺乏社会基础”，称之为“舶来品”和“卢布党”等反共论调，构成了一股反华大合唱。
在“冷战”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并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但借助中共党史本身践踏中共形象和尊严，给一个站在历史转折大潮中的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感受则是不同的。整个夜晚，邵维正如坐针毡，如鲠在喉……
多少年后，邵维正说，是信仰、责任和使命感，使他由气愤转入理性的思考，并切实关注起这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
二
邵维正曾经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朽败落，经历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家做主的蓬勃崛起，邵维正从小就是一个进步的少年。
据邵维正回忆，由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南方革命活动的影响，家庭都根拥护革命。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后来曾在人民教育战线和新中国航空工业战线上服务，这一切都得益于父母对革命的理解和支持。他母亲是旧时贤德之女，但教育子女却有知识救国之图。邵维正从小受父母正直、贤德的影响，同姐弟一样勤学苦研。
1951年春天，当抗美援朝的爱国热火燃及祖国大地时，邵维正弃学从戎，在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他开始学习党的理论，开始革命实践，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成为党的一员，他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深情和信赖。
谈起他后来的选择时，他说：“反共学者们提出了这个攻击点，给我也找到了一个反击点。那一阵子，我特别注意收集有关‘一大’召开时间的材料。要反击，首先要弄清他攻击的对不对。待材料找到后证实，‘一大’还真是有‘悬案’留在这里。”
邵维正把目光放到先确定党的生日“7月1日”的来龙去脉上。他开始对“7月1日”这几个字眼儿进行叩问，并且，这个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
1936年春，斯诺在延安访问毛主席。当谈到中共成立召开“一大”时，毛泽东有这么一段话：
“1921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五月，是指当时的阴历说的，经查对阴、阳历对照表，1921年阴历五月已是阳历的7月。这则谈话表明，7月是无疑的。这大概也是中共较早向外界宣告自己的生日。
生日究竟何时？这也是建党17年时，即1938年初夏，刚结束马背生活的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反复考订的事。当时，参加中共“一大”到延安的人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二人。毛泽东只记得是“放暑假”，“天很热”，“夜间躺在博文女校的地板上不停地扇扇子”……但确切日期难以记准。董必武也认为是7月，但也记不清准确时间。
最后，此事由毛泽东同董必武拍板：
“7月，7月是没错的！”就把纪念日定在月首。
毛泽东在是年5月26日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首次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以这句话为基点，中共陕甘宁边区马上号召：“我们决定今年7月1日到7日，为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宣传周。”由此拉开地方性的纪念序幕。
到1941年，中共西北局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行文通知：“为纪念中共诞生廿周年，‘七一’放假一天，开纪念会、会餐，举行娱乐晚会。”这便是“七一”作为党的生日的由来。
从这一点来看，“7月1日”是党诞生的纪念日，而不是“一大”开会的准确日期。这是邵维正查证的结果，有两点依据：
其一，毛泽东明确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纪念日，并不等同于一大会议日期。
其二，董必武在接受访问，谈起中共“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情况时有言：“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
从这两句话来看，至少，“一大”日期是有待于考证的。
“重新考证‘一大’！”
尽管“两个凡是”在当时已被否定，但这仍然是个敏感的话题。因为“七一”毕竟是毛主席提出的。几十年来，多少人接近这个研究边缘，却又退缩回去。但邵维正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
还有一点，他是一个军人，军人的斗志使他下决心去打击那些反共专家的攻击。邵维正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得到领导和同仁们的支持。
于是，邵维正在开始编撰工作的同时，也一并开始了“一大”专题考证研究……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出的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听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及李汉俊汇报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情况之后，马林便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这一切，似乎有些仓促，叉似乎是水到渠成。6月上旬，上海作为中共成立的联络大本营，向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区以及留日学生，发出会议通知……
邵维正也想不到几十年前中共创建者的热血沸腾还会给中国国内党史界和世界范围内的关注者带来“剪不断、理还乱”的困扰。
关于几十种中共成立时间的说法，是邵维正从众多资料中得来的。
那一阵他拼命地从文献中收集信息。中央档案馆、党校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等有关存放文献的地方，他都去过。踏破铁鞋，得到的并不是“一大”的准确日期，而是数十个不同的日期。
多少年后，邵维正将军打开一张他当年制成的“大会日期研究提要表”，足见他的准备是充分细致的。在几十种文献记录中，可以找到以下有代表性的几种说法：
——1921年，斯穆尔基斯在信件中记载：7月23日和8月5日；与这一时间相吻合的有佚名作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彼尔西茨的《亚洲各国人民》的研究文章等。
——1924年，大会参加者陈公博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记载时间为：7月20日；与之相吻合的有乌伊尔布尔的提法。
——1951年，当年“一大”的重要人物李达在《“七一”回忆》中认可“7月1日”：
当年“一大”活跃人物张国焘在回忆中也承认此日。
——1927年，另一位当年“一大”出席者周佛海在回忆中声称，“中共”一大召开时间为7月；同样提法的有邓中夏的回忆、包惠僧的回忆、董必武的回忆和日本渡多野乾一的文章等。
更有甚者，是米夫“8月7日”的提法，尤安科“6月之说”和卡拉切夫的“5月印象说”……
几乎是百人百见，众说纷纭。当邵维正试图向客观准确的目标走近时，他也没有意料到一个会议的日期，会给历史留下一个万花筒一般的世界。
大概这就是史学家与一般人的不同，大概这就是信仰和责任的作用。邵维正知道自己遇到了难题。
但他清楚。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因为，世人的目光关注着，历史关注着。放下来，等于承认反共专家的攻击；等下去，党史不能等，国人不能等，后代不能等。邵维正那一阵经常起五更，睡半夜，他在无声无息地思考着这一难题。
当他占有上百万字的资料后，便开始冷静钻研、归纳分析、去伪存真。
开始，他一张一张地列表分析，一个人一个人去印证。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他用的卡片和纸张，就堆得好厚。
当艰苦的资料分类工作做完后，他眼前终于有了一条通路。换言之，他找到一个办法，这就是他已从代表行踪和时间上窥见，1921年7月1日，绝大多数代表没有到达上海，“七一”之说是有理由重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