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灾难来得突然而又顺理成章，在那些日子里像我和陈平这样的人家都是终日凄惶惶的。我父亲在四清运动中犯过所谓的贪污罪，而陈平的父母双双都是资本家的后代，在那样的年代里早已受尽了欺辱，一次又一次。每次运动的开始也就是我们灾难的加深，不说大人，就是在我们这些孩子心里也早已埋下了恐惧的阴影，我知道那灾难迟早会降临，而我没有想到它会突然降到陈平的头上，陈平成了孤儿。我的母亲冒着惹火烧身的危险收留了陈平。而她父母的死亡却成了一个谜。但我敢说陈平的父母在群专指挥部里受尽了耻辱和皮肉之苦，那些日子常常在深夜里传出在群专指挥部拷打“坏人”的声音，那些被拷打的对象鬼一样的嚎叫声在颍河镇的夜空里传荡，使我常常在噩梦里醒来。当时流传最多的说法是，群专指挥部的人让陈平的父母当着陈平的面剥光了衣服，并且在陈平的注视下让他们性交。但是我没有看到那惨不忍睹的场景，但我很相信这个传说的真实性。陈平的父母被抓走的当天下午，或许是将近黄昏的时候，因为那天天下着大雪，真实的情景是很难分清白天与黄昏，那个黄昏来临的时候陈平去给她的父母送饭，饭是我母亲做好装在一个饭罐里的，在陈平走进飘飘扬扬的大雪里的时候，我很想陪她去，望着她走进大雪里的身影，我刚想往外迈脚的时候，父亲叫住了我。父亲说，干啥去？我迟疑了一会儿说我去解手。当时我没有说出我的真实思想，我出去到厕所里尿了一泡又回到屋里，站在门口望着满天飞舞的大雪我感到时光特别的漫长，到最后母亲忍不住了，母亲对我说，你去看看，看看小平咋还没有回来。我接过母亲递过来的一把伞打开走进茫茫的大雪里，在我快走到群专指挥部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陈平捂着脸一边哭着一边奔跑，她从我身边跑过去也不理我，我叫着她的名字在后面追她。她跑到家趴在床上痛哭不止，结果第二天就传来了陈平父母双双死亡的消息。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及时作出决定，草草地把他们合葬了，在坟墓上还插了一块用白木板做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反革命分子什么什么之墓的字样。我是这一年的清明节在陈平父母的坟前看到这块牌子的。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你看看《而已集》的第五页上，我当时就写下了杜牧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当时我跟在陈平身后就是这样的心情。在那个春雨淅淅沥沥的日子里我和陈平一块儿悄悄地给她父母去添坟，那个时候陈平已经变得性格孤僻，她常常一个人在门边呆坐着，眼泪常常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就是不流泪的时候她也总是一脸凄伤的神情。在学校和在家的日子里，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我都会陪伴着她，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总是沉默寡言。我们在一块儿做作业，空闲的时候我就以她为模特儿画写生、画速写，那时我们交流最多的是眼睛，我们之间一个简单的眼神都能使我们各自心领神会，在内心里我们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我们过的很平静，但陈平仍在孤独之中，她常常在没人的时候哭泣。到了夏季来临的时候，她哭坏了自己的眼睛。她的眼睛变得不能见光，不能见风，一见光一见风就流泪，她手里时时握着一个小手帕儿。这样到了我们毕业的时候她几乎不能出门了。她在我母亲的劝说下终于答应到镇上的医院去看医生。在那年夏季里一个炎热的上午我陪她一块去了医院，一个矮个麻脸的外科大夫给她出了一个单方……
我指了一下桌子上的纸条对医生说，那个处方就在那里。
医生又一次拿起了那三张纸条，憔悴的纸条在他的手里发出哗哗的声响。我说，鲫鱼胆不是太好找，因为那个时候我对鱼类知道太少，我根本分不清什么样的才是鲫鱼。好在那个时候我母亲正好在供销社食堂里帮着卖饭，母亲帮着找到了七个鱼胆，但是不是鲫鱼胆我不敢肯定。我母亲又给一个正在喂奶的媳妇要了一大盅子奶水，然后放在供销社食堂里的蒸笼里蒸好。那天在阳光里我小心翼翼地端着用鱼胆和奶水蒸成的药汁走回去，我对陈平说，弄好了弄好了。按照医生的吩咐陈平躺在小床上，我用一根光滑的秫莛子给她点眼。我蹲在她的身边，小心地用左手撑开她的眼帘，我感到她的浑身都在颤抖，由于她的眼痒，她就不由自主地用手抓住了我的衣服。我看着她闭着眼睛躺在那儿，粉红色的脸膛像一朵正要开放的花蕾，她呼出的热气打在我的脸上，使我不能自己，那个时候我心跳的厉害，我不知道怎样去应付这样的局面，我不知道。就这个时候我听到门口有咳嗽声，我转过脸去，看到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那个人高大而肥胖，他的身子几乎堵实了我家的门口，因而屋里的光线暗下来，空气也闷热起来。我对他说，你找谁？我甩掉陈平抓我衣服的手站起来看着他，我感觉到了那个人的目光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那种东西使我感到心慌。我对他说，我在给她点眼，她的眼得了病。那个高大的男人没有吭声，他把背上的行李卸下来丢在门边，进屋地一只小凳子上坐下来。他对我说，有水吗？我口渴的很。我没有去问他什么，就过去给他倒水。这个时候我听到了陈平叫一声，舅舅。那个人就是陈平的舅舅，陈平的舅舅在颍河镇供销社他姐的房子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就带着陈平离开了颍河镇，从此就再也没有音讯。
七
完了？精神病医生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在玄色的药柜前面走了两步又回到桌前看着我说，完了？
完了。
你是不是还有重要的东西没有讲？我正要张口说话，他伸手制止了我。他说，你对我只讲了一些皮毛的东西，在你和陈平之间一定还发生过其他的事情。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说，因为你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比如星期天你们俩在家里做作业，比如她坐在你面前你给她一次又一次地画像，比如你给她用那乳汁点眼，在你给她点眼的时候她舅舅没有来，对不对？
我说，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医生说，不，这很重要，这起码能证明一个问题，你说，陈平的舅舅根本就不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对不对？
对，他不是那个时候来的。
这么说，在你和陈平之间一定发生过其他的事情？
发生过。
医生说，比如肌肤之亲，比如男女之间那种最羞于开口的事？
是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想娶她做我的妻子，但她一走就没了音讯，二十一年了。
这二十一年来你一直都没有忘记过她，对不对？
是这样。我对医生说，我承认这一点，我真的忘不掉，这些年来，在我空闲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她，她有时会出现在我的梦境里，她好像一个美丽的孔雀带给我的总是五光十色的幻想，可我真不知道她为什么一离开那里就把我给忘记了，我真不知道。
不，医生说，恰恰相反，她没有忘记你，她一定牢牢地记着你，她在颍河镇里度过的时光对她来说是一场噩梦，她或许没有重温那噩梦的勇气。如果你所说的刘岚就是陈平的话，她要认你就需要更大的勇气，现在她心里有很大的障碍，如果她真是陈平的话，她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我吃惊地望着他，非常危险？
是的，这是一种假设，因为她现在的内在心理与外在环境都具备了自杀的可能性。他抬手看了看手表说，在我们谈话的这段时间里，世界上又有许多人自杀身亡，因为有材料表明在这个地球上每分钟都会有三个人自杀。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自杀，也不知道为何自杀，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来结束生命，他们有多大年龄，是男是女，我们都不知道，然而这是事实，这就是来自我们自身的敌人——自我破坏。
那怎么办？我们怎样才能救救她？
我刚才说的只是假设，我们人类每一个人最终只能成功地死，却不能永远活下去，这是规律，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承认，人们求生的欲念往往能战胜死亡的欲念，我们最终还要看她自己，我们现在去她那儿并不能帮她的忙，只能加速她的死亡。
那我怎样才能证明她是不是陈平？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她假如就是陈平，就现在她的情况来看她肯定拒绝你，现在你就是她最大的压力，你不可能面对面让她亲口说，我就是陈平，你不能这样。
那我咋办？我不能看着她不管，我要去救她。
她不承认她是陈平你怎么办？
这倒是问题的关键。我不安地看着医生。这时电话铃响了，精神病医生拿起电话说，喂，哪里……好、好好……我知道了，我过十分钟就到，好的。说完他放下电话。他站起来对我说，我还有个应酬，不过这事我会帮助你的，明天她一定还会来我这儿看病，到时候再说吧。说着他走到衣架前，脱去他的白大褂，取下他的衣服。他一边换衣服一边对我说，哎，还有一个办法。
啥办法？
今天上午你不是给她谈过话吗？
是的。
你对她的声音很熟是吧？
是的，她现在的声音很特别。
医生说，你可以给她打电话。
可我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呀？
知道了还让你打什么？你回去找一本电话号码簿，找一找有没有陈平的名字，如果她真是陈平，你在电话里一听不就知道了？如果她不是陈平，你还可以得到一些其他的线索。
这倒是个办法，真得感谢你。
不用谢，你不是说过，往后我们会成为不错的朋友吗？
那样吧，我说，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你，有啥情况你可以随时告诉我。
好吧，精神病医生说。然后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我们一块走出门诊的时候，天色已经暗淡下来。在纬三路上，精神病医生打了一辆的士，就消失在流动的车群里了。
八
我回到家，妻子和儿子还没有回来，我往岳父家打了一个电话，他们果然在那里。妻子告诉我，儿子的小姨从海南回来了，今天晚上她就不回来住了。我说随便吧，就把电话挂了。随后我就去邻居那里找了一本电话号码簿，在陈姓的电话里我找到了陈平的名字，可那不是一个陈平，数一数，一共有十六个。哪一个是我要找的陈平呢？我站起来俯视着那长长一溜的陈平不知道该打哪一个，最后我思索了一下，决定一个也不放过，我要挨着打，直到那个沙哑的声音出现或者真正的陈平出现。
第一个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一个男的，是一个男性的陈平，他妈的，还有男的叫陈平，真是不可思议。
我又拨通了第二个，说话的仍旧是个男的。那个男的说，你找谁？我说我找陈平。那个男的说，你是谁？我说我是她的朋友。电话的男人说，朋友？我姑妈一年前就去了美国，这你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有好多年没有给她联系了，她现在还好吗？那个男人说，好，她身体不错，六十多岁了还像个大姑娘似的……还没等他说完我就把电话压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