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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前副部长贺敬之近年透露，为胡风冤案彻底平反的中央办公厅文件《补充通知》，早在1985年即已拟出，然而，“在送上级审定的过程中，由于思想文化战线出现动荡，全国范围发生学潮，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和中宣部主要领导人的变化，迟至1988年才由中办正式发出。”（《关于胡风平反问题致〈随笔〉的一封信》）
这重新引起我对胡风一案的惊异之感。远在80年代初，终于可以从报刊陆续披露的材料去了解此事来龙去脉时，我就多次被意外或惊愕所击中。我曾在史书与小说中读到各种真实或虚构的奇案，在我看来，假如编撰当代《拍案惊奇》，胡风案首先应该列在其内。但我仍然没有想到，就连此案彻底平反，也会伴随一种意外，以致白白拖延了三年整——如果1985年《补充通知》及时下达，胡风也许还能看上一眼。他正好是那一年去世的。
这个案件，充满太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或者说，充满了误读。就思想而言，胡风被严重误读，这是一个方面；另一面，案发之前，胡风自己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形势和处境，对同行和领导，对问题和性质发生误读。这双重的不约而同的误读，如同配合默契的搭档，齐心协力促成这桩千古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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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本名张光人，豆腐小贩之子。几个兄弟都居乡间，唯独他走了出来，成为知识分子。他曾为“自己能够做一个‘读书人’”，而“骄傲”。（胡风：《我的母亲》）后来，他被这骄傲所累，坚持着什么，终于付出沉重代价。设若他不从张光人变成胡风，设若他不曾从乡间走出成为“知识分子”、并因这角色而被赋予某种意识及立场，很多事情或许都不会发生。
1930年“左联”建立，改变文学史的同时，也改变很多人的命运。1931年底或1932年，留日学生、革命文学青年胡风加入左联东京支部，并在这之后不久回国一趟，结识了冯雪峰、丁玲、周扬。一年多后，1933年6月，胡风遭驱逐离开日本，刚回到上海不久，周扬就通知他担任左联宣传部长。这个安排理由不详，胡风自己承认，当时无论资历或学力，自己都“没有条件在左联这种革命团体里做领导工作”。（《胡风回忆录》）当然，夏衍曾经谈到，左联时代即便担任某种职务，只是“工作”而已，不大会产生拥有某种权力的感觉。但纵使如此，这个安排仍把胡风推上文坛第一线。在此之前，胡风无论理论和创作，都还没有令人瞩目的作为。
这个改变的重要性，在于搭起一座桥，使胡风通往鲁迅。人生聚汇，常有诡道。胡、鲁迅相识，是周扬引见的。“一天，周扬陪着鲁迅来了。当是周扬到内山书店去遇见了他，他知道后就要周扬把他引来的。”（胡风：《鲁迅先生》）基于日后长达半世纪吞没了整个文坛的恩怨，这情景也很让人感慨——周扬亲自牵着两个嫌厌他的人的手，使它们握在一起。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一年后，胡风接过周扬腾出来的位子，从左联宣传部长转任组织部长，工作内容之一，是担负与鲁迅联系的专责。
鲁迅一生在文坛持久的朋友不多，“仇视者”则遍布于敌我。其实他的敌人，也一多半是由“朋友”转化而来。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的盟友，几乎都反目了，其中包括亲兄弟周作人。20年代，创造社、太阳社等革命文艺一班人，对他泼口大骂。左联建立没两年，领导层内部周扬等“四条汉子”就失去了鲁迅的信任。“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课题组”所编《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提供了一幅令人吃惊的图画：终其一生，鲁迅打遍天下，几乎与任何立场、任何派别、任何色彩的文化名人冲突与决裂。成仿吾对他的感受是“一有时机，那便真的睚眦必报了”。（《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然而，胡风却罕见地与鲁迅保持了友好关系。从相识到鲁迅辞世，并未听说他们之间产生过不快——还远不止此，事实上，鲁迅对胡风达到完全信任、可寄心腹的地步。考虑到鲁迅的性格，这近乎是个奇迹；如果同时也将胡风性格并不平柔谦和考虑在内，就更像是奇迹。
但是，亲口表示自己的心与鲁迅“相通”的毛泽东，则并不看重这一点。1955年，他亲降旨意，把鲁迅显然认为心与自己“相通”的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此乃后话。
鲁迅生前最后一次“痛打落水狗”式的笔墨官司，是“两个口号”论争。这件事当中，胡风是焦点人物。胡风1934年10月辞去左联职务，随后，在白色恐怖下，左联与鲁迅一度失去联系。1935年下半年，左联重振旗鼓，接续原来胡风的左联与鲁迅联络人工作的是徐懋庸。徐发现工作难度很大，自己作为左联领导的信使无法获得鲁迅信任，处境非常窝囊。积郁起来的不满，终于借着“两个口号”的龃龉决堤而出。他在那封引起轩然大波的著名的信中抱怨，鲁迅被胡风等“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这，当然不仅仅是徐懋庸独有的感受。鲁迅不曾容忍过任何对他的指责，此次也不例外。他抱病答以公开信，除头一回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揽到他和名下，同时，大赞胡风“鲠直”、“是可以接近的”，痛斥徐懋庸及其身后那些人“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最早出现在胡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里。鲁迅公开信发表前，众人咸以为胡风所提。根据《胡风回忆录》，他先提出来“民族解放战争的人民文学”，而由冯雪峰修正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并获得鲁迅肯定。论争起来后，为了“停止、至少是缓和国防文学派无原则的攻击”，由冯雪峰要求鲁迅将口号揽于自己名下。果然，鲁迅一出面，周扬等立刻终止了争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也就从此被认为鲁迅提出来的。对此，1993年出版的《胡风回忆录》说：
至于我自己，从来没有因为鲁迅这样说了就推卸自己的责任，没有拥护“国防文学”口号而赞成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责任。但我也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口号是我自己独立提出的；虽然我一直相信它不论在政治上或文学本身上都是没有错误的。我只是依照雪峰的意思和他转达的鲁迅的意思写了文章，只是由文章本身说话，事先事后没有向谁说过口号的经过情况。文章发表以后，被认为是我提的，我从来没有否认过。到了鲁迅的文章发表后，我就更不能表示什么了。
可以看出口号的出台经过，是胡风原创，再经冯雪峰改润，最后由鲁迅对外揽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他提的”。如果做文学史上的认定，这口号应视为胡风所提，鲁迅则支持了它——我想，这样说比较接近原貌。
虽然“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记在鲁迅帐下，但这场论争的结果，仍旧使胡风名声大起。被鲁迅如此异乎寻常地公开褒扬，奠定了他此后十多年在文坛的坚实基石。事实上，很多人特别是青年的眼中，胡风有了鲁迅嫡传人的意味。不久，鲁迅逝世，胡风在治丧过程中总其事。以后，在鲁迅著作版权的管理，和照看鲁迅遗属生活等方面，胡风也都以近乎鲁家事务主管的姿态出现。这是他最傲人的资本，而且随着延安方面对鲁迅做出日益隆重的赞颂，这一资本也在不断增值。
与鲁迅的特殊关系，是胡风文学生涯的关键之一；没有这层关系，这个人，连同他的一些重大遭际和命运轨迹，大约都将改换成另一种样子。不过，倘以为胡风仅仅是肩扛鲁迅这面大旗立足文坛，并非事实。
3
某种意义上，胡风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阵营中独一无二的人物。
首先，他是一个思想型的人材。这一点非常特别。夏衍说：“在左联里面，胡风和周扬是专门搞理论的。你想左联那些作家，早一点当过党团书记的任白戈，后来的沙汀、艾芜这些人，都不搞文艺理论。搞文艺理论的就是一个周扬，一个胡风。胡风下面也没有什么搞理论的，像路翎、绿原，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所以，左联搞文艺理论的有他们两个人。”（李辉：《摇荡的秋千.与夏衍谈周扬》）茅盾、丁玲等，包括鲁迅本人在内，都不搞理论。这是普遍情况。虽然有人也临时地参予一些争论，甚或写出理论性颇强的文章，如20年代末冯乃超、成仿吾与鲁迅论辩时。但总的来看，很少有人对理论表现持续的兴趣。有此倾向的，就是周扬和胡风两个人。这既是兴趣问题，大概也是能力和思维方式的差别。同许多人比较，胡风确有注重和偏爱理性思索的精神特征，他会主动、甚至遏止不住地去思考一些理论问题，对探索观念世界有天然而巨大的热情。在并没有职业以及工作分配等外在强制要求下这样做，是很少见的，说明他的创造力和思维兴奋点，有一种自然凝聚到这方面的倾向。这使他成为左翼文学中称得上“文艺思想家”的凤毛麟角的人物。久而久之，反过来也形成一种自我心理期许与暗示——即，他应该而且能够在理论和思想上搞出自己的一套。我认为，这间接地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种籽，若非为此所累，挑战最高权威的大忌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只读过“三十万言书”，人们心目中的胡风，是一个满脑子马列文论术语而且执拗、过于认真的文艺理论家。这确实是他的一个侧面。但胡风的少见之处在于，他偏偏还是一个诗人，有一颗感性、情绪跳跃的心，和一种多血的气质。在他名下，形成了现代诗歌重要流派“七月派”（因为他主编的《七月》杂志得名）。这是另一个胡风，旧体诗、现代诗兼擅，诗风时而沉厚，时而遒劲。
在理论批评上搞出名堂、搞出影响的不止胡风一个，以作家诗人身份扬名文坛的更是大有人在；然而，胡风却称得上理论与创作齐头并进、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兼优。
我们不会忘记丁玲曾以轻蔑的语气对爱伦堡谈论周扬：“他是我们文艺的领导，搞点理论批评。”以及爱伦堡更为轻蔑的回答：“这种人是寄生在作家身上的。”（李向东、王增如：《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在文坛，只是“搞点理论批评”，历来抬不起头，直到今天也仍如此。胡风不在此列，他除了“搞点理论批评”，也“搞点创作”，因此他是可以昂昂然的。
切勿轻视这一点。反思胡风的悲剧，自信以至于自负的性格，是无法忽略的诱因。直到锒铛入狱前，胡风证明自己作为文人，各方面皆属优秀；只要愿意，任何事他都能够做到一流。他是骄傲的——致命的是，也可以骄傲。
胡风可骄傲之处，还包括作为编辑家和活动家。鲁迅之后，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用力那样多、成就那样显著的人，确实不多见。30年代末起，他主编《七月》、《希望》两种杂志，出版“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经他发现、推出或在他指导下成长的诗人、作家、杂文家、理论家，包括艾青、田间、路翎、绿原、鲁藜、邹荻帆、曾卓、耿庸、何满子、牛汉、阿垅、舒芜、贾植芳……显然他有很好的眼力。好眼力之外，也得益于理论与创作兼擅的优长。他跟他的作者们不单单是创作和编发的关系，也形成思想的互动。他用评论或者通信，在思想上影响着他们，彼此产生特别稳固的精神上的联系。正是基于文艺理念的认同度，他周围出现了一个文学群体或文学流派，他则隐然有一种领袖的地位。建国后，胡风之所以有条件试图跟他所谓在文坛“占统治地位”的人分庭抗礼，最高决策者之所以能够把他打成“反革命集团”首领，与他多年发现、培养并用思想深深影响了文坛富于才华的一批人，是分不开的。福欤？祸欤？
以上述一切相关，“覆灭”之前，胡风在文坛的影响力相当大。到了40年代，作为鲁迅衣钵的正宗传人，作为某个实力雄厚的文学流派的文宗，作为抗战时期“全国文抗”领导者之一，以及作为杰出批评家、诗人，胡风已是延安以外文学的重要符号。
文坛重镇、理论和创作两手同样硬，有才华、有思想、有影响、有实力……这些东西，与比较自负、不惯隐忍的个性结合在一起——牛汉回忆胡风曾这样形容自己：“我的神经有缆绳那么粗，多大风暴也不能奈他何。”（《重逢胡风》）何其壮也！——自然而然会生成某种“化学反应”，就像镁在二氧化硫中会剧烈燃烧、化为白烟那样。
大彻大悟的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里叹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又道：“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用到胡风身上，有人或许会觉得把事情庸俗化了，抑或把这事件后面的历史沉重感解构了。但如果仅仅就事论事，胡风冤案的最初起因，尚非有人早就处心积虑构祸图害，甚至也不是什么思想、理论观点上的原则对立（有对立，但这对立本身也是“不平则鸣”的结果及表现形式），而是以一定历史渊源为背景，有感于现实浮沉、世事炎凉、宠辱有别，因负气而走向怨怼，再由怨怼走向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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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类事情，其实最无新意。历史上，凡是改朝换代之际，就要上演一幕幕争功名争利益的喜剧或者悲剧——通常的轨迹，先是喜剧，再转为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