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月的一个傍晚，我随手扭开收音机，一条口播新闻引起我的注意：辽宁某县乡村医生李某某，因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去世，全县近万名群众冒着风雪为他送葬。兴许要播的短讯太多，播音员说得飞快，人名地名全一带而过，无法听清。但我还是被震动了，我被“自发”二字震动了。
倘若一切是真的，那就是奇观。在这市场化、商品化的时代，物质的份量在加重，生命的份量在变轻，生生死死本系大事，现在也变得轻缈多了。比如，一个突发病人倒在路侧，多数情况恐怕是，一辆辆汽车昂首而过，避之唯恐不及。现在，对重大灾难和命案的报道，人们也大多失去痛觉，或仅引为谈资，即使大人物的逝世，也很难引动哭声，至于一个普通生命的消逝，留驻在人们口头上的时间就更短了。这是哭的功能空前退化的年代，又是嬉笑的功能空前放大的年代。所以，小小一个县城，区区一个乡村医生，一次寻常葬礼，参加者几达“近万人”，且属于“自发”性质，无论如何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我感到惊异，惊异于他究竟是何许人物，能在群众中拥有如此之高的威望和感召力，莫非他在千钧一发之际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这便是我听了这条一句话新闻后一瞬间的悬想，不过很快又淡忘了。
四月，我与剧作家姜一在京邂逅。姜一曾因电影《过年》名噪一时，现在豪情依旧。他是辽宁本溪人，一开口就激动地告诉我，本溪桓仁县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叫李秋实，是个女医生，后来当到县医院院长。前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因心脏病猝发而死，年仅五十二岁。他说抢救李秋实那天，县医院从一楼到四楼挤满了闻讯而至的群众，人越聚越多。手术起先由本地医生做，后来由沈阳最好的医生通过长途电话指挥。当听说她的心脏又开始搏动了，楼上楼下一片掌声，当最终抢救无效时，全楼一片哀恸。消息迅速地传开了，黄昏时分零下三十度的桓仁小城泪飞如雨。
我立刻接通电流似地忆起年初听过的那条新闻。我确信，女医生李秋实即是那条新闻的主人公。姜一告诉我，眼下他最要紧的是创作一部以李秋实为素材的话剧，以此报效家乡。他还希望有一篇文章。
于是注视着我说，你能跟我到桓仁跑一趟吗，只要腾出两整天时间就行。这几年看你偶然也写散文，我敢说，李秋实本身就是一篇动人的散文。
姜一递我一张当地报纸，上面印着李秋实的照片。我一眼就喜欢上她了，好像早认识似的。应该说她完全不漂亮，却有种难以言说的真挚和生动。她的皮肤一定是黝黑的，两只会说话的眼睛溢流着温暖，善良，坚韧，泼辣的复杂意绪，眉宇间还透出一股关东女人特有的豪放。她那微笑的神情，似在鼓励人们向她倾吐点什么，她那纯净的黑白分明的眸子里，有一种殉道者才会有的澄澈，好像随时准备张开双臂接纳一切受苦受难的人。单看照片，你不会相信她已经死了。你倒会觉得，她正行走在盖满白雪的山道上，与你迎面相遇。
几乎就因为这片断的传闻和这张照片，我决意跟姜一上路，去探访一颗我认为是当今年月里十分罕见的灵魂。我预感到，围绕着她，会有许多关乎世道人心的故事。
一
桓仁实在不近。一夜火车到本溪，天已麻亮，再钻进汽车，疾驰二个半小时方到，人已十分疲困。我事先忘了看地图，弄不清方位，直觉告诉我，我到了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说不定到边境了。果然打盹中隐约听车上人说，这儿虽归本溪管，其实离中朝边境很近，从本溪到这儿比到沈阳还要远两倍多呢。天奇冷，北京已是春光烂漫，这里山顶积雪尚未化尽，小城便裹在群山中。县委宣传部长请吃早餐，真正的乡土风味：棒碴粥，贴饼子，腌咸鱼，老玉米。比起京城随处可见的东北虎饭馆地道多了。还不到上班时间，街面清寂，虽有花绿的广告和桑拿、舞厅之类招牌在寒风中招摇，终究掩不住贫困县的底色。部长建议，趁上班前的空儿，大伙先去看看李秋实的坟茔。
公墓在半山腰上。临近时，部长要大家猜，哪个是李的坟。其实用不着猜，花圈花篮堆得最高的，准是她的了。就规格看，她的墓地大小与别个完全一样，只因花圈厚积，遂显得突兀。清明刚过，花圈们尚未褪去原先的色泽。墓碑上还有一条紫红色的纱巾临风翻飞，十分惹眼。原来是蒙族女作家萨仁图娅前来拜谒时，当即解下头巾系上去的。这情景叫人心头蓦然一惊，一热。
回头下望，桓仁县城就偎在山脚下。远处有一片山的屏障，那叫五女山，山崖下有一道寒光在闪烁，那是浑河。浑河环拥着小城，整个地形颇似欧米茄手表的商标图形。在我的印象里，大约只有柳州才是这样的。桓仁这座山城，是著名的满族自治县，历史甚悠久。我忽有所悟，是不是桓仁的古朴，淳厚，还有它的封闭，使之葆有更多的高情厚谊，古道热肠，也才具备了产生李秋实这种当代奇人的土壤？总之，在这个早晨，李秋实墓显得凄清而美丽。
四周安静极了，只有风。然而就在几个月前，这山湾里却曾发生过一次撼天动地的葬礼。那些日子，桓仁大雪崩腾，道路阻断，奇异的是到了李秋实出殡的一刻，大雪骤停，大风突止，一束阳光瀑布似的冲云破雾而出，照临桓仁大地。据目击者说，云隙间还有一片云彩酷似凤凰起舞的模样，使在场者暗暗称奇。我想，这恐怕是人们心象的外化和投射所致吧。
不用号召，不用发动，四乡八寨的乡亲像接到统一号令一样，齐刷刷地汇聚到县城。灵车起动时，哭声震野，哭倒在地的多是李秋实救助过的叫不上名字的穷人。人们哈着白气，跺着脚，一个个加入送葬行列，还有人乘着东北特有的“蹦的”，“摩的”，跟在后头，形成一条长长的河流。据说，葬礼过后多日，人们想她，哭她，谈她的哀情不减。白雪下了一场又一场，通往墓地的脚印踩平了一层又一层，证明事后致祭的人还是很多。若不是亲眼目睹，真不相信，几个月下来，那花圈已层层淤积成一个垛子了。正像老百姓说的，整个过程，不是政府动员人民，而是人民感动了政府。人们谈到后来，也许都不完全是在谈李秋实了，而是在谈他们心目中的一个理想。
我把这场葬礼视为一个动人的精神事件。别看它偶然地发生在辽东的偏远小县，借着李秋实之死而起，其实它的能量早蓄积在今天社会、人心的深层，厚积而薄发，终于冲破物化的冷硬外壳，发出了一声声呼喊。它呼唤的是仁爱，是传统的宝贵的道德情感，是对生命的尊重，尤其是对人的尊重。它同时也在曲折地表达着愤懑，针对商品化时代普遍的冷漠无情和道德沦丧现象，针对我们文化中仁爱传统逐渐被丢失的现象。我想，李秋实之死引发的波澜离不开时代大背景，这个背景既包括改革开放的向上的时代主潮，也脱离不开信仰危机、道德滑坡、贪污腐败、金钱至上等等消极因素的袭扰。今天，市场法则在向一切领域无情渗透，岂止医者与患者的关系，家庭，父子，夫妻，邻里，朋友，同事，上下级等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哪一个能摆脱市场化的点染呢。不必讳言，物欲的膨胀，正在使人与人的关系趋向紧张化，冷漠化，交易化，枯寂化。但是，人类的仁爱、向善之心不绝，总要寻找它失去了的地盘和对象，因为人类是一种没有爱就很难存活下去的生灵，越是传统相对深厚地方，这反弹便越发激烈。我能感应到，桓仁的老百姓一直在寻觅一个可以托付他们道德理想和伦常情感的人物，一个可以沟通传统与现实的人物，一个其自律能力足以对抗滚滚物欲的人。他们找到了，这就是李秋实。其实，这是对一种伦理价值的深情挽留，也是对一种伟大人文传统的回眸。
二
在桓仁的几天，我一直在思索着李秋实人格魅力的来源：座谈会上，好多人控制不住地痛哭失声，这是我亲眼所见。丧事过去了多日，仍有不少不知名者从远处赶来上坟、祭奠，这也是实情。这一切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李秋实生前救助过的人确实很多。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并非出于一般性的感恩，酬谢，或一般意义上的尊重，惋惜，而是出于一种发自深心的不能释然的伤悼情怀和对其崇高人格的由衷尊敬。
一位老人回忆说，几十年前的一个雪夜，他开的汽车抛锚在草包厂附近的野地，正为无人接应而焦急，一个黑瘦的小丫头突然出现了，告诉他附近有个地方可以打电话。但那种老式机子简直没法使，他急得直冒汗，小丫头好像知道似的又出现了，告诉他先捂住话筒，使劲摇够了再拿起来，就通了。
这黑瘦的小丫头就是幼时的李秋实。这也是桓仁人对她最早的记忆。她为何只身出现在城郊野外？她的家在哪里？她的亲人又在哪里？
她没有家，也没了亲人，在这寒冷而饥饿的冬天，她只能乞丐似的游荡在桓仁街头。这种日子虽过得不很长，但她毕竟经历过。她是真正的孤儿。老家在辽宁盖县，四岁时当矿工的父亲死于工伤，十岁时母亲又病饿而亡，留下孤苦伶仃的她，由盖县一路找到桓仁，来投奔一位叔伯哥哥。哥哥尚可，嫂子怎容得下这突然冒出来的“一张嘴”。打骂，虐待，用苦活折磨，不给饭吃，是免不了的。终于，小秋实流落街头了。
她原名李秋石——石头的石：她妈生了好几个孩子，一个都没留住，便给这惟一的女娃起名小石头，希图她命硬如石，好活下来。石又可念成“担”的，顽劣儿童就叫她李秋旦，加以她长得黑，就又被人叫成李黑蛋了。名字的屈辱，曾让小秋实掉泪，可她的屈辱何限于名字？有人清楚地记得，一九六0年严冬，桓仁街头出现过一个叫黑蛋的女孩儿。县民政局一位副局长发现了她，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犯错误了。问犯啥错误，她说“能吃”。局长苦笑了，“能吃也叫错误？”正好他手中有点权，便把小秋实安置到光荣院。李秋实终生感激党和政府，同时也不忘这位副局长，视为改写了她一生命运的人。
李秋实是在光荣院里长大的。光荣院的生活影响了李秋实一生的精神生活。一群几乎一无所有的人组成的群体，有种天然的豁达，淡泊，互助精神。此地的光荣院并非一般的养老院或敬老院，而是专门收留残废军人，烈士遗孀或其父母，以及一些有功而无家可归者的地方。大都是些革命功臣，漂泊之人。进了光荣院，小秋实能吃上饭了，再也没气受了，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真诚友爱。她与老人们处得尤其好，兴许她从他们身上体验到了未及体验的父爱和母爱，而他们则视她为女儿甚或孙女。没人要求她干活，她却玩命似的干，浑身有股使不完的劲儿，不让她干反而难受。洗头，喂饭，搔痒，端屎端尿，用手接痰，这些活她全都干过，她甚至为一个老人导过尿。知情者回忆说，这孩子仁义得出奇，为了救人不知什么叫害羞。
来自沙漠的人渴望甘泉，饥肠辘辘的人梦想饱餐，受够了冷嘲和侮辱的人，最珍惜爱与被爱，只消一点爱即可使之泪水涟涟。也许童年记忆太惨痛了，也许光荣院的厚爱太暖人了，一冷一热的反差，激起了李秋实强烈的奉献热情和实干精神。她是以广义的人民为家园、为父母的，她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私有观念和小家庭财产观念都很淡。比如，作为孤儿，她曾得到县民政部门发给的一双翻毛皮包头棉鞋。不料，女同学邵立姝无意地随口说，我弟弟可喜欢你这样儿的棉鞋了。第二天李秋实就脱下这双新鞋，包好了送给邵的弟弟。她并非为了讨好谁，只是觉得小弟弟的心愿最重要，怎能不让小弟高兴一回呢。就因为这件事，邵一生都信任李秋实，她们成了终生好友。座谈会上，提起这双鞋，邵又低头哭了，半天仰不起脸。李秋实多次说过，我是孤儿，是共产党捡了我一条命，是人民用一分钱、一分钱培养的我，我就是给人民再打两辈子工，也还不上这份情。她在日记里写道，人都说我是“工作狂”，“有瘾”，是啊，我得的是“职业精神病”。应该说，这些话确是她的肺腑之言。李秋实的小家我是看过的，一进那狭窄的楼道就觉得别扭，入得门来，除了一只大沙发，没一样值钱东西。李去世已多日，家中仍无收拾过的痕迹，略显凌乱，可以想见李生前的忙碌。我相信，一切是原来样子，不是故意做出来给人看的。
李秋实先被保送到本溪卫校学医。卫校一毕业，她就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那年月的青年都那样，何况李秋实。于是她来到了号称“辽宁屋脊”的八里甸子老秃岭。这地方穷得叮当响，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了，还有不少是全家盖一条被子，轮流穿一条裤子。近亲结婚普遍，地方性大骨节病流行，村里有不少目光呆滞的弱智儿，痴呆儿。这里的人们没有洗澡习惯，生了病，只信跳大神的，或当众吃香喝灰的。当地人回忆说，那时的李秋实身单力薄，却不遗余力地宣传移风易俗。她走路脚下生风，办事节奏极快，说话干脆利落。座谈会上有位发言者说，自打李秋实进山来，娘儿们闹暴动啦，什么男女都一样，不准打老婆，讲卫生光荣，不洗不准上坑，近亲不能结婚等等，讲起来总是一套一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