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父亲是安分的，甚至有些守旧。一生不苟言笑，本本分分。特别到了晚年，衣着打扮很有些赶不上时兴。蓝色中山装，圆口黑布鞋。冬天头上总是戴着一顶50年代开始时兴，而到80年代连青年农民也都不再见戴的有檐儿帽子。所谓“制服制帽”。这一身打扮，走在延安的大街上，也就是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老古板离退休干部。人们不会特别注意到他，也不可能想到，这样一个老人，他的内心世界却是极为丰富而超前的。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生有许多值得回忆的“敢为人先”的有趣故事。谁也不会想到，整天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山沟沟水利建设工地，同民工的衣着打扮没有多大区别的父亲，竟然是一个英语程度很高的人。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恢复职称评定制度，父亲是全区水利界第一位晋升高级工程师的。
他用英语撰写的论文，令评委们大吃一惊，也叫我们孩了——们对他刮目相看。从一定意义上讲，我的第一位英语老师，其实就是父亲。父亲的英语发音并不标准，带着很浓的关口腔。但他的阅读与书写的熟练程度却是一般的中学英语教员无法相比的。
他告诉我，由初中到大学，自己整整学过十二年英文。特别是在西安兴国中学和西北农学院读书时期，上课的课本统统是英文。的确，我曾经见到过父亲用过的数学课本，整页没有一个汉字。教员都是英美留学生，上课也都全讲外文，作业和考试答卷也都要求采用英文。严格的训练，再加之自身勤奋努力，使得父亲的英语功底相当扎实，也对学习外文有了浓厚兴趣。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仍然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可惜遇上了保守愚昧的环境，不然父亲的英语将会对他的工作和科研发挥很大作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父亲的英语由于害怕“崇洋媚外”的大帽子而荒废了二十多年。70年代末，仿佛荒芜封冻的园地遇上了春风春雨，父亲的心中再度萌生学习英语的念头。
他又从箱底翻出那本当年用过的厚厚的袖珍英汉辞典，开始学习英语。那些日子，父亲显得有些兴奋，也似乎年轻了许多，像迎接高考的考生。每当见他在深夜里戴着老花镜，凭借放大镜翻阅辞典时，我就深深为之感动。
在我印象中，父亲是自己生活中第一个带头学习英语的人。可惜他的这种学习精神，并没有卑多地影响到我。我当时的阅历局限了自己的眼界，认为学英语无用，因此，英语学习一直只是应付，成绩一直不好，学的一点，也很快忘掉了，至今十分懊悔。小时候，每逢假期，我很喜欢随父亲到水利工地上去，喜欢同父亲一道睡在工地附近野外的帐篷里，听远处村子里的鸡鸣狗叫，更喜欢摸一摸父亲的办公用具。那些自己从未见过的新鲜玩艺儿，常常能在我的眼前打开一扇窗户，在我幼小心灵中透进一股科学文明的新风。我第一次见到绘图用的圆规，是在父亲的绘图桌上。大小好几种，电镀抛光，看着十分的精美。起初不知道怎么使用，父亲便告诉我，是画各种弧形和圆形的，并手把手地教我如何使用。这使得我在上中学之前，就比别的同学更早地知道了圆规及其妙用。而真正先进的仪器，是父亲时常要摇上半夜的那台体积足有一台微机大的手摇计算机。那是60年代，据父亲讲，在肖时，是最先进的，在许多人还用着算盘的情况下，父亲使用它进行工程计算。至今那静夜里显得格外响亮悦耳的哗哗摇柄声，像流水一般，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还是我们居住的那座小城中第一个戴塑盔和第一个背人造革背包的人。那是60年代初，小城的人们衣着都很土气。父亲那顶雪白塑盔戴在头上像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归国华侨”洪常青戴的那顶遮阳帽，格外别致而引人注目。还有那只式样并不洋气，但黑明黑明颜色格外耀眼的背包，1当时亦属稀有之物。我第一次见到它时是一个下雨的日子。父亲冒雨从工地回来，全家人都以为是水湿了的，亮得耀眼。父亲很喜爱他的这两样物品，不允许我们乱戴乱摸。可惜那顶塑盔在“文革”期间丢失了。人造革背包一直用到破损不堪、面目全非才不知去向。还有一些“稀有之物”反映在父亲的老照片中。那些都是我出生以前的照片。有一张是穿长袍戴礼帽的，那是父亲在大学时期照的。照片中的人显得很神气，右手插在腰间，像是握着什么。父亲说是握着一支手枪。说那年头时兴带枪，时庵青年或青年学生，无论多穷都要花钱买一支枪，哪怕是假的，也要别在腰间，撑个门面。说着自己先笑了，显然是对年轻时做过的事情的一种自省。还有一张，是穿着中山装的，一看就是中学生，几个人站在一起很精神，大有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风采，脚上个个穿着皮鞋，留着大中分头，像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样神气。从照片中的衣着打扮看，这对于农家出身的父亲，的确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个“自我更新”。再一张是50年代来陕北之前在西安照的。穿着夹克马裤式的猎装。这在当时肯定是超前时装。可见青年时期的父亲，是一个热爱生活，性情开朗，且敢为人先的青年。以后上了年纪，这种风格貌似消失了，其实一直还保留在他的心灵深处。2000年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