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某种在生命里隐匿已久的愁虑使读《三王墓》时会有那一遍遍深入骨髓的似曾相识感。
《三王墓》故事里那个为赤复仇的侠客无名，在历史上，在文字中，他都是一个未曾具体命名也不曾真实存在过的形象。鲁迅后来由此延伸的小说中称谓他为“黑衣人”，也只是一种称谓，与最早他的诞生一样，并未有他的真名。正如一种概括，晋代对它以前年代尤其先秦时代战国期的侠士的总括，或者一种浓缩，是无法具体到一个名字可以表达的。侠到了这里，才由聂政、豫让、荆轲等走到了一种浓缩和抽象，在一个投有实际侠士的时代，体验英雄不世出的最深方式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抽象的记述与渗入其中的缅怀了。以上是就记述者角度说；若从侠本体的角度讲，我想这个无名者怕是早于聂政等以前年代的侠，或许是历史上最早的侠，因他活动的背景位于春秋时期，在战国稍前。
最早的《三王墓》，也称作《干将莫邪》，取“三王”之一——赤的父母——楚国最好的铸剑师命名。《列士传》、《吴越春秋》、《列异传》、《孝子传》均有记载，情节同而角度异，但文字都相当简略。叙春秋时楚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剑成被杀，其遗腹子赤长大成人，立志复仇，为楚王追杀，逃至深山，遇一侠客欲为其报仇，并以赤头及赤之雄剑为请，赤自刎相托。侠见楚王，待其临汤镬观煮赤头而挥剑斩王头井即自刎，三头落入汤镬，煮烂而不可识辨，同葬而日“三王墓”。这一民间到处流传的故事，于鲁迅辑《古小说钩沉》中有相传为魏时曹丕著《列异传》记载，言大致相同，只三处有蚜异，一是赤成人后得雄剑——“忽于屋柱中得之”（一般讲是从南山松，或堂前松中得剑），二是楚王梦见一人欲替父复仇一情节，是——“楚王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一般传说是“眉间广尺”），三是结局——“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日三王冢”。是分葬，而不是一般传说的合葬。不过细节之外，所叙意蕴及托寄台相一致，而更能托出那故事中的仇——赤与仇——楚王同“第三者”侠的，却是详细记述着眉间尺山中遇侠一段的干宝的《搜神记》卷十一，那记述历历在目：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
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
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
儿曰：“幸甚！”
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上，立僵。
客曰：“不负子也。”
于是尸乃仆。
（注：为突出侠与赤的对话效果，笔者擅自将《搜神记.三王墓》文录分段如此）
相传后汉赵晔所著《楚王铸剑记》，遗憾没有读到，据说与《搜神记》所述完全相同。
此后又一千余年后，公元1926年，鲁迅先生在他的《故事新编》中一篇《眉间尺》中重又叙说了这件事。《眉间尺》是这篇不为传统鲁学研究者们所重视甚至整个《故事新编》读起来在他们习惯于作小说解的观念里都有点不可思议的“小说”初发表时的名字，收入集中后改为《铸剑》，而整部书的出版却是在鲁迅去世的那一年——1936年——这时距他写作它已时隔十年流逝的光阴了。我是在高中二年级文科分班后读到它的，大约是1983年，那时读的只是一个故事，领略不到一两年后进了大学中文系再读它时的复杂感受，那一层或多重的难以言传的东西迫使我在由大学到研究生期间的几年里不断地翻读，其实是向往从中体味那由铸剑的春秋至到现在我生命里仍在时时铸着的另一种剑，这种叠印的感动愈到后来就愈成为一种迫人的力量，使我分不清我是在读眼前的一些文字，还是在亲历或回忆自己也许是轮回前的一段人生。
眉间尺浑身一颤，中了魔似的，他站定了喘息许多时，才明白已经到了杉树林边。后面远处有银白的条纹，是月亮已从那边出现；前面却仅有两点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
……
“好。但你怎么给我报仇呢？”
“只要你给我两件东西。”两粒磷火下的声音说。“那两件么？你听着：一是你的剑，二是你的头！”
……
暗中的声音刚刚停止，眉间尺便举手向肩头抽取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项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将剑交给黑色。
“呵呵！”他一手接剑，一手捏着头发，提起眉间尺的头来，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
那杉树林中的笑声与环绕于《铸剑》后半部的意思隐晦的歌词——作者曾就此于1936年3月写信给日本增田涉时说：“其中的歌并非都是意思很明了的。因为这是奇异的人和头所唱的歌，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人当然不容易理解”——一样，让，人久拂不去。
而上述为引用方便起见的省略号处对话的空白，其实恰是作者鲁迅本人灵魂深处的对侠超出历史的书写，这是不该在此省略的，那种一问一答形式所掩盖下的实际的自问自答，勾勒出的是从更深度的内心——诸如动机——的侠的理念。所以眉间尺的提问绝非多余：
“你怎么认识我？”他极其惶骇地问。
那回答也简约到极点：
“哈哈！我一向认识你。”那人的声音说。
然后讲到了报仇。接着是眉问尺的惊问：
“你么？你肯给我报仇么，义士？”
黑衣人此后的回答表明了他灵魂深处与他共处的执笔（也是一种形式的剑）人对侠的全然不同于世故的看法，稍加注意的话，那答语是直面于提问并从三个层面展开否定的，接着那“义士”的称谓，是：
“阿，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
“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母？”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他严净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关于剑与头两样东西提出之后，是眉间尺“一时开不得口”的沉默，这里，“奇怪”是与“狐疑”与“吃惊”相两两分开的。
所以那回答相当重要。
“你不要疑心我将骗取你的性命和宝贝。”暗中那声音又严冷地说。“这事全由你。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
谈话已然到了实质，问也愈来愈尖锐，动机必得显露了。读这样的文字犹如剖心，于话者、写者一样，是较推心置腹更疼痛的。
“但你为什么给我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灵魂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在对“义士”“同情”或因私交而报仇的三重动机的否定之后，侠士的为时间、历史、观念所重重覆盖的意义得到了擦拭。不是用水，而是用浓于它的血，用浓于水的血。1926年，正是这一年的3月18日，发生了北京各界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行为的集会抗议，也正是当天——段棋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并刀棍追杀造成重伤及死难47人、伤150人的“三.一八惨案”。1995年9月我在北京居住在张自忠路，几次路过现已是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的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当年的段祺瑞执政府，无论是站在它仍具森严的门前，还是在它洒满了秋日阳光的梧桐浓荫里散步，都不可辨识当年与这样和完全相背的血迹。它们，如今，只存在于写《铸剑》的那个视遗忘的国民性为病菌的现代文学中独一无二作者的文章里，存在在《华盖集续编》中的《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记念刘和珍君》以及《野草》中《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和那总括于此的《题辞》里。当然，作于1926年10月的《眉间尺》（《铸剑》）更是无法淡泊地于世事之外作出解释，虽然它用的是移来的古人、古事。这样的保存已经超出了记录，陈述对他而言，也成了那简炼到不能再省略的对话外的赘语。侠客的出现，仿佛眉间尺的分身，那黑色人，不是寄托，起码在鲁迅心里不是，他只是眉间尺的另一灵性的自我，一个灵魂的存在，或者是那牺牲者的血泊与面对血痕不仅怆然更其愤怒的“一个也不饶恕”的誓言者自己。那黑体字的回答就是自白，对这样一种绵延于民族深层而几遭民族自己遗忘了的人格，对那被“同情心”“私交”（报知己亦为其一种形式）或者顶着“义士”“侠士”等外在的头衔的种种异化与误读的清算。背景之外，还有那作为主体的建立。毕竟，这部他所作的《故事新编》是以他所特有的方式“翻译”民族性格的工程之第一篇。这也许能成为我上述观点的又一证据。
它使侠有了贯通的可信性。在他的文字里活着的，与他的生命相叠印。
在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3月18日，先生在此后20天里一共写了8篇短文，从《华盖集续编》与《野草》里我们不难找到那些日期，3月18日、25日、26日，4月1日、2日、6日、8日、10日，后两个日期是收在《野草》中的；这种情景使我在翻读时经常陷入对以往阅读岁月的思索，收入中学教材（读本）的一些《野草》中文字，如十四五岁背诵过的《秋夜》、《风筝》、《雪》，都一味地压抑凛冽，太过凄清，而无冰结的热烈；我是较晚接触到《死火》的，那种概括与自况让人读之是《秋夜》等篇所无法比拟的。长期以来一直奇怪于中学课本收录者的视角，那个最早在一个少年心目中以作家形式存在的文学史，那个以作品在一个稚幼的意识里打下的第一道痕迹，该怎样的呢？以什么样的标准，如果真有标准的话，或者最起码的对事实尊重的依据；记忆中的中学教材里没有《复仇》、《影的告别》、《过客》、《死火》、《墓碣文》、《死后》，甚至《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一觉》，也许是无法承受那种艳冽附加之上的撕裂感，不是指十四五岁的少年学生，也不只是那编选教材的人，而是这一民族遗传到了不自觉状态的一种几近本能的对苦痛的拒绝。如果我是一个中学毕业后即报考了理科专业的学生，如果我没有选择中文为专业或者大学毕业后（前面的问题同样存在于中文本科专业书中）没有因对文学的挚爱而从事于其他工作——不继续于我现在的文学研究专业，可能会因为那儿乎是删除了现代文学中最菁华的少年课本的误导而与一位诞生于最黑暗处的真正思想者失之交臂。对于3月18日事件，中学课本里选了《记念刘和珍君》，这篇记叙文的范例仍标识着血迹的浓度，虽然这是鲁迅先生在记述那一事件时的很压抑的文字，语气也因之较为平和——离事发当天已有两星期过去了，作为一篇为抵抗快要降临的“忘却的救丰”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悼文，也是追述大于激越的，但仍可触到那不惮于的姿态。
这一姿态，与写于《铸剑》同时期的《野草》证明了前文中侠超出背景部分的，是《复仇》（一）（二），那不顾看客的将要拥抱将要杀戮的“他们”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握着利刃的形象是寓言的，而（二）中的被钉上十字架、悬在虚空中的“他”却是宗教的，好像是《铸剑》那黑色人的分身，或是前身。鲁迅的侠士总是无名的，着青衣的黑色人，他们，他，没有名姓，仿佛历史中周游于各个时代的影子，一个不需要现实命名定位到具体的永恒者；而这种无名状态也正是侠这一文化在中国主流文化中命运的缩写。较之历代文人的总结，鲁迅先生更彻底到连侠士这个词都不用，《铸鱼》的史的缘起《三毛墓》里还以“客”来作侠客的代称，那么到了《铸剑》则连这样一个语词都遭到了回避，正如黑色人对“义士”的否定——“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这不同于侠文化史中的以立名以荣誉作为目的的侠的，鲁迅在此与侠文化内部的侠也划清了界限；另有一个侠——有着“无名”的自然，而且有“不为名”的非功利的对“报知己”这一传统信念放弃后对复仇精神本质的提炼。有时这个“他”，是猛士；有时，是“过客”。总之“他”从不执于一种“名”下而为哪怕是精神意义的外力所左右而行事，这个“他”，仿佛先生自己的化身。
但仍有一点稍稍的不同。
猛士的形态，是现实性多于哲学性的。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是与居于现实层面的“苟括者”相比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记念刘和珍君》）是叛逆于时世的，是与“造物主”相悖离的，如，“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的良民们。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淡淡的血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