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于后世阐释的已成典范的孔子，我习惯于抱着一份敬重的怀疑。孟子表白“愿学孔子”，且将圣人的信念充实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理想；司马迁《史记》更是随文庙匾上的字是：师道尊严。似概括孔子而今薪火相传的文化传统。陕西韩城。2000年。处证引孔子言日，并专列《孔子世家》而记史明志，那段太史公自述的话让人读之动容：“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札器，诸生以习礼其家，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朱子语类》中说孔子已干脆用圣人指代，“圣人贤于尧舜处，却在于收拾累代圣人之典章礼乐制度义理以垂于世”（卷三六），而卷九三中朱熹直接感叹：“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近代如五四运动先驱李大钊在其《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里仍用了三个“确足”来表述自己对这个文化圣人的态度，他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时代之道德。”在此文中，他还进一步表明了对传统反思的立场是“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917年2月4日的《甲寅》月刊有其那段文化事件的历史性，然而李文此语却经起了时间的恒久考验。如此，两千年内，孔子与圣人两个语词可以互换，二者也是互义的。只是那时活着的孔子并不是一个人所推崇的成功者。相反，他是一个于当时代而言的失败者。像堂.吉诃德一样，奔走一圈，仍回原地，在路上与风车作战，格格不入于那个时代，却一定要为那个时代提出一种秩序，提供一种理性，一种结构，一种为仁的道义。
因为这个，所以苦找到了他。在他追寻仁的一生里，苦也附体于他，挥之难去。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财富。
读古史，时常念及春秋时代的人大多都透着一种洒脱，一种来去由已的自由，现在知道那自由源于对一己责职的认定，源于对一己立场的自知，这种责职自知的基础就是“不苟”。凡事都有界限，大事更其如此。小时读书竟不太懂得古时之人为什么说着说着意见不合了就割席而坐，现在懂了他们的标准。在孔子心目中，济世是一个大理想，但比这理想更重的是节的不能违范。不能僭越。那时，相统一的不光是人与文，理想的内涵与实现理想的手段也是如此叠合在一起！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1996年深秋，11月，在曲阜我拜谒了与孔子有关的三个圣地——他出生的地方，他安眠的地方，后人祭奠他的地方。三处相距不远。而在那个秋雨湿襟的漫步过程中，有一些当时不易觉察的心惊。那个结庐三年复又三年的子贡庐，那个躲过了焚书季节藏有完好典籍的鲁壁，那棵大成门内石陛东侧的孔子手植桧仍然活着，青苍葱茏，就是明人钟羽诗中“冰霜剥落操尤坚，雷电凭陵节不改”的那棵树，那个刻有“太成至圣文宣王”的墓碑，走在一个人的生与死间，有一种不甚真实的感觉，你很难认定那人已经不在人间。洙水与泗水，又到哪里去找？惜手头不见崔述的《洙泗考信录》，然而孔子，你怎么就能做到？不光人、文，手段和目的，甚至连生死都不让它有距离。孔子！
在那样一个经了数世修葺扩建堪与故宫媲美的大院子里行走，令人缱绻不去的却是静默不言的杏坛。《庄子.渔父》中载这是孔子“弦歌鼓琴”给弟子讲学的地方，在它面前静默地站立，首先想到的是初中课本中念过的一段，那个孔子让弟子各述其志的故事。回来后，我在《论语.先进》中查到了它的全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各述其志，子路的“千乘之国”、冉有的“礼乐之邦”、公西华的“宗庙之事”均未能打动提问的先生，惟有专注鼓瑟最后发言的曾点换得夫子的喟然一叹——“吾与点也！”那让孔子如此动心的志向是什么呢？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才是孔子真心向往的呵。他是那样地喜爱音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三月不知肉味，向师襄子学琴竞投入得废寝忘食；也许身居困厄之中能够面对世界的也只有一张琴了，也许能够记录述而不作的孔子一生心事与灵魂的也只有这一张琴了。他一生弦歌，无论讲学生涯、流亡生涯还是著作生涯，直到生命成为断弦为止。
暮春咏归。从指缝问长出来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呢？什么样的音乐才能配得上这样一幅怡然与清爽？
那内心的终点！
想一想都让人心疼。
那幅访问列国也是中原流浪的地图没有指示这样的路线。这个世界所能给他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孔子一生充满了突围的壮烈与自知的坚苦。然而他是多么希望能有那样一个境界，那个对战乱的春秋而言如梦般神话的世界，如果没有，他是怎样地想受尽辛苦而去创造了它出来。
实在是应该马上就背了行李踏着他走过的路一步步走走。井上靖走过了它，不足15万字的《孔子》被称为“从时间的缝隙中窥见历史皱襞里的一个人的足迹”，对应那人波澜壮阔的生涯的，还有比亲身沿着他的道路走更好的方式么？较晚接触到的李冯的《孔子》截出这一段中原的行程，用了孔子诸弟子交叠叙述的手法，这部以曾参梦境为楔子发表于1996年第4期《花城》的小说，读来也像是一个梦境，置身其中，那灵魂收集者也是先师承继者的曾参和他的兄长们讲述的只是一个旅行者的故事，一个对行走、迷失还有放逐痴迷的人群的故事一一作者用了一种后《论语》的语调加重着对这一行旅事件的记忆，众人的多重叙事，使小说有一种和声的效果——只是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孔子与他第一批弟子，是这故事的主人公。与史述不同的是，他们多少都带有些超乎常人的疯狂和对这疯狂的坚定，他们，这群人，不倦地走在路上，在那幅天命早已定好的地图上行走。行走，已经不问目的。
正如小说中言：
那时候，我们与时代有关的浓烈欲望与狭隘的目的都消失了，我们追逐的不再是国王、权力、荣耀，也不是虚无……我们最后给世人留下的，是一次完美、纯粹的旅行。它已不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已不再简单地附属于我们个人。我们只需要最后完成它，而不需要再与它相互追逐……
我愿从我的意义上去理解它。
然而更远的路上，更苍茫的薄雾中，那个弯腰掬水擦洗马车准备明日启程的人，他今夜的梦里一定已经有着明天的朝霞。
下篇
鲁迅先生在1935年底出版的《故事新编》里，没有为孔子着一笔墨，他写老干、墨子、庄子，写道与侠，写上古神话，一共八篇文字——不仅在中国文人文化里就是在鲁迅本人的写作里也是独立而诡异的——却独独隔过了儒，隔过了正统文化所依、结构了几世代文人文化的孔子，作为以别样形式写下的《中国小说史略》——我一直这么将《故事新编》当它的另一理论的文化简易版本读的，然而这一点的发现，曾使我深深地困惑着。是当时文化语境中的反封建意义大于着对那传统的总结，是先生本人置身其间已遍尝了那文化变异后的吃人实质而感到的每每攫心似的压抑，还是血脉里的那种东西的纠缠与矛盾那种挥之难去凝成血块的东西已无法换算为文字的形式。总之，先生对儒的态度达到了嗤斥与不屑的地步，酸儒与腐儒频频令其捉住，不放过的也有底子虚浮的隐士，以至在其笔下，1934年的《且介亭杂文》里干脆以《懦术》为题一并称之，在《且介亭杂文二编.隐士》里也对一味高蹈却无补于世的一群极尽讽刺，至到二集中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讲孔夫子长期以来被当作一块砖头，其圣人意义早已变质。所以后儒时代的无论登仕与退隐，无论进、退，在鲁迅眼里，均一个“瞰饭之道”。从1934年5月至1935年5月这一年的文字看，鲁迅似乎在想对自己的思想作一个清理，儒之传统当然是在他理性之外的，是他常常的长矛所指。同年编就的《故事新编》，可看作是鲁迅对自己长期来所置身的一种文化的清理，这本小册子，八篇小说，竟前后写了13年，从1922年的《不周山》（《补天》），1926年的《眉间尺》（《铸剑》），到1935年年底赶写似地出手的四篇——竟占全书二分之一篇幅，说明着什么呢，查一查那写作年代总会有些很有意思的发现。这可能正是我近年来不自知地迷恋于一种在学问里可能还尚无定位的个人版本学的原因。
所以不妨看一看《故事新编》的八篇小说文字后面注明的各自的完成时间：
《补天》《奔月》：1922，1926年作；
《铸剑》《非攻》：1926，1934年作；
《理水》《采薇》：1935年11月，12月作；
《出关》《起死》：1935年12月作。
从中能否理清鲁迅的一种思路，刚开始写作时，他并无一定的文化意图，尤其在对一文化的清理与检索方面，这在书的序言里，可看得出来，进入30年代后，尤其是他写杂文最多的1934，1935年，许是看惯了太多的文化的看不惯，而自觉感到了一种回溯的必要，才一气似地写下了《理水》至《起死》四篇吧。当然里面肯定带着时评划过的印痕。那种一贯的调笑与冷峻已经不善于埋得太深。这就是先生序中“不免时有油滑之处”的自嘲么？风格我真的不想再论，只那两句让我不能放下，——“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一句是开篇，“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鲁迅序言亦写于1935年12月26日，与其几近同时，确切说4天后的30日，《且介亭杂文》编成，写序。把两部书放在一个时段看，可见鲁迅这一年对自己对文化的同步清理，他要捉住造成了他的《且介亭杂文》所指对象的历史，尽管早有准备，从1922年已经开始，然而自觉地探源却仍是这一年，也只有这一点，才可解释他于两个月时间便写下了4篇小说，这个速度超出了一向谨为文学的鲁迅，况且同时他还写有大量的杂文。如果不是一种探寻的激情，一种要把灵魂的那些微渺胚芽赶在它们成果之前做一检索的信念唆使是不可能这么去做的。然而，那序言还是简约到极点，只写书的成因，而避开主旨，只在结尾处写，“……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罢”，只谈手写至编成的过程，从《补天》到《起死》的13年——甚至对这起止点两标题的寓意也没有透露一丁点，只一语带过“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的1926年秋时的心境，只提《补天》（《不周山》）、《奔月》、《铸剑》（《眉间尺》），其余绝口不提。
然而。吸引我的是那样一种选择，在那样一种固定的时段里。八篇的新编“故事”真只是为了填补凭海空洞的心境么？这不像鲁迅做的事，先生在楚歌四起的当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余闲。那么，问题来了。先生写下这样的文字是想揭出与预示什么呢？什么促使他一手抓握匕首似的杂文去完成时代的批判使命——那是一个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必得完成的，一手又牢牢地不放松史的镢头，或为刨地基，或为盖高楼。而在这样的意图下，什么样的事可以称之谓“故”，什么又称之为“新”呢？先生是太想为之做个结论，尽管他知道，结论其实不可能有。所以用“新编”这样的方式，那太过曲意的企图已经不能找到一更好的表述渠道，对于自身已是其间一部分的文化，任何样的检索都不能够将之放在外面，放在对象的位置加以观照，所以没有理论，他放弃了理性论述的形式，如那《中国小说史略》所做的，他没有去写一部类近中国文化精神史略的文著，而只将自己对它的理解放在了这八篇里面。不知这样的选择，先生想没想到他也给现代文学史家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所以大多数治这一段学问的人是避它不谈的，或只是在风格上打转转。那是一个较博尔赫斯还要深不可测的迷宫呵，那个书写者的灵魂里有着太多亡魂的回声与纠缠。
但是，新编的故事存在着。它不因别人的噤口而丢掉意蕴，褪失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