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这一观点已为社会发展所证实，19世纪80年代英语词汇首次出现“女权主义”以要求政治权利与法律平等之前的四十年，哲学社会学者已率先提出了解放的重要与解放的条件，从一开始，女权、女性这些语词不可避免地要带有社会学印迹，成为历史实践的一部分，犹如那条亚当的肋骨，从一开始，女性学的命运已经被放在了一个情境里面。但是宏观话语只提供社会批判层面的历史经验，仍然有些即时、偶发、局部的事件与经验囊括不尽，尤其世界已然在百多年后进入一个多元状态与零碎经验充斥个人生活的时代，文学在个人经验与历史叙事之间的腾挪，在暗示女性学必然从女性主义的这一绝对性中分离，走向最局部的经验，才能真实完成它在框架中所设定的一系列人性目的，比如女性的内在自我是通过何种方式在人生中保持自我意识的相对稳定的？——既然它认定它面对的是一个使自我分裂的世界；比如，女性如何以精神话语言说与检验自身，以便发现其自身设立的形象标准——既然它失望于男性精神话语中创生出来的女性标本；作为一个女性评论者，之所以一直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女性理论，却从不肯轻易涉足实践，根本原因在焦虑它独立姿态下的包罗万象与宏观打算必然会不屑地挤掉真正能到达真理的具体信息的积累，必然会不屑于更大程度也更大范围高于广于真理的活水一般的经验，必然以对个人的不屑删节而服从类的归属，如此，女性主义从反驳一种中心极权走到了自己成为中心极权，在处理男性文本与问题上可谓一劳永逸痛快淋漓，然而其方法之误最终不可避免要伤及内涵。所以，我越来越倾向认同个体经验的珍贵性，较之一蹴而就庞然大物的建筑，我更倾心于那些散落在工地上的一砖一瓦，许是偏好，许是务实。我是一个非常在乎结果的人，目的性强，认定具体研究更接近真理，不愿在我以为只是开始或止于过程的貌似强硕的问题上浪费时间。
所以见到这样的表述会有认同：“我旨在了解女作家们的自我意识是如何在文学中从一个特殊的位置和跨度来表达自己、发展变化以及可能走向何处，而不是想窥探一种天生的性别姿态。”喜欢这种本分，正如我喜欢能有力地表达社会框架中的个人经验的作品，能够在人性完整的基础上重建完整人格的作品，我也时时警觉于任何理论与派别对我独立思想的控制，哪怕它打着性别主义或者更新美的旗帜，它的力量也不足大到裹挟我去，因为深知任何成见都有自我毁灭性的一面，因为深知理论定型后的类玄学的杀伤力，正如深知文学因其多种可能性的相对存在才可称其为文学一样，我珍视它戏剧性的过程，我不希望幕还未拉开就有一个全知全觉的人站出来说出结局，而以此剥夺我们观察体验才能得来的东西，那是不存在的，如果有，它也是虚假和强权，我不对之抱有好感。
一直有一个比较固执的观点。
女作家不应被当做一个明确的群体来研究。虽然写到女人，却只是人的片断丝缕，基于这一想法，本丛书有意舍弃带有明显女性主义倾向的文本，只是为了找寻到达人的最短路径，收入文丛的六位女性各各经历了20世纪一系列壮阔事件构成的生活日常与内心波澜，身处其间，呼吸与共，那个答案，我无法回身。
一旦深入到每一颗心灵，群体是隐在的，你所面对的已不单纯是群性，那些记忆的、无意识的、本能的东西，那些后天的品质、个性或者还有付出和牺牲，你所面对的只是一个个个体；形象是独立于作者的存在，被创造出来，“她”便有了生命，但它还关涉到命名，在“抟土”之时，也暗藏着启蒙，或者一种文化思想运动中的觉醒，造人是赋予生命的过程，同时也是以这人的造出影响将来的过程，知识女性不满足于被说而直接以文字参与公共事务，不满于这公共事务只是担任对外象的描述而以一面祛除语言积习的文化努力一面为自己这一个个个体心灵提供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参照。
崔卫平说她沉到了海底，藤藤蔓蔓的水草纠缠，她的诉说在一定长度上胶着，细腻，却也绵里藏针；何向阳越过流年冰凝的时间，试图找到深水中仍能燃烧的火焰，理性的切割，使岁月的刀变成锉，变成打磨灵魂的锯齿，在温文的变奏与铿锵的行板间，重生一个捧着神龛从漫步到奔跑的人；韩小蕙如一株伸向繁星的树，成长绞拌在环境里面，古典而华美，沉静又刚烈的文字携带有生命与智性的双重气息；季红真像一个寻梦的人，她有她个人的路径与行走方式，她的地图与目的一样从不轻易示人，然而在一个个理想的驿站上，这个女子，留下了属于一个人的经验、体察、勇力与雄辩，开朗的胸襟与母性的温存相合相契，于最深层改变也丰富着她行进的地点；张燕玲于此岸彼岸间的从犹疑到果决，展现了思想与行动本身的丰赡与两难，从一个地理到另一个地理，从一种水土到另一种水土，她的触摸带着温情，也携着火焰，是雪山冰冻不住的，海水湮没不了的，不仅是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一种风韵到另一种风韵，而且更是一种境界到另一种境界，一个心域到另一个心域；姜华的从容里可见挣扎，从情思深处抽出的丝，织成锦花，许多人只看得见成品的繁华，却不知织者的手是怎样地日日翻转，如那心丝，反刍一般，慢慢地吐，杜鹃啼血般清瘦，却以牡丹盛开的强硕示人，有一种对生命中一切来临迎送自如的雍容豁达。
集在这里的六人，只是沧海一粟。她们或多或少勇敢地触及与展现了女性精神向度的各个侧面，在大的文化批判潮流中不止于理论，而是悄悄实践，其创作亦并不建构在性别权争的偏颇上，她们都抛开了性别理论的两极，而回到经验，回到个体，回到本真。由此，那个隧道才可能在奔向心灵时畅通无阻。
既拒绝着男性文化的书写，又同时拒绝成为女性主义的解说员。于道理与故事之间，只提供一个“人物”，被创造出来的人，让文字中聚合成型的“她”来言说一切，卑微与琐碎，激烈与冷淡，失望与背叛，理智与情感，从书中你见到的是一个个个人，而不是一种观念的个人，“她”鲜活、生气，也欠缺、遗憾，她真实地成长，在最艰辛的地段不放弃对人性的体验。
一个人，身在尘世，从出生直至成人，面对各式问题，当然包括性别、主义，这里呈现的只是一些细节，于记忆里它们擦出痕迹，还有比之更可贵的东西吗？心灵的一点一点沉积，我想，很多事是不能倒过来的，不是先有了观念、道理、论点、学问和真理，而是应该往更经验的地方追寻，那里，对自我的最初期待，已远非现有任何一种理论所能概括出来。
应该还有那样的一部书，未被写出来。它经由“我”的路才找到了“我们”。
是的，应该有那样的一部书，能够还原，能够勾勒出一个人何以走到今天，何以如此言说，何以成为一个以知识、理念、智慧为生存方式和言说习惯的人，她的昨天不应被尘土掩埋。
于是有了这样的丛书，它用了中分的方法，理性之外，仍有时间夺不走的经验部分。或者，它力图讲述一种生命底部的渊源。
在那儿，那些时候，白牙红口，眉清目秀。
虽然隐姓埋名符合亡者的意愿，却使众多的崇拜者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为符合他们的愿望，薇依家人在1958年5月，又立了一块墓碑。这是一块白色花岗石墓碑，镶着灰色大理石，中间稍有一点凸起，上面写着：西蒙娜-薇依（1901-1943）。
倘若有机会，我会放一些花在她安眠的地方。感谢她冥冥之中教我产生这样一个丛书的想法。她睡着了，她的梦仍正继续；她躺在地下，她的故事却在行走。
对于即将世的这套文丛来讲，它的命运，也许正如薇依1943年6月15日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言：
……我也有一种越来越增长的内在信念，即在我身上有一个要送出去的纯金宝库。但是，我同代人的经验和观察使我越来越相信无人来接受它。至于后代人，从现在起，虽有一代体魄健壮有思想的人，我们当代的作品和手稿肯定会从实际上消失。这并不使我痛心。金库是取之不尽的。取之不尽，岁复一岁，于期待中。
是为记念。
2004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