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底，党中央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全国同胞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与周恩来通过上海地下组织找到宋庆龄，请宋先生帮助邀请“一位可以信赖的外国记者”和一位外国医生来访问，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以帮助改善根据地的医疗条件。
宋庆龄通过设在外国友人路易·艾黎处的秘密电台，在征得中共中央同意后，着手安排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同情学生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在上海的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马海德）前往陕北考察。
六月下旬的一天，宋庆龄托人带信给我丈夫，约他晚上到她寓所去一趟。见面后，宋庆龄告诉马，她最近将安排马和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前往红色根据地考察。听到这个消息，一向对神秘红色中国十分好奇的马兴奋极了。
宋庆龄说：“你先从上海到南京，然后乘火车北上，转道西安，最后再从西安进入陕北苏区。跟你一起前往红色根据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北京出发，在郑州跟你会合。”宋庆龄说完，拿出半张五英镑的钞票交给了马，叮嘱他千万要保存好。宋庆龄对马说：“你们到西安以后，要住在西京招待所，到时候中共会派人去和你们接头，这半张钞票就是接头暗号。如果对不准另半张，千万不要轻信任何人。”
然后，她接着对马说：“现在国民党对西安控制得很严，你们随时都有可能被特务盯梢。所以你们这次去西安，是以旅游的名义。住下以后，哪都不要去，耐心等着中共的人去找你们联系。”
临别时，宋庆龄送给马一个很精致的红十字药箱，对马说：“乔治，你是医生，到红色根据地你要特别了解一下那边的医疗情况，对缺医少药问题了解得越具体越好，以便我们设法组织援助。”
第二天马带着对红色中国的好奇，怀揣半张五英镑的钞票，在诊所外挂上了“出外旅游，暂时停诊”的牌子，就暂时离开了居住三年的上海。火车在郑州火车站慢慢地停了下来，我的丈夫表面上努力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火车一进郑州站，他两眼就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每一位走进车厢的旅客。突然，他眼前一亮，看见了一个瘦高个子、精明洒脱的外国人，脖子上挂着一架照相机，肩上挎着一个装得鼓鼓的旅行背包，径直走进他坐的这节软席车厢。马想，这应该就是要和他结伴同行去红色根据地的斯诺先生吧！
那个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外国人，座位号码正好和马挨着。他坐下后很自然地向马点点头，马微笑着向他问道：“美国人吗？”那人不经意地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马假装很随意地说：“认识你很高兴，我叫乔治·海德姆，美国医生，去西安旅游，你呢？”此时两个人都心领神会了。斯诺便接着说：“我也去西安旅游，刚好搭伴儿。”他拍拍胸前的照相机又说，“想拍点儿风景照片寄回美国。”就在这时，马发现不远的座位上，有两个工人打扮的中国人坐在那里。马从斯诺的眼神中，明白斯诺也发现了这个情况，他们两个人立即警觉起来。
马和斯诺一见如故，一路上他们尽情地聊着一些名胜古迹，自然风光，绝口不谈正事。马和斯诺后来一直都没有搞清那两个人，到底是国民党特务派来监视他们的，还是共产党派来保护他们的。
火车停在了西安站，我丈夫马海德和埃德加·斯诺就住进了事先约定好的西京招待所。西京招待所是当时西安最豪华、最气派的旅馆，是专门用来接待外国人的，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所在地。当时各种背景的特务组织已经渗透在西安的方方面面，西安城中各种谍报机构众多。
马和斯诺每天上午都假装出去游逛一番，然后赶紧回西京招待所，他们要在房间里，等着中共派来的联络人员。西京招待所住的人太杂，特务多，在房间里，他们两个人连话都不敢大声说。
在焦急的等待中，三天过去了，还没有人来跟他们接头。直到第四天早饭后，终于等来了敲门声。他们打开门，一个身材高大穿灰色大褂的中国商人走了进来。只见他手里提着一个很大的提包，里边装的都是古董，有小铜香炉、景泰蓝小花瓶、陶瓷大花瓶……那商人用中国话说道：“这都是地道的古董，二位想不想买几件？”马当时还不太懂中国话，他莫名其妙地瞅瞅斯诺，斯诺在用英文为他翻译之后，就操着不太流利的中国话对商人说：“我们先看看。”那商人拿着一件件古董介绍给他们看，突然用一口漂亮的英语说：“我姓王，是个牧师，平生最喜爱玩古董，在没事儿的时候，顺便做点儿小生意。”他接着说：“我卖的古董，价钱比别人都便宜，我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一种爱好。”王牧师说这番话的时候，马和斯诺都不搭腔，两人仔细注意他的表情，琢磨着他的来意。等王牧师说完，斯诺挑了两只花瓶说：“我想买两件，可是，我们没有法币，我只有美元。”商人似乎很自然地说：“我不要别的钱，只要英镑。”马一听英镑两个字，就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他站起来走到卧室，从衣兜里拿出了那半张英镑。斯诺不动声色地按住了他，对王牧师说：“除了英镑，你什么钱都不要吗？”王牧师说：“是的，我是用英镑做买卖。”马和斯诺相对一笑，拿出半张五英镑的钞票放在桌子上，王牧师也迅速拿出半张五英镑的钞票往上一对——严丝合缝！只听王牧师大声说：“好，我今天破个例，这两件古董二位留下，钱我拿走了。你们还想要什么，我下次再给你们送来，再见！”走到门口，王牧师又回过头来小声说：“明天上午你们不要出门。”﹙其实“王牧师”的真实姓名叫董健吾。﹚
第二天上午，马和斯诺刚起床，那个王牧师就带着一个年轻的东北军军官（东北军军官叫刘鼎，中共党员，当时担任中共驻张学良处的秘密联络员），直奔马和斯诺住的房间进门就说：“两位先生远道而来，如果你们有兴趣游览西安，我可以给你们当向导。”边说边拉着他们往门外走。
马和斯诺心领神会，跟着王牧师他们坐进了一辆停在门口挂着窗帘的黑色汽车里。司机旁边坐着一位戴着墨镜穿着中山装的人。他们上车后，那人没有扭过头来，只是做了个手势，让司机开动了汽车。
汽车在尘土飞扬的路上，风驰电掣一般，左拐右拐地行驶着，车里很安静，马和斯诺的眼前出现了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凉景象，汽车一直开到了未央宫。下车后那位官员摘下墨镜，马才发现这个人其实很年轻，头发很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股英气。他一边用力地握着马和斯诺的手，一边用英文说道：“我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你们！”
接着，他又幽默地笑着说：“瞧瞧我，瞧瞧我，你们认出我来了吗？”马和斯诺还没缓过神来，此人道：“我是邓发！你是斯诺，你是乔治！”说完就爽朗地大笑起来。马感到非常惊奇，想起：前天两人逛大雁塔时，看见到处张贴着悬赏五万大洋，要邓发首级的国民党政府大布告。当时他和斯诺还曾开玩笑说，这是个什么人，头好值钱呀！万万没有料到，今天他们竟会以这种方式，见到了邓发（邓发当时是中共保卫局局长）。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被国民党通缉悬赏的‘共匪’邓发呀！”马伸出右手张开五指，用英语说：“哎呀！你的头要值五万大洋呀！”邓发立即用手摸摸自己的脑袋，豪爽地笑着……
邓发接着向两位外国友人，详细地谈了护送他们去红色根据地的方案，敲定了很多细节，并约定当天夜里两点钟，以香火为暗号，具体由王牧师在西京招待所外面接应我们，然后由张学良的部队掩护他们出城。
临别时，邓发拍拍马的肩膀说：“我保证你们一路安全，准备好，你们到红色根据地将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我的丈夫和斯诺回到西京招待所后，就开始做出发前的准备。整个下午，除了到餐厅吃饭外，他们寸步不离房间，焦急地等待着夜幕降临。天渐渐地黑透了，招待所的其他房间都熄灯了，他们关掉了自己房间的灯，打开了后窗。黑暗中，两人静静地坐着，注视着窗子对面的院墙。
直到两人腕上的夜光表都指向了两点整，一个有节奏地闪烁着香火的亮点，忽然出现在院墙的墙头上。马和斯诺两个人迅速地带上背包，先后从后窗跳了出去，然后敏捷地从香火处翻墙而过。
院墙外，王牧师正骑在一辆单车上，单车的旁边还停着两辆三轮车。王牧师对两人使了一个眼色，就立刻蹬上车向隐约在黑暗中的一条小路骑去。马和斯诺各自蹬上一辆三轮车紧跟在王牧师身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三轮车跑了多久，经过了几条街，直到看见王牧师停下，他们两人才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座军营之中（这座军营属于张学良麾下的一支后勤部队）。
在短暂的等待之后，一名军官向他们走过来说：“不能多留你们，我们必须在天亮前，保证你们出城。”之后，军官便把这两个外国人带到了一辆卡车旁。
这辆卡车上装的全都是士兵过冬的棉衣、棉被。棉衣和棉被此刻都已经被一包包结结实实的捆好，在棉包中间有一个特意留出来的小空间，摆着两把小凳子，大小刚好坐得下两个人。
马和斯诺与王牧师告别后，凳上了卡车，就在那个特意留出来的空间中坐好，旁边的军人立刻将其他棉包垒在了两人的前面。片刻之后，发动机响起，载着马和斯诺的卡车驶出军营。
几个小时之后，卡车停在一片空旷的田野边，士兵搬开了棉包，让他们两人出来透透气，方便方便。马和斯诺都烟瘾极大，他们两人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了各自的香烟。
押车的军官走过来告诉他们，他本人的任务是把马和斯诺送到肤施县城（肤施即后来的延安，肤施县当时是张学良的防地，驻扎着东北军的大量部队。肤施是东北军防区内最接近红色根据地的前沿阵地之一）。他们两人只要在离开肤施县以后再走上一段路就可以进入红色根据地了。
斯诺把军官这番话的大概意思翻译给了马，马听完，心里非常高兴。短暂的放松休息之后，他们两人便重新蹬上卡车，继续他们的旅途。
当天晚上，他们在洛川一个肮脏的小旅店过夜。进到房间，马刚要爬上小屋子的土炕，斯诺急忙喊住了他：“乔治，不能这样睡。睡这样的土炕，我有经验，一定要把衣服全脱光。这是防止虱子入侵的最好办法，你照我的样子做。”
马按照斯诺传授的方法，将包括内衣裤在内的全部衣物统统不留，脱了个干净，然后又按照斯诺的样子把所有衣服卷在一起，用皮带一栓，挂在了墙边的钉子上。在他做完所有事之后，斯诺得意地说道：“这样就不会招来虱子了。”
这个小旅店中，还住着一些过路的国民党军官，这些军官又是嚎唱京剧，又是喝酒猜拳，将整个小旅店搞得乱糟糟。
马和斯诺昨天一宿没睡，路上紧张、颠簸、疲惫，就是在这样一片乌烟瘴气的环境里，他们躺下就着了，一觉睡到了天明。
第二天，大约下午两点左右，载着他们两人的卡车开进了肤施县城。在肤施县城，一名东北军团长接待了马和斯诺。又过了一天，这位团长给他们带来了到张学良前线去的通行证和一匹驮行李用的毛驴。团长让他们自己上路前往保安，并为不能提供向导而连声道歉。团长向二人解释道：由于他们东北军是受命防卫红军的，因此不能把他们两个外国人直接交到红军手中。
1936年，陕北的工农红军虽然私下与张学良的东北军达成停战协议，白色恐怖仍笼罩着西安，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从西安到中央所在地的保安，常有大批土匪出没。在那样的情况下，两位对环境不熟悉的身在异乡的外国人，只身西行去陕北，也是一次很大的冒险行动。
最后这名东北军的团长对马和斯诺说：“这匹驮东西的毛驴认识去保安的路，你们两人只要一直跟着毛驴走就可以安全，毛驴会准确地把你们送到要去的地方。”
我丈夫是一个对所有新鲜事物都能产生浓厚兴趣的人。在这之前，他从来都没有赶过毛驴，他很兴奋地把行李放在毛驴背上，然后和斯诺两个人，跟在毛驴屁股后头乐呵呵地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