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进入清朝，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它的繁荣是空前的。这与皇帝的直接干预有关，三朝皇帝都直接派人到景德镇督造，这三朝陶瓷艺术的成就与皇帝的提倡是分不开的。因此，清代瓷器传世品相对多一些。其原因，一是直到解放初期，清代的瓷器都不值钱，买得起的人多，流人民间的也就多；二是清代瓷器生产已发展到全盛时期，产品多。
但话又说回来，官窑瓷器流人民间的却不多，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了一批，红卫兵扫“四旧”时交给文物保管部门一批，到了文物解冻时，瓷器又不同于字画有收藏章可以认领或发还，要发还是不可能的，所以多数由文物店内销处理。1988年第二次文物内销时，有条件到内销店购买的人不多，主要是广东省、市的几位爱好书画的老领导和少数专家学者，还有省市博物馆等单位。当时广东的民间收藏家还没有几个，而且只喜欢字画不喜欢陶瓷，省市博物馆又是习惯了别人送上门的，很少主动花钱收购。在那时，谢志峰又是先知先觉，他在本省或北京、苏州等地文物店看到有官窑就敢花钱买。在这些地方，到1993年以后就很难买到又便宜又好的清代官窑了。原广州市文物店的老经理对人说，还是谢志峰有眼光，现在作价，翻了数十倍了。
谢志峰曾多次对我说，现在由于明清官窑价位很高，假的就充斥市场，你随便到古玩市场溜溜看，在摊档可以看到印有“大明宣德年制”或“大清康熙年制”等等字样的瓷器，这些都是假的。现在不仅地摊有假，就是国内外的拍卖行，也有高手仿的官窑瓷器，不少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但假的始终都是假的，在谢志峰的眼里是能看出来的，上当的都是新手。包括我在市场上买的一些瓷器。
当然，民间古玩市场也不是绝对没有官窑瓷器了。但可以肯定地说，不到百万分之一的机会。这个机会只会发生在谢志峰具有慧眼的人身上。1992年谢志峰就在古玩市场碰见了一对盘子，一只盘面写楷书“官”字，一只盘面写楷书“窑”字，这是雍正年间御窑厂监烧官客厅里摆设的招牌。
冯先铭先生生前看了以后，曾说要将它补写进陶瓷史，因为目前国内外还尚未发现有这样的稀世之珍。
此外，瓷砚的收藏，也是谢志峰的陶瓷收藏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是1991年12月去哈尔滨参加全国民间收藏家座谈会时，有几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的收藏家是收藏火花、筷子、商标之类的，当然收藏各有爱好，但谢志峰对这类收藏是看不上的，他想，就收藏瓷砚都比他们好。
从此，回来后，他与老朋友梁就先生说了想法，并委托梁先生凡是见到瓷砚都给买下来。刚开始买时便宜得很，三五十元一方，好一点的有铭文也就一二百元，梁就先生帮他买了一部分，他自己也买了一部分。耿宝昌老师还介绍他买了五方康熙、雍正瓷砚。经过三年积累，就买下了近300多方，从汉到晋唐，继而宋、元、明、清，直至民国。特别是从明宣德年号开始，到清皇朝的十位皇帝年号有文字款式的瓷砚都收齐了。从收藏到出版《瓷砚赏析》一书，花了三年多时间。按唐云老先生的概括，谢志峰的瓷砚收藏系列有三个第一：一是中国收藏瓷砚系列的第一人，从汉到民国的瓷砚全部收齐没有断代；二是中国写瓷砚史的第一人，开创了中国瓷砚研究的先河，宋人米芾曾有《砚史》一书，清人高南阜亦写有一本《砚史》，都是论述石砚的。先人此类著作不下数十种，但瓷砚却从未有专门的论著，其实从起缘的时间上看，瓷砚比端砚、鲁砚、歙砚都早；三是中国第一次发现八大山人使用过的器物，谢志峰藏的一方瓷砚所写铭文“寤歌草堂，哭笑定制”八个字，后来欧初先生专门就此砚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八大山人书画款式，“八大山人”四字是连在一起，写成哭之笑之的这一说法，现在找到了根据。唐云老看了八大山人的这方瓷砚很喜欢，谢志峰原打算等他的《瓷砚赏析》一书出版后就送给他的，可惜，书出版时，他已驾鹤西去。
三、书房用具
文房四宝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但对书房用具可能就不那么了解。就考古发现来说，书房用具从先秦就有了，但在谢志峰书房中最早的是汉代陶砚，接下来是晋代的水盂，唐代的水注，宋代的水洗，元代笔架，日爿代笔筒、印盒、镇纸，清代的画筒、臂搁、印章、毛笔、墨、墨床、砚、书台、书、博古架、纸刀之类等等，还有康熙年代的御制洒金纸。
如果要谢志峰把所有的书房用具都拿出来，搞一个专题展览，一个展厅都放不完，就笔筒这一类有明朝龙泉笔筒，明代青花笔筒，清代康、雍、乾三朝的青花人物、花卉笔筒，明末清初紫檀、黄杨木、黄花梨刻花笔筒，还有白玉、象牙笔筒，更多的是竹雕笔筒，仅此一类都有200多个，并初稿定为《竹雕笔筒艺术鉴赏》，即将付梓行世。与笔筒有关的尚有笔格、笔床、笔屏、笔船等等。
此外，剑与琴，炉与壶，自古以来亦是文人的书房之物。常言道“剑胆琴心”。剑是古兵器中最高贵、最富有神奇色彩、最富诗意的。它能与书画为伍，同悬于壁，有儒雅之风。我走进谢志峰的书房，就发现其悬挂在墙壁上的一把指挥刀，亦可称为剑。据谢志峰先生介绍，此剑是1903年河南机械局造的宝剑。镀金的虎头剑首，精美高贵，拨剑出鞘，龙吟清越，寒光闪烁，光亮照人。此剑刻有铭文，先为西南军阀唐继尧所用，后赏给其学生、名将蔡锷将军。名人用之名剑，收藏起来，价值就不是以万元计了。现在还剑于壁，它沉默得像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与你无言相对，可以想到它伴随蔡锷将军转战疆场的情景及其讨伐袁世凯时，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经历。
然而，剑又常常与琴相伴，剑不能言，但琴则有声。使人联想到《知音》。抚琴之声可以伴随舞剑之艺，相得益彰。
文人喜欢抚琴，可以说是自我陶醉，自我排解，自我创造。
所以收藏名琴，又是收藏家们梦寐以求的。这里介绍的是谢志峰所藏的明代宫廷所用的扬琴。琴盒特别讲究，用的是高级木材黄花梨，刻有18条博古龙纹，巧夺天工；长76厘米，宽28.6厘米，高12.8厘米，是广东音乐创始人何柳堂所藏用之名琴。除琴的自身价值逾百万元之外，更难得的是孤品。它曾在何柳堂手上创作出不少美妙的广东音乐。那乐韵至今仿佛仍在人们耳边回荡，令人追忆起那种潇洒脱俗的无比美妙的风度、心态和意境。
薰炉与紫砂壶，亦是文房用品之一，它们不仅可以观赏，而且实用。薰炉是烧檀香木的，当然，也可以烧其它香。如龙涎香、乳香、沉香、龙脑、麝香、苏金香等等。过去文人在读书或抚琴时，旁边总是放着薰炉。这似乎是一种心态，一种风度，一种精神境界。李煜在《浣溪沙》中有“金炉次第添香兽”，晏殊的《踏荷行》中有“炉香意逐游丝转”名句。宋代著名女词人在《醉花阴》中亦有一句“瑞脑消金兽”。瑞脑就是龙脑香料，金兽就是兽型铜薰炉。这里介绍的是谢志峰所藏乾隆时代的铜薰炉，制造工艺特别精致，用的材料亦尤为讲究，图案均镶金、错银，价值连城。
至于紫砂壶，文人有“煮茗敲诗”之名句，说明壶在书房用具中是不可少的。谢志峰所藏的时大彬、惠孟臣、陈曼生、瞿子冶、申锡等名家制作的宜兴紫砂壶，现在虽不能使用了，但可供作观赏和把玩之物。置于案头，仍会有思古之幽情，使人赏心悦目，增添许多情趣和雅兴。
四、名石系列
石头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最早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爱石、品石，中国远古就有传说“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而考占学家也曾发现我国有石头图腾崇拜的遗迹。伴随着石崇拜与神仙思想中的山岳崇拜之一“有灵论”的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化心理的长河中积淀下来。《西游记》，从灵通之意的仙石迸裂出石猴着笔。《红楼梦》从女娲补天剩下未用而弃于青埂峰下的一块石头写起，而且本来就叫《石头记》，这都折射出古代人们对石头抱有敬而重之的心理。这种石文化的心理积淀，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自魏晋南北朝时期萌发了爱石之风，至唐代盛极一时，爱石称为“晋唐之风”。不过现在对玩石的提法是“奇石”，其实不准确，刘海粟先生曾对谢志峰说：“过去文人玩石，是善于从一般人认为平淡无奇，甚至丑陋之中挖掘、发现美，并赋予其雅誉。”
所以石头如果在历史上有名人玩过，就有文物一样的收藏价值。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最不好的风气，就是一哄而上，现在所谓“奇石”也是一样，被一吹，再一捧，就沸沸扬扬起来，像炒兰花一样，炒得出奇。当然，谢志峰并不反对人们玩“奇”石。可是时下就有那么一些人以“奇”哗众。什么奇人、奇事、奇书、奇画、奇招、奇艺、奇谈，还有奇什么等等之类，把“奇”字变成渔利之术。谢志峰认为就石而言，用“奇”字不可取，因为石头必须和文化结合，如果不与文化结合，石头是没有生命的。我们可以翻开有关石文化的历史看一看，从晋陶渊明第一次对石的观赏提出审美的见解开始，到唐代的白居易、宋代的米芾对石的审美和宋代杜绾撰的《云林石谱》，范大成撰的《太湖石志》，明代林有麟撰的《素囡石谱》，清代高兆撰的《观石录》至近代章鸿剑的《石雅》等等著作都不是以奇立论的。对石的审美，米芾提出“秀、皱、透、漏”四个字，而李渔认为“透、漏、瘦”三个字就够了。苏东坡的赏石观认为三个字都多余了，一个“丑”字就包含了石之美。刘熙载曾在《艺概》中阐述过：“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这一观点，把苏东坡的“丑”论说清楚了。
中国石文化，风情万种，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人们搜石、玩石、藏石、品石之风长盛不衰，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具有石头一样的品质。谢志峰说，历史上第一位藏石出名的人是陶渊明。玩石之风始于晋唐，是陶渊明用自己的诗给石头赋予了文化内涵，提出对石头的审美观，并将石头作为自己的案头摆设，称为晋唐之风。对玩石头之风进行比较完整地分类是白居易提出来的。到了宋代，玩石之风达到鼎盛时期。从宋徽宗开始，在全国各地征集名石，使石头进入宫廷。米芾玩石玩得被世人称为“石痴”。石头一经文人玩过，便赋予了历史掌故，就有收藏的价值了。如果这件石头上有铭文记载它的来历，那便有更高的文物价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