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推倒积木重来
就那么见了一面，就那么说了一小会儿话，我却感觉着自己的单纯后边的贫瘠和天真后边的浅陋。我几近绝望地感到自己深沉不了啦。我特激动地对人说这个十六岁的女孩太了不起了，说我觉得作家其实是最平常不过的一个工种的符号，抑或什么也不是。而这个女孩是人类进步的佐证。她可以同时是医生同时是作家同时是慈善家同时又是别的什么同时还是圣母玛利亚。
她那娇小的个头，超大的眼睛，眼睛闭合间其余一切都淡化了，而她也如一幅淡淡的、古旧的小圣母像。眉毛两端略微有点下倾，使那对圣洁的、博爱的眼睛又带上了对人类的重荷——她的一生都不会是轻松的。
我知道她今天又去北京师范大学做动物实验了。她说那狗身上全插上了管子。过程也和人一样，先给它打肥皂，再刮嘴周围的毛，脖子上的毛也刮，然后打麻药。针打太多了，动脉怎么也打不进，得按着它打。
她轻柔细嫩的声音徐徐讲来。天渐渐黑了，她的轮廓在黑暗中隐去，只那对圣洁美丽的大眼睛在淡黑中越显光彩，好像在黑暗中探索生命的真谛。
她说想在中学阶段写出两个动物实验的报告，可是今天的实验又没做成，真想对着狗哭，真想坐在马路上哭。想想而已。她经常放了学去上法语课，然后再从市中心骑车到海淀区的北师大，再骑车回朝阳区的家里。没有时间哭。
老师对景山学校这些十六岁的学生说：如果你们是鱼，鱼们上了万寿山顶我也不感到奇怪。
两三岁的时候，姥姥给她喂饭：你要是不吃饭，到晚上，大马猴把你捉了去。五六岁的时候，她给姥姥喂饭：姥姥，你要是不吃饭，天黑了，大马猴把你捉了去。说着已经淌下泪来。十多岁的时候，记笔记时写道：“唉，姥姥，你要是回到以前健壮的时候有多好。而我，也还是小孩子，故意不吃饭来逗你。要真能这样，我心甘情愿让那可怕的大马猴夜里把我捉了去。”
大马猴没有把她捉了去。她又想下辈子变成只鸟，飞到老鸟的坟头上停停，给它唱个歌，请它饶恕无心的罪过。”她还要“积攒秋叶，拼出一棵青春树”。十五岁了，她一个人告别父母和同学到老师插过队的山西农村去过年。“每一种生命都努力发展自己，夺取生存下去的条件和机会。这样，无论是被自然承认的还是被淘汰的，都将是伟大的。”“所有卑微的人都昂起头，高声地说出你对生命的宣言，在这些一度卑微的灵魂中必将出现人类的精英。”
十六岁，她在家留个字条，一声不吭地去了上海。奶奶一人在上海生活，她想趁着暑假去看望，又知道家里一定不放心她一人走，就向老师预支了她的四百元稿费去了。之后又用她的稿费给奶奶寄钱寄物寄录音带，给奶奶说话听。“我想所有互相挂念的人都应有这样一扇窗子。只要每扇窗前的葡萄天天在阳光中展开，就不怕我们那些寂寞的窗子相隔得很远很远。”她在放学路上看到有个人孤寂地伴着一篮剪纸，没有人买。她也没想过要买剪纸。不，这回她必须买。请你给我剪一对大公鸡，我姥姥属鸡。而她这时比小鸡还欢快地来回向过路的同学们介绍剪纸。这一篮剪纸便飞往景山学校学生们的家里了。
路上常常碰到有残疾、有病的人，便觉得他们一定和自己是互相需要的，就想和他们讲话，给他们切实的帮助。一次一位老师要调走，她心里难过，抽泣着故意绕远路回家。又见一人躺在地上，赶紧过去看看是不是死了？活的。叫唤他睁开眼睁，他就是不肯睁开。叫他说个话，也不说。问他要吃什么？这就去买，也不理。再叫他：你看看我，不看。只好想出学校里的各种趣事对他讲。她的脸上挂着泪痕，她的嘴上讲着笑话。终于讲得他大笑起来，于是，帮他整好衣服。他走了，她再接着抽泣，不过又想到人生有多少有意义的事。那不，“骑着车的妇女，她的车架上载着砂锅、纸袋和蔬菜，我知道她是个母亲，只有母亲的自行车上才载着生活。”
她家窗口对着朝阳医院的病房，灯光彻夜亮着。她每每苦读到凌晨两点以后有点支撑不住了，就看对面的灯光。想到有的病人要死亡，有的医生还在抢救生命，想到世上多少生命还在受苦受难，她一次次地激起“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她觉得“医生的生命不属于自己，当他们把手伸向深陷在泥潭中、瀕临于死亡边缘的人的时候，就把生命无怨地奉献给他人了。”
她两岁的时候问姨姥姥：“人是从哪里来的？”姨姥姥是妇产科医生，拿出产科学的大厚书来给她讲解。六岁时看到姨姥姥保留的畸形胎儿的图片资料，有一个发育不全的小身体蜷缩在一只大玻璃瓶里，她吓得一失手掉在了地上。抑或是掉在了她的心底？如今有些医科学生不爱去又脏又累又牵涉到母子两条生命的妇产科工作，她却视妇产科如生命的圣殿。她十二岁时，一个人从景山学校到八宝山去找妇产科医生姨姥姥的坟。走去的。因为还不懂得可以坐地铁。走去，走回。
家里人怕她学医。医生尽管有吃午饭的时间有下班的时间，但她要是当了医生恐怕常常会没有吃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
她有一些向姥姥要来的旧衣服、旧布鞋、旧雨鞋和向爸爸要来的旧衬衫。我想像中她穿上了这种衣服越发像一幅古色古香的圣母像。
妈妈、大姨都不明白她为什么爱穿退了色的这些衣服。她的事，她们很少问，而是靠猜。她好像从小就与大哭或大笑无缘，从小不喜欢别人过问她的事。关于她的一切我都是从她的亲人那里听来的、“猜”来的。他们拿出几个她练笔用的笔记本。姨夫戏言道：这是我们偷来的。大姨笑道：不，是她写完了就不要了我们捡了起来。妈妈说她的同学都全力准备高考，可她还得写文章，好像有什么信来催她出什么集子。姨夫说这是小道消息。妈妈说也不知道她出过集子没有，只知道她做作业累了就写文章，写文章对她是换换脑子，是休息。她发过一些文章，老是收到很多的信，有时每天要回十几封。自己也觉得不胜重荷，不过她说对于她老有很多信，对于来信者则是只给她这一个人写的信。她一直记得一个故事：一个青年渔人把被海水冲上来的一条鱼扔回海里。老渔人说，你扔一条龟有什么用？青年说对于鱼类这一条鱼是没什么意义，但对于扔回的这一条鱼却是全部。
写回信、打电话、给农村来信的穷孩子购书、洗头、洗衣、做作业、写文章、做实验、读课外书，一切都写进每天的计划。“童年的生活太舒适太平淡无疑是一种遗憾。”“-个人的心何必总是春天呢？我愿让我的心在四季中历尽沧桑。”“人独自与自然相对无法消除恐惧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被自然接纳，并没有统治自己的权力。于是，我悲哀了。我们的文明像穷人衣服一样褴褛，我们置身于自然中就像穷人站在超级市场的货架前一样手足无措、格格不入。”
她一次次按计划做去，还是常常忙到凌晨四点。清凉油抹破了两穴，于是披散了头发遮挡自己看见也怕的破损发红处。在小屋里走着诵读，时+时地被地上的书堆绊倒。绊倒后不敢站起来，因为知道站起来后还要泮倒。忽然从镜子里看到了一个披散头发的幽灵，赶紧拉上窗帘，怕吓着了对面窗户里的人。
大人们“偷”来保存好的她的奖状有一大堆。化学竞赛、物理竞赛、征文比赛、朗诵比赛、计算机比赛、英语比赛……1990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她照例上午去北师大做动物实验，骑车来回。中午没时间吃饭，连手中的动物血都顾不上洗就去了北京市首届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的讲台。她的脑子还在北师大的狗身上，于是得了一个于她是不该得的二等奖。回到家便抽泣。
以后怎么样呢？
她十一岁的笔记中，记载着她喜欢看小孩游戏。小孩用积木辛辛苦苦搭起了房子，又毫不吝惜地推倒重来。她不会看重她已经搭起的积木，她会推倒重来。我也不想写下她的名字，因为，她或会觉得，昨日的她已太小儿科了。
她是谁？我们今天的女孩，我们明天的妇女。
让我糊涂一回
总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话：“现在的年轻人哪！”然后是各种贬义词。
如果以自己为标尺去丈量年轻人，年轻人恐怕没有一个够标准。
如果以为只有自己是标准的，那他就把整个世界排斥在外了，包括他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谁都有一个年轻的、不成熟的、未必不糊涂不荒诞的、充满了奇想和创造力的时代，只是，有的人比较健忘，以为自己生下来就是老人，是身体的各部都用标准件组成的老人。于是对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如外星人一样不能接受。
人是不是年轻，其实也不在年龄，而在心态。譬如，能不能“糊涂”一回，“糊涂”到-切都不规范、都越出常规，“糊涂”到穿着长裤到河里走；穿着凉鞋去爬山；扛不起柴捆就踢着走；没有被子就盖报纸；腿划破了好多口子，脚扎进了树枝，然而还要逞能，去走山里人都认为只有胆大的人才能走的险路。
如果盖报纸睡觉着凉了呢？如果腿划出血感染了呢？如果在河里长着水草的石头上走扭了腿呢？如果穿着凉鞋爬山掉下来了呢？
不，这些“如果”不属于年轻人。“如果”越多，心态越老。年轻人可能受骗穿凉鞋爬山，可能逞能而出什么事，就是不会揣上一兜“如果”。
他们真是太不成熟了。他们想入非非、别出新裁、标新立异、争强好胜，他们也因此而拥有新的梦幻、新的设想、新的创造、新的世界。多少习惯的、传统的贬义词，其实都有褒义的一面。譬如，不成熟难道不正是一种创造的优势吗？
让我糊涂一回！
只不过是一刹那
一次成功，一次胜利，往往只不过是一刹那，但是需要人们付出多少劳动，作出多少牺牲——牺牲休息、牺牲安逸、牺牲娱乐……人生不可能什么都得到，想要获得成功吗？
那就勇敢地面对困难和牺牲吧！
——作者
既然是一刹那，还有什么可写的？
这很难说呀……
她可不愿用手站着
谁没有调皮的时候啊？
当学生的不妨悄悄问问自己：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希望老师生病？当然，学生决不是真的希望病痛降临到老师身上，而只是希望老师别来教课。那么，至少这一堂课就可以不上啦！就可以不受老师管啦，可以松一n气啦，可以“解放”啦！
对于上海杂技团的小学员余月红来说，最快活不过的事就是潘老师不来。否则，她天天早晨六点就得开始练功。冬天的早晨多冷啊！她多想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再躺一会儿，哪怕就那么一会儿！天天这么个练法，苦死啦！练到哪一天算完哪？
余月红本来是个农村孩子。八岁那年她正挽着个篮在地里割草，被杂技团的阿姨看上了。是不是因为她有什么天分？才不呢！她从来也没看过杂技，更不知道这个“杂鸡（技）”是什么玩意儿！她来到杂技团的排练场，一下子呆住了——他们为什么不好好站着，偏要倒立啊？用手当脚那怎么行啊？
晚上，余月红用被子蒙住头，呜呜地哭了。她可不愿意用手立地，她要用脚走路，还要在田野里疯跑，还要在小河边泼水，还要在草垛上睡觉……
如果余月红这时能预知她走上杂技之路后还要洒下多少泪水，那么，她肯定没勇气走下去了，她会吓得钻在被窝里说什么也不出来了！
那杂技团为什么挑上她呢？
当时是“文革”时期，只看出身。余月红是贫农的女儿，这就行了。但是她从来没有出过村，什么也没见过，所以脑子反应很慢。两年过去了，演员们谁也不愿收她做学生——这孩子怎么练得出来？这孩子怎么办啊？
余月红自己却不着急。她才十岁，她还不懂练不出来和练得出来有什么区别，不懂没人要和被人抢有什么区别。她一天傻吃傻睡的，倒也轻松自在。
但是有一个人看着她晃里晃荡的，心里就再也轻松不了。这个人叫潘素梅，当时被打成团里的“修正主义黑尖子”，她也没人要啊！所以她对没人要的余月红愈发地同情——我们俩都没人要，干脆凑一块吧！我来教你。就是一块顽石，只要师傅精雕细刻，也能成为一件上好的艺术品呢。
杂技团是每天早晨八点上班，潘素梅却在六点前就赶到团里，带着余月红练功。
“潘老师，你家里事情多，以后晚一点来吧。我自己会练的。”像只胖小鸭似的余月红甜甜地说着。
“小姑娘，”潘素梅的眼睛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广‘你是想不让我一早来吗？可我要是不来，你怎么办呢？”
“我自己练。”
“在被窝里练？在睡梦里练？你呀，你可骗不了我！”
可是，余月红心里还是像盼着过年似的盼望她的潘老师有一天不能来。下雨了，天哭丧着脸，余月红的脸上却漾起了笑意：这下潘老师不会来了。啊！潘老师，你来啦？……下雪了，窗玻璃上结着严严实实的冰凌花，余月红的心里却绽开了希望之花：这下潘老师不会来了。啊！潘老师，你来啦？……唉，真比盼过年还难哪！什么？明天团里的干部都要到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去开会？啊，太好了！算盼到啦！
“潘老师，明天你去开会吗？”
“去的。不过早上我还要六点到这儿带你练功。”
“那你带我练到八点再赶到那儿去开会，就迟到啦。人家要说你的。”
“我当然不能到八点再走。不过我总可以带你练到七点多啊！”
第二天，潘老师果然七点多就要走了：“小姑娘，你可得做完我给你规定的动作啊！”
“呃！”余月红的脸上漾起了憋不住的笑意——反正老师一走，她哪里会知道我到底练了没有？今天我该怎么玩呢？溜到宿舍躺着看小人书？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