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要以理服人，不要以政治声势去压倒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党员和团员不必在事先取得一致，而应同党外人士在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中对分歧的意见逐渐求得统一。
四、要提倡反批评，允许少数人保留不同意见。
五、学术思想批判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绝不是放松团结工作，而是为了达到思想上的团结一致，以便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当时在知识界进行的批判运动一个接一个，而且都有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躲不过去也绕不过去，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领导人的江隆基能有这样公正、客观的言论，足以证明他的“定见”和“定功”，也足以证明他是懂得高等教育规律的。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北大的学术思想批判开展得有声有色，出了一批成果，广大教师也从中得到了锻炼提髙。由于具体操作上的自由争论，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以理服人，并没有挫伤知识分子的感情，减少了学术批判的副作用。
之后，他将上述几次讲话的内容整理成文，以《北京大学开展学术批判的经验》为题，发表在1955年5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全国高教、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理科各系不涉及评红楼、批胡适，相对单纯些，主要任务是学科建设。
教务长周培源是个十分勤奋又精力充沛的科学家，负责理科各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时年五十多岁，精力充沛，每天必去办公室上班。北大教务方面的一系列大纲、计划、制度、规定，大都出自周先生之手，其中许多被教育部推广到全国高校。实验室建设也归他主管。在他筹建力学专业风洞实验室时，因费用昂贵、技术复杂而遇到很大困难。首先是没钱，所需经费在当年是天文数字；其次是缺技术，需请外国专家。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江隆基用最浅显的比喻讲明风洞实验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江说：“既然你认为非建不可，那就咬紧牙关建。资金再紧张也得解决，哪怕贷款，我去找教育部。技术怎么解决由你定，如果要请外国专家，就打报告向教育部申请。”（作者按：应为高教部。高等教育部于1952年12月从教育部分离出来单独成立，1958年2月又合并。为叙述方便，本文统称教育部。）经过多次努力争取，北大终于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力学风洞实验室，在动力学研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央提出要争取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回国工作的任务后，江隆基重托周培源主持其事。周先生利用他旧日的同事及师生关系，向海外发出许多邀请函，又动员北大的教授们也积极参与此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先后有数十名华人科学家回国任教或做研究工作。
北大地质学系始创于1917年，由校长蔡元培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淳出任理科学长，李四光（仲揆）主授地质学。1918年红楼落成。1919年废除文、理、法三科之名，改设十四个系，李四光出任地质学系主任。励精图治三十余载，北大的地质学以卓著的专业优势享誉国内外，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但在院系调整中，将这一块切出去，单另成立地质学院。原有人马作“鸟兽散”，一部分去了地质学院，一部分去了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行动上服从了，但思想上并不通。
坚持恢复地质专业并为之上下奔走的是副教务长、地理系主任侯仁之。
侯仁之的学术生涯没离开过燕园。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历史学家洪业与顾颉刚，专攻中国古代史。抗战胜利后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回到燕京大学，开设“中国历史地理”课，由副教授而教授，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开拓者。燕京大学的历史只有三十三年，侯仁之见证了鼎盛时期的二十年。1952年燕大并入北大后他被抽调到广州，协助做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的合并调整工作。江隆基到校后，发现地理系乱糟糟的，便通过教育部当月将侯仁之召回，出任副教务长，兼地理系主任。
时年侯仁之四十出头，正值中年，精力旺盛，学生时代就是体育运动的尖子，又因专业需要养成了爬山涉水的爱好，表面看去，倒像一个圆头红脸的壮汉。他住燕南园61号，与江隆基最初住地57号是近邻。每日晚饭过后，便去找江反复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地质地理，如同一只鸟儿的两只翅膀，少了哪个都飞不动。没有地质学部分，北大的地理系将难以生存；苟且地存活下去，也成不了气候。只有地质地理并存，才是健全的。“我是搞地理的，不能因自己的偏爱而废弃一个学科。江校长应当相信，我侯某说的是真心话，内行话。”
江隆基很理解侯仁之的由衷之言，承认他是从健全学科体系的角度不厌其烦地谈此事的。他俩头对头商讨过这样那样的方案，但都无法付诸实施。一个重要的障碍，是不能“挖”刚刚成立的地质学院的“墙脚”。而一所重点大学的学科，没有二三有名望的教授是难以支撑的。商讨常常陷入僵局，相对无言。在那许多个夜晚里，侯仁之发现江隆基有擦清凉油的爱好。开始还真当成是“爱好”，后来发现擦着时鬓角冒出汗粒，便问：“你身体不舒服？”答曰：“没什么，继续谈吧。”侯不知道江患过肺结核，只感到他工作太累太累，便告辞，“江校长你休息吧，我回去再想想。”
这件事是江在北大处理得很棘手的事情之一。直到1956年，才转弯抹角从重庆大学调回来一位老北大的教授；又通过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从地质学院协商调回一位，地质地理系才得以健全。侯仁之申请辞去副教务长一职，专抓地质地理系，声言一定要办出老北大的水平。江同意了。
侯仁之老先生八十三岁高龄时接受过本书作者的一次访谈。此时的侯老已是中科院院士，被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称为“历史地理巨擘”，是该学会授予乔治.大卫森勋章的第一个中国学者。校办同志在引见时介绍说，侯老是北京城历史的“活字典”，拜访的人很多，时间你们掌握好。时值盛夏，显得相当古旧的61号院被浓密的树荫遮盖着，有点闷热。侯老将我们接待在书房，书籍太多因而空间很小，两个木背小沙发勉强可坐四五人，中间茶几上放个小风扇。坐定之后，侯老见我们好奇地看着墙上挂的一幅清朝的北京地图，便开口说起了他的本行：“是真件，不是拓片，故宫有一幅，再一幅就在我这里。”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饶有兴致地讲起了“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的历史，说明成祖朱棣早在当燕王的时候就看中了莲花池的水，1403年即位后决定迁都北京，用十四年的时间建成了规模宏大的紫禁城。又说万里当铁道部长时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有人提议占用莲花池建设北京西客站，他回答坚决不行，随后又写信详细陈述了理由：北京城的起源蓟城就是靠着莲花池这个水源才得以存在，没有莲花池也就没有北京城。莲花池是北京最初的生命印记，二者有血肉相连的关系。现在尽管它作为水源的作用已经消失了，但抹杀这样一个镌刻着历史的遗迹，就是抹杀历史。他给万里部长的建议是：一定要建西客站，就东移一百米，把莲花池让出来。接着又谈起大跃进时他与梁思成等七位著名学者在复兴门为请求保留北京城墙而下跪的经历，遗憾的是古老的北京城墙还是被拆得荡然无存！
侯老侃侃论道，头脑清晰声音洪亮，一点也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但我们记着校办掌握好时间的嘱咐，就请他谈谈江隆基在北大的情况。他喝了一口茶水，陷入沉思，声音凝重起来，开口就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江校长受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到北大，我们这些老同志都很痛心。我在学习会上说，江隆基在北大六年多不到七年，是北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就这句话，当时就受到猛烈的批判。但我至今还坚持，不说黄金时期，起码是发展最好的时期。记得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也就是江校长刚来那时候，北大师生员工四千九百多不到五千人，而1957年已经超过一万了，当时称得上万人大学的，在我的印象里就北大和清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北大为国家输送毕业生四千多名，是解放前（1930—1948）十九年的两倍。这样的数字，难道不能说成最好的时期？”接着，他又回忆了江校长在北大的许许多多的作为及大大小小的事情，特别赞许了江隆基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江校长考虑问题很周到，不尚空谈；办事很稳重，是个务实派；生活上保持延安作风，艰苦朴素，一碗面条就是一顿正餐，小车经常给病号和进城办急事的人坐。”
政治经济学教授樊弘，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解放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继而送去中央党校学习，进一步深造。但樊在学习期间，坚持过去的学术观点，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受到“猛烈的火力批判”。1954年回校后神志沮丧，党员转正问题也一拖再拖，落了个“里外不是人”。如何安排樊弘的工作就成了个难题。他一趟又一趟找主持工作的江隆基，江认为他的观点总体看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限于当时的大环境他也不能讲在当面，只答应工作问题一定想办法解决。但放行政工作岗位上，有点大材小用，发挥不了特长；放在教研室，这样的老教授总得有个合适的位置。大将用兵，使之各展其长，才算高明的用人之道。经过周密思考，江隆基约樊弘长谈一次，充分肯定了樊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作的贡献，又严肃批评了他不思进取、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错误，尤其去中央党校学习，理应深刻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应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樊先生是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用不着我多说。我想请你冷静地深刻地总结一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作一点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要写成文章，拿出去公开发表，最好是有影响的大刊物，比如《新建设》，不知你以为如何？”樊痛快答应一定办到。江又说文章发表以后，就考虑安排合适的工作。
江在办公室看完《新建设》上樊的文章后，立即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张友仁谈话。张还年轻，彬彬有礼地站在江面前，几句对话过去，便解决了问题。
“樊弘先生在这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
“拜读了。”
“教研室其他老师看过没有？”
“好像许多老师都看了，在一起议论过。”
“怎么议论？”
“说这是一篇谈思想改造的文章，自我剖析深刻，大家奇怪，以这样的认识，怎么会在党校出问题？”
“听说你曾是樊先生的学生？”
“是的。老北大的。”
“我也是受过旧教育的。以我的看法，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管他后来的前程如何，有两种人不可对不起，一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二是教过自己的老师。毛主席就是榜样。他有两个老师，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徐老一直跟着中央，张干解放后落了个衣食无着，毛主席还给他寄过生活费，你听说过吗？”
“没听说……江校长，你是说……”
“樊先生是北大的老教授，犯了点错误，认识了，公开检查了，就得让他出来工作。一方面喊教师紧缺，一方面将一位老教授弃之一旁，这不是辩证法。既然你是他的学生，就想让你这个当学生的委屈一下，让樊先生当教研室主任，你退一步当副主任，不知你能否想得通？”
“我很乐意，很髙兴这么安排，江校长，我一定协助樊先生搞好工作。”
自此，樊弘教授愉快地重新执教，党员转正也随之得以解决。
建国初期，我国对高等院校的调整完全是按苏联模式进行的，随后国家向各高校引进了一批接一批的苏联专家，分到北大的先后达三十多人，理科有，文科也有。他们的任务，是按苏联的教育体制制订中国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改变中国固有的教学方法，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习题课、实验课、教学实习、生产实习、考试考查、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各个教学环节；还要按苏联的教学要求开设新的专业、专门化课程；还要翻译苏联教材或按苏联大纲要求编写中国的教材。在当时，“学习苏联”“依靠苏联专家”不仅是教学业务的指导思想，而且上升到政治原则。有位中央的高层领导甚至强调：“同苏联专家关系处不好，‘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至于如何“学习”“依靠”，各校情况不尽相同，依领导者的水平而定。江隆基的做法是根据中央“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的方针，将主要精力放在抓教学改革上，只从基本精神去理解那位领导人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