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李瑚，部队师政委，转业到北大，认为党委与校务委员会的关系应是政治部与司令部的关系，行政会议一概拒绝参加。但凡他在会上讲了话，就坚决抵制副书记或其他同志做补充。其人奉行独身主义，不结婚，爱吃炒花生，办公室宿舍里满桌满地都是花生皮。脾气也暴躁，见下属开口就骂，吓得几个年轻干部谁也不敢去找他。江隆基到北大后，数次找他谈工作、谈心，都遭拒绝。来到宿舍，李见是江，故意将两腿跷到桌子上，脸朝窗外，悠然剥吃花生；江踩着厚厚的花生皮来到窗前，他又转脸朝门；再转来又反之。总之是不给江正脸看，无从切入话题。两年之后调走了。
第二位史梦兰，初中文化，当过小学教员，早年加入地下党，从革大到人大，又从人大调来北大。其人工作勤奋努力，人品素质俱佳，但以他的学历和资历，自感在北大这样的单位矮人三分，说话不灵。开会他一开口就称“同志们”，教授们不高兴；教授见他称“史先生”，他又不高兴。好在他遇上了江隆基。江到校后鉴于李瑚的不配合，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江出任组长。凡是学校的重大问题，实际上都由这个小组讨论决定，然后由党、政、工、团分头执行，既协调了党政之间的关系，又加强了党组织的“保证作用”。党中央对党组织在高校的作用最初提“保证作用”，1956年“八大”才确定为“领导和监督作用”。所以史梦兰任书记期间，实际是在尽自己最大能力配合江起“保证作用”；他也乐得如此。第二届党代会上当选为副书记，专管党务。
新一届党委为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提高党政部门的工作效率，大胆提拔重用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胡启立同志是1948年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入党的地下党员，1951年北大党委成立后即担任党委常委兼团委书记，学生工作由他负责。第二届党代会仍保留原职，但在9月党的“八大”后升任全国学联主席、团中央候补书记、国际学联书记处书记兼副主席，从此离开北大走上仕途之路。其他如王学珍同志出任教务处长，杨传伟同志出任团委副书记兼专家办公室主任，文重同志出任副总务长。这批干部当时都只二十多岁，最大的也不到三十岁，但都是在北大读书期间入党的地下党员，也算老北大了。他们政治素质高，熟悉学校情况，工作有热情有干劲，正在年轻有为的年龄段，完全可以肩挑重担了。
江隆基对这批年轻干部严格要求，精心培养。他反复对这些年轻干部讲，办好一所大学主要靠教师。北大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教师队伍中教授、副教授的比例高，蜚声中外的学者多，贯彻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尤为重要。对广大教师要“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在知识上尊重他们，在思想上耐心地、和风细雨地达到改造的目的”。要理解教师的工作，尊重他们的自尊心，同他们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接近，互相商量，互相学习”的工作关系。他主张“在党的周围团结一批业务修养好、政治思想进步的教授、讲师，在校一级和系一级形成科学领导核心，以加强业务领导，办好学校”。他还反复强调，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人，一切活动应以教学为中心，“学校一切机构和团体必须以教学为工作中心，切实精简一切有碍教学的会议和活动”。“党政工团应时时把握，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教学第一的原则。”他还一再告诫这些党政干部要重视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懂业务或者业务条件很差的人，硬要去指挥一切，势必会出现许多毛病的”。
上述几位年轻干部在北大奠定了基础，增长了才干，若干年后相继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胡启立众所周知进了中央，王学珍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北大党委书记，杨传伟出任北京师范学院院长，文重出任北京大学秘书长。
白晨曦的亲身经历也许更能说明江隆基对年轻干部的严格要求与耐心帮助。他1955年从中央机关调北大人事处工作，此前他的主要经历在部队，解放后才转业到中央机关，从来没有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过。这次勉强服从调动，心情难免紧张，七上八下乱打鼓，不知该怎么开展工作。来之前组织给他介绍过江隆基，知道江是来自延安的老革命，老首长。报到后他沿用部队的老传统，拜访的第一个领导就是江隆基，不称“江校长”而称“老首长”。他坦率地作了自我介绍，说了自己的优缺点以及来北大的种种顾虑。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位老首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耐心听完他的困惑后讲了一通实实在在的道理，“到这里来工作，当然与中央机关不一样，这里的工作对象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的工作所接触的是教授、讲师。不过这里工作与其他地方也一样，首先要尊重他们，尊重人家的劳动；其次也不要怕，更不要有自卑感，觉得自己是工农干部，大老粗。对他们要按党的政策，团结改造他们，要设法多接触他们，有时间多到他们家去串串门，聊聊天，时间长了，能与他们交上朋友就好了。”
这次谈话让白晨曦心里踏实了许多，感觉在北大这种环境里有了思想依靠，有这样一位“老首长”领导，自己的工作一定能做好。但是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又使他感受到“老首长”对下属的另一面。一天，科学院来人联系工作，说要组织国际原子能考察团，涉及北大一位教授，提出要查阅其人的档案，白认为这是一般的业务联系，就吩咐档案室提出来给看了。过了几天，江办一位秘书打电话叫他放下手头工作，立刻去见江校长。他一进门就看江气呼呼的，开口就大发雷霆：“你是干什么的？你来北大工作是听谁的指挥？……”如此等等的气话说了不少，他不清楚自己错在哪里，不理解“老首长”为何脾气这么大，要发这么大的火？只好一言不发，站地等着。“老首长”见他不回话，摆手让他回去，他也不打招呼转身就走，回去坐办公室发呆，想不通自己犯了什么错，“老首长”为何如此暴躁？正在苦思冥想，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正是“老首长”的声音，不过语气完全变了。“白晨曦同志，刚才是我的不对，我不应该对你发那样大的脾气。我这个人有时也控制不住自己，本来这事情应该……”“老首长”这才详细讲道，有关原子能的出国考察是件很严肃的事，涉及国家的核心机密，中央有严格的规定，这样重大的决定应该由党委定，你不请示自作主张提档案给他们，你也是老党员了，应该懂得错在哪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给领导的工作造成很大被动，急忙检讨认错。“老首长”又说了些安慰的话。“吃一堑，长一智”，这件事使他领教了“老首长”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从此更加敬重，重要工作都能做到事前有请示，事后有汇报，出了差错主动承担责任。
党委还制定出积极慎重地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历史学家翦伯赞于1937年加入地下党，因工作需要一直未公开身份，这一背景只有江隆基少数几个人知道。翦老任校务委员，许多人都当党外人士看。到1956年，经组织批准才公开了党员身份。俄语系主任、著名翻译家曹靖华的入党仪式是江隆基亲自主持的，他发表讲话，号召髙级知识分子向曹先生学习，积极争取入党。东语系主任季羡林、西语系教授冯至、中文系教授吴组缃等入党时，江隆基都与他们单独谈过话。仅1956年1至7月，全校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发展三百零二人，其中髙级知识分子二十一人。北大的做法，由江隆基在北京市委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然后在各高校中推广。
在众多的入党积极分子中，周培源是积极性最高但又颇为特殊的一个。以其身份和地位，他出国的机会很多，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次两次，有时是随团而行，有时是“单刀赴宴”。每次回来，他都要汇报思想，以在国外的亲身感受提出入党的要求。1955年他从莫斯科出访回来，找江隆基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汇报思想时顺便提到一件事：在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的茶话会上，他与一位教授热情交谈，客气地说：“新中国成立才几年，经验不多，有许多事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请苏联的同志多帮忙。”那位教授顿做严肃状，立即从旁叫来个年轻教师介绍说：“这是北大的副校长（苏联高校无教务长一职），他要帮忙，你帮助他。”事后一问，才知那教授是非党人士，年轻人是党员。周培源心里不是滋味，感到在苏联，知识分子党与非党差别太大，太悬殊。1956年，他去征求苏联专家对我国拟定的科学发展规划的意见。他专门去莫斯科大学向理论物理专家朗道教授请教，不承想朗道先生开口便说：“要什么规划？你是党员，定下来执行就可以了。”这种说法深深触动了周培源，感觉不是党员出国对话都困难，因此入党的愿望十分迫切。但他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又是九三学社的副主席，要不要入党或者什么时候入党，不是北大党组织说了就算数的。因此每次汇报谈心，江隆基只能从正面予以鼓励，对苏联专家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安慰说：“苏联先进，应当学，但也不是十全十美。中国有中国的长处，学习只能是取长补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