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隆基听着听着，愧悔交加地狠狠拳击脑门，说：“这……这些……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我真是迂腐透顶！”张仲超说：“别急，还有机会。我刚刚开完紧急会议，明天在天安门广场要举行十万人的大示威大游行，”没等回答，又附耳悄声说，“明天的大会，由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亲自指挥，你去不去？”江愤然起身，拳头擂得山响，果决地说：“去！坚决去！”
18日清晨，江隆基早早地加入了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由于《西乡报》必须在今天交稿，怀里还揣着一卷校样。天安门前人山人海，气氛凝重，群情激愤。据大会主席团的报告，参加者有北大、北师大等校和二百多个社会团体的十万多人。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陈启修等人组成主席团。主席台上髙悬着昨天受伤学生的血衣，上书“段祺瑞铁蹄下之血”八个大字。徐谦报吿开会宗旨，顾孟余发表演说，北师大代表控诉了昨天镇压学生的罪行。于一片激昂的口号声中，一致通过了“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反对八国通牒”等八项决议，并决定立即组织北京国民反对各国侵略中国大同盟。
12时大会结束，开始分路游行。为不影响送校样，江隆基参加了去西城的一路，髙唱“国民革命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行至兵马司玉带胡同，他与游行队伍分手，去交《西乡报》校样，当晚就住在那里。
第二天回到学校，才知道发生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院里的血腥镇压。政府大楼上的枪口居高临下地对着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李大钊在指挥学生退却时身负重伤，陈乔年也重负枪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已经鲜血淋淋，凶残的军警还不罢手，活活用刺刀捅死……
在这场大血案中，爱国学生受伤二百多人，惨死者四十一人，其中北大学生三人。在一长串死难烈士的名单中，最使江隆基悲恸不已、难舍难分的是他的同乡、好友、兄长张仲超。张是陕西三原人，由南开中学考入北大，而且也因家境困难而中途休过学。两人在北大一相识，就亲如兄弟。他早知道张是共产党，把他看作自己成长进步、追求真理的引路人。年仅二十三岁的张仲超昨日还是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今日却成了屠刀下的冤魂。在北大三院举行的万人追悼大会上，江隆基臂挽黑纱，抱着张的遗体，抚摸着血迹，痛哭至号啕。当天回来，在日记中写下“铁狮子胡同的流血让我真正知道了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看来欲达改造社会之目的，非起来斗争不可”的感言。涂涂抹抹写下许多，却又苦于文采不髙，未能充分表达出自己的一腔愤慨，直到三年以后，他在日本看到北大修建“三.一八”烈士纪念碑的报道，读到“死者烈士之身，不死者烈士之神。愤八国之通牒兮，竟杀身以成仁。唯烈士之碧血兮，共北大而长新”的碑文之后，心里才得到些许的安慰。
“三.一八”之后，段祺瑞被迫下台，张作霖取而代之。张一上台，便明令禁止学生从事政治活动，进一步制造白色恐怖，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局被迫转入地下，鲁迅先生遭通缉被迫南下厦门。白色恐怖下的北大风光不再，教职员工的日子捉襟见肘，甚至于“饥寒交迫”。政府的看家本领是克扣工资，有些是当年的江隆基并不完全了解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北大的事实：胡适1917年到北大时是副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元，换算成年薪是三千三百六十元，比美国正教授的年薪高出近七百元；每月房租三元，饭费九元，所有开销加起来不到五十元，每月可存二百三十元，足够养活北京一个穷苦人家两年多。他给母亲写信说，一个半月的薪水足够办婚礼。但如此可观的薪俸却被北洋政府扣住不发，通常两三个月才能拿到半个月的薪水。鲁迅月薪三百元，两年才拿到半年的；顾颉刚当助教，月薪一百元，拖欠半年以上，导致他债台高筑。严寒的冬天里，教职工无火取暖。教授们的看家本领便是带上学生去请愿，去一次，能解决一点，随之而来的是更严厉的制裁。华侨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仅1926年就从北大礼聘走林语堂、鲁迅、孙伏园、顾颉刚、张星烺、沈兼士、罗常培等一批教授学者。胡适没走，是因为他有丰厚的版税做支撑；月薪六百元的马寅初也经受不住，辞职回老家浙江大学出任教授了。学生的遭遇更惨，仅1926年就有一百五十五名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被一次性勒令退学，许多进步的学生南下参加北伐，“到黄埔去”成了流行北大的口号。
一年后的4月，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南呼北应，张作霖在北京悍然绞杀了李大钊等十九位革命者，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此破裂。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彻底地清醒了江隆基，1927年7月，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本来应该是由张仲超做介绍人的，此时只能改由同是陕西籍的张翼唐介绍。政治上有了依靠，生活上却是捉襟见肘，父亲已经几个月没有给他兑付“袁大头”了。忍饥挨饿修满了预科的学分，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再无力读本科了，便约好几个同学，打算南下黄埔投奔革命去。他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在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读书的哥哥，江裕基回信说，他在东京每月有二百六十日元的助学金，节省着花，可以维持两个人的基本生活，劝弟弟来日本继续读书。这样也好，他对张翼唐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打到它的内部去，我找到了机会。”机会有了，却没有路费，在国务院任职的西乡老乡薛祥绥给他一张一百元国债券，他兑换成八十块现大洋，同年9月，从天津大沽港乘船出发，东渡日本了。
满打满算，江隆基在北大求学仅仅两年。尽管如此，在其后二十多年的生涯中，他对北大一往情深，无时不在眷恋着母校。这里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有蔡元培倡导的科学与民主风气，“学术自由，兼容并蓄”，“囊括大典，罗册众家”，有一大批进步爱国、深孚众望的教授学者；这里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大课堂，有陈独秀、李大钊的讲坛，有毛泽东工作和学习过的图书馆；有胡适、马叙伦、杨昌济、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李四光等名教授以及鲁迅先生的书房。在这里，江隆基学到了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髙深学问”，还从一个耿直激进的青年变成了革命者，奠定了人生的基石和理想的目标。
在此次赴任以前，江隆基又把鲁迅先生作于1925年的《我观北大》一文找出来仔细研读了一遍，还是觉得只有鲁迅的话最能表达自己对北大的感受和认知——
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北大是中国的希望，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不能没有北大。
所不同者，当年他去的北大在沙滩红楼，现在校本部已经迁到原燕京大学所在的燕园了。
还有，当年他是去读书，想追随马寅初研究中国经济，现在却是要与这位闻名海内外的学者一起共事了。
吉普车开至校门口，校办负责人叫司机停了一下，请江隆基下车，指着古典式的大门上悬挂的校牌介绍说：“搬过来后，大家认为应该请人写个新校牌。请谁？提了好几个争议很大，马老拍的板，就请毛主席写。大家说那要你马老出面，他出了个主意，叫学生会以全体学生的名义致信毛主席，请求写。信发出后没多久，毛主席就写好派人送来了，放大后制成这个横匾，原件存在档案馆。”江隆基随着介绍仰首品味着崭新的校牌，嘴里连声说着“好”，内心却骤然升起沉重的使命感：亲自题写校牌意味着毛主席对北京大学寄予厚望，自己将以怎样的工作来回报毛主席的期望呢？
之后，吉普车绕过秋波荡漾、绿树环抱的未名湖畔，直接开到燕南园57号。这是北大为江校长准备的住宅。就那么几件简单的行李，年轻的校办负责人没费什么劲，三五下就全部拎进了房间。他一一将各房间的门推开，只见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暗红色的木质地板揩抹得油亮发光。会客室里摆了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周围十来把木靠背椅。他又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热水冷水都有，回头来说：“有热水，你们先洗一下休息，我回去再准备几样东西。”
北大与燕京大学刚刚合并，校址燕园据说原是皇家园林，紧邻颐和园和圆明园，园内古建筑始终保持着皇宫气魄。燕南园是园中之园，一抹土坡上古树参天，浓荫蔽日，园内鲜花簇拥，曲径通幽。这片住宅是燕大专为老教授们建造的，中西合璧的格局，一律的青屋瓦舍，但每一栋的设计又不尽相同。几十栋建筑错落有致地摆开，单个皆成独立小院又不设围墙，四面开门，从每一道门里出去，都有一处小巧玲珑的花园。无论什么时候从哪个角度看去，都给人以高雅、恬静、幽深乃至神秘的感觉，使人想到这里不愧是出思想、出学问、出大部头著作的地方。有资格住燕南园的人，自然是各个学术领域里的泰斗。
分给江隆基的57号是座“匚”形建筑，大小十余间，西侧有走廊贯通。走廊的一侧，又开有几间小房。天真无邪的小曼高兴得鹿羔似的，出这门进那门，东瞧瞧西瞅瞅，故意将木地板踩踏得噔噔直响。自己看了一圈，又拉起刚刚学步的小召说：“走，去看看咱俩住哪间？找个没蚊子的。”拉手走得太快，小召跌倒，哭了。宋超忙过来哄劝说：“不哭不哭，姐姐也是……蛮蛮，小蛮子，看好妹妹。”小曼是谐音，原来就叫蛮蛮，爸爸干脆叫她小蛮子。这孩子出生在延安的窑洞里，没有奶水，是靠小米粥和老乡的山羊奶喂大的，个子没长高，却有顽强的性格，因此父母叫她“小蛮子”“蛮蛮”，嘴也会说，五岁时能对着麦克风讲话，代表保育院的小朋友欢迎参加西北地区教育会议的叔叔阿姨们。那次会议是江隆基主持召开的，保育院的小朋友表演节目，小曼的欢迎词曾引起不小的轰动，那张照片由宋超宝贝似的保存着。
这么好的房子，小曼在梦里也没梦到过。只是难为了做父母的，两口子抬着箱子，摆这间不像样子，摆那间难成体统，就是一间摆一个，也还空着几间呢。转来转去，除公家配置的木床木桌木椅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好填充，古朴典雅的住宅显得空空荡荡，徒有四壁。
妻子不悦，讷讷地念叨着：“这怎么能行？这像什么样子？空空荡荡的……人来人往的……”
丈夫说：“咱来是为工作，不是为摆阔给人家看。在北大这种环境，咱这种土八路能摆得起阔吗……我收拾办公桌，你出去看看食堂在什么地方。午饭就在灶上买着吃，孩子也锇了。”
宋超出门，当午的阳光从浓密的树梢间投下斑斑亮光，抬眼望了望密布的树林，也不知往哪里走，只得朝进来的路上寻寻觅觅。她记得燕南园的路口上有两块石碑。出路口曲里拐弯地走了一程，发觉不对，又看见校门口了，便回头朝一条斜路走去，一直走到一座古老得像座庙似的二层楼下，门口挂着“办公楼”的小牌，便决定进楼再去麻烦接他们的校办负责人。
按说她也算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转战晋察冀和陕北十多年，见过彭德怀、贺龙、徐特立等大人物，可是一脚踏进北大校园，看见这异样的环境异样的氛围，竟有一种莫名的陌生感和怯弱感。双脚迈进办公楼的当儿，心在突突地跳，脸也有些发热。她立住擦了把汗，稳了稳情绪，踏实脚步上了楼梯，寻到一间大办公室门口。听见里面有人在饶有兴致地议论着什么，似乎这种有高没低的谈论已经持续很久了。她侧身闪了一下，只听到了这么几句——
校办负责人：“……一路无话，不像刚到任的领导问这问那，好像想着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提醒诸位，这位新校长面孔很严肃，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看来是那种很难套近乎的领导，诸位以后说话办事，可得留点神儿哪。”
―阵唏嘘。
有人问：“那夫人呢？”
“夫人嘛，还算漂亮也年轻，相差至少有十来岁。说话河北口音，是属于精明干练的那一类女性，听说也是个老延安。”
有人推测：“说不准是抗大的女学员。抗战时期投奔延安的都走这条路，有位老延安亲自对我讲过，当时延安的男女比例是八比一……”
“哈哈哈哈……”
宋超干咳了两声，推门直入，立定在他们面前，弄得四五个年轻人好不尴尬好不难堪，一时手足无措。还是那位负责人老练些，出面介绍说：“啊啊，这位就是江校长的夫人宋、宋超老师……宋老师，你坐。”
宋超并没落座，也许受刚才一点闲言碎语对心理因素的刺激，便把找食堂的话题改口说成一件请求：“隆基同志有晚上学习办公的习惯，经常熬夜，还会见客人，常有领导往来。家里的办公用具显然不够，能不能再配备一些？”听到是这，几个年轻人顿时松了口气。负责人正经回答说：“这件事已经研究过了，也通知总务处了，再配些沙发、茶几、书橱、文件柜等，就按马校长的标准，下午用汽车送好不好？”
宋超微微点头表示首肯。又问还有什么事要办，她才问教工食堂在哪儿。这样，校办负责人又带她去食堂买了些吃食，一起来到57号。
二次进门，校办负责人环顾左右，斟酌说：“看看怎么摆放？下午叫总务处来几个工人，一次摆到位，大件儿挪一下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