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刘真的小说《英雄的乐章》，是在1959年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和文艺界批判修正主义思潮的政治大气候下进行的。那时我刚调到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刘真和我在同一单位，专业从事文学创作。我知道刘真9岁参加八路军，从小就在部队担任交通员、宣传员、文工团员。她那些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题材、描写少年儿童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的小说《我和小荣》《长长的流水》等，以撼人心魄的故事和真挚纯朴的感情深深地打动了小读者和大读者。我也是积极赞赏的一个读者。但刘真根正苗红的小八路经历和在文学上的出色成就并没能成为她的救身符、保护伞。她那篇记述一对少男少女在动荡的战争年代结成友谊、爱情和悲欢离合故事的小说《英雄的乐章》，照样无可逃遁地成了当时正在掀起的文艺上“反对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靶子。我在很短时间里写出题为《是英雄的乐章还是私情的哀歌》的批判文章，固然有“奉命写作”、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的客观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自身的迎合政治气候、赶潮流的旧疾复发。我那篇文章的基调是紧跟当年党的文化工作会议批判文学上的修正主义的精神的。我粗暴地判决《英雄的乐章》“是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描绘战争生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株毒草”；斥责它“把个人幸福与革命战争对立了起来，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对立了起来”，主人公“对往日恋情的痛苦回忆，实际上变成了对革命战争的一种诅咒和抗议”。我在批判文章中死死抓住作者对革命战争的态度大加挞伐，真可说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如此粗暴、蛮横地摧残作家的创造性劳动，伤害作家的心灵，当时我竟以为是在充当一名忠于职守的文艺哨兵，捍卫社会主义文学的纯洁性哩。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悲啊！
跨进历史新时期，拨乱反正之后，回顾我在文艺批判运动中三次当“炮手”的这段经历，怀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同时，我也从中悟出了一点教训：私心杂念不可有，看风使舵不可取，违心之事不可为，明辨是非最可贵。
2000年6月9日
“文件作家”的甘苦
文坛上有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报告文学家、剧作家、儿童文学家，还有理论批评家、翻译家、编辑家，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文件作家”、“材料作家”。可我从60年代初开始，就被同事们戏称为“文件作家”。
50年代末，我在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参与过几次关于文艺方针政策文件的起草，省里主管文艺的领导发现我擅长理论思维，逻辑性比较强，写出的文章有条有理，文笔也流畅，于是就把我调到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去了。这样一来，给省委及宣传部领导同志起草有关文艺问题讲话、报告的任务就往往落在我的头上；有时还要代省报《河北日报》撰写文艺方面的社论。凡我执笔或参与起草的文件、材料，常常较顺利地通过领导的审查，颇受同事们青睐，“文件作家”的称号不胫而走。在省委机关里，算是个小有名气的“秀才”、“笔杆子”了。
前几年，我出过两本文学评论集，有的老友、同事收到我的赠书，开玩笑地说：假如把你起草的讲话、报告都收辑进去，也许能出四卷、五卷哩！由于我所处的岗位，这么些年，我捉刀的、带有工作、职务性的文章确实不算少。岁月无情，时过境迁，这些带有时代印记的文字，能经得起时间检验、还能站住脚的，可真是寥寥无几。然而当年受命写作前后的一些情景，赶任务的那股热情、干劲，至今记忆犹新。
1962年5月23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日子。5月初，省委宣传部决定组成一个包括我在内的三人写作小组，为《河北日报》赶写一篇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的社论。那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不够，辅之以瓜、菜、代（食品），机关也生产小球藻、“人造肉”等代食品。肚子里没有多少油水，经常是饥肠辘辘。我记得，每人每月有一张点心票。我买上六两点心，从食品店走回办公室，在路上不到十分钟，就吃得一干二净。肚子像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似的。领导上为了给写作小组的同志增加点营养，在河北梆子剧院借了一间房，作为我们的写作场所，这样中午、晚上可以到邻近的河北宾馆用会议餐。那时的会议伙食倒真是标准的“四菜一汤”，没有多少荤腥，几大盆菜端上桌来，不一会儿，就一扫而光，大家也顾不上吃相难看了。吃饱了肚子，自然就得抖擞精神加油干。开头是分工执笔，三易其稿，最后由我统改全稿，一篇6000字的题为《争取文学艺术的更大繁荣》的社论算是如期完成了。领导上显然很满意，主管文艺的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拍着我的肩膀说：“省报的一篇社论比你写一篇作品评论的影响大多了，你以后在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上多下点功夫吧！”
写作毕竟是绞尽脑汁的艰苦劳动，尽管领导上想方设法在写作、生活条件上给予照顾，但写完上述那篇社论，我还是患上了神经衰弱症，头晕、心动过速、失眠，闹腾了很长一段时间。随着战胜三年困难，经济形势好转，我的身体才慢慢地好起来。
会议开幕词、闭幕词、大会总结这类文件的起草，往往是要日以继夜突击完成的紧急任务。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能不能迅速拿下碉堡，全看你平时练就的本领了。在我的记忆里，从60年代到70年代，我曾比较干净利落地打了两个漂亮的“闪电战”。
1965年2月，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在北京举行，我被抽调到大会秘书处工作。刚一报到，在住处安顿下来，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就找上门来，说是：观摩演出会的开幕式上，除了原来定的由邓拓同志代表华北局讲话外，现临时决定还要由宣传部部长黄志刚致开幕词。让我立即投入战斗，连夜写出一篇概述当前文艺的形势和任务、繁荣话剧歌剧的要求、对戏剧工作者的期望等内容的开幕词来。没有商量余地，没有任何退路，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任务。好在不久前我刚为《河北日报》写过一篇题为《沿着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奋勇前进——祝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开幕》的社论，对有关话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做过一些了解和思考，手边也有一点参考资料。我锁上房门，聚精会神地奋战了一夜，当曙光照进房间的时候，我终于写出了一篇4000字的开幕词。会议期间，我还参与了黄志刚同志在观摩演出会上所做的《总结报告》的起草。可能是由于写文件材料“有功”吧，我获得了一次破例的、分外的奖励。观摩演出会闭幕，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彭真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与会的1300多名代表。合影时在第一排就座的，除党和国家领导人外，还有华北局及中央宣传、文化部门负责人、华北区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团团长。出人意料的是，我也被安排在第一排靠边的一个座位。论职务，按级别，是怎么也轮不到没有乌纱帽的我呀。对这种额外照顾，我有点忐忑不安，坐在那个位置上，觉得不大自然。
还有一次漂亮的“闪电战”是在1979年11月打响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进入第五天；第二天，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就要开幕了。晚11点多，看完会议安排的两部电影，回到西苑宾馆，在走廊上，作协筹备组负责人李季迫不及待地对我说：刘白羽同志同意明天在作代会上致开幕词，你开个夜车，赶写一下，明天一早交给我。面对这个紧急任务，我倒没有慌张。因为从这一年的2月到10月，我一直在文代会文件起草组工作。起草组搬了7次家，从一个宾馆到一家旅社，从一个招待所到另一个招待所，天天用会议餐，有时晚上还加夜餐，八九个月下来，我的体重竟由52公斤增加到61公斤。体质增强，精力充沛，开个把夜车，不成问题。特别是那段时间，起草组的同志经常在一起学政策，议形势，在吃透中央精神、吃透文艺界情况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加上我又参与了提交第三次作代会的《工作报告》的起草，因而对拟写的开幕词应当说点什么，可说是成竹在胸了。思路清晰，按照立下的框架，写起来比较顺手，天亮之前，一篇2000多字的开幕词就写成了。经李季、刘白羽过目，没做什么修改，就在开幕式上同与会代表见面了。我算是又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当了几十年文字匠，甜酸苦辣都尝过。要写好讲话、报告这类文字，似也没有什么诀窍，无非平时要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注意收集有关资料，广泛吸取多方面的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文化素养。
2000年4月13日
大红人·小爬虫
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狂风席卷中华大地时，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被卷进斗争漩涡之中。
“文革”序幕刚拉开，我就因在反胡风斗争中受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而被看作“危险人物”，置于靠边站、受审查的地位。不让我参加江青炮制的那个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黑线专了政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学习讨论会，也不准我听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传达。那时，我虽已不太年轻，步入中年人的行列，也经历过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的风风雨雨，但面对来势汹汹、波谲云诡的“文革”，不明底细，不知深浅，仍不免有几分紧张和忧虑。
我曾任周扬秘书一职事，因为是兼职，时间又极短，反胡风斗争中犯了错误就被抹掉了。因此，我一直没有在干部履历表上填写过，调河北工作后也从没有向同事们提起过。当“文革”兴起，报刊公开点名批判“文艺黑线总头目”周扬之后，我觉得有必要立即向组织讲清楚自己同周扬的关系。我主动向所在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文革”筹委会，如实交代了自己一度当过周扬秘书的经历，于是引来一些造反派异样的惊诧、怀疑的目光：“哦，原来我们身边还藏着一个周扬黑线上的人物哩！”在揭发批判周扬在河北的代理人、省委宣传部“走资派”远千里的大字报、批斗会上，我被当作其“亲信”、“大红人”、“黑干将”，列在他推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名单之首。霎时之间，我同周扬文艺黑线的关系，成了省委机关大院里众目睽睽的大问题。然而，我毕竟只是个小干事，不是当权派，没有乌纱帽，也不是什么“学术权威”，不是运动的重点，充其量是个犯有错误的笔杆子，关进牛棚还不够格。这样，我还有机会“放下包袱，参加战斗”。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制定的《十六条》下达后，特别是批判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于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赖，我也真诚地、瞻前顾后地投入揭发批判“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我从文件、报告、讲话和工作笔记里寻章摘句，断章取义，连续写了几张揭批远千里推行周扬文艺黑线，宣扬反“题材决定”论等“黑八论”的大字报。开头我还称远千里为同志，没过几天就直呼其名了。后来跟着那股“横扫一切”的旋风，干脆用红笔在他的名字上打“×”了。其实，我在内心深处始终不相信远千里是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估摸他的问题性质也就是忠实执行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然而，在那发狂发疯的岁月，我这个被看作“死保远千里的老右”，岂敢逆潮流而动。为了保护自己，求得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也只好随声附和了。
紧接着，在天津掀起砸烂周扬黑线黑网的风暴，揪出了一些“周扬死党”、“变色龙”、“小爬虫”。这时，远千里又被视为“周扬死党”，接受新一轮更猛烈的批斗。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省委办公厅楼前召开的批斗会上，胸前挂着黑帮牌子的远千里，不堪忍受红卫兵、造反派的“喷气式”，面如土色，冷汗直流。他原本患有严重的腰脊椎增生症，平时是要靠钢架来支撑身体的，怎能承受长时间的、九十度的低头弯腰呢？！在这之后不久，一天薄暮时分，远千里躺在蚊帐内，用剃须刀割断手腕动脉，含冤而死。辞世前，他的桌上还铺着几页尚未写完的证明材料，那是天津造反派让其交代与“周扬死党”的关系的。这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三八式”老干部，无可奈何地选择不惜一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善良和忠诚，以此抗议他永远不能理解的文化大革命。面对这个惨不忍睹的事实，被看作“小爬虫”、“小走卒”的我，只能强忍悲痛，把泪水往肚里咽。不仅如此，我还得言不由衷地表态：“坚决与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走资派远千里划清界限！”远千里之死，和“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我母亲不堪戴高帽游街、在天井罚跪的屈辱，深更半夜投井自尽，使我在“文革”中失去了两个至亲至爱的人：一个是苦心栽培我的领导，一个是生我养我的母亲，这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