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全国都在兵荒马乱中。但由于我们家乡这个地方偏居一隅，敌人鞭长莫及，相对地有少许平静，伯父事业暂时的“发达”，导致我们家也出现了某种“繁荣景象”。当然，我们母子因和伯父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也跟着一同沾光，享受着丰衣足食的愉悦。
说起我们母子和伯父聚居在一起，还有着一段悲痛的渊源。在我刚刚出生不久，为闹家庭分家一事，我的父亲和伯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伯父凭着长兄的权势，对父亲进行了严厉的要挟与斥责，令一向老实敦厚的父亲实在难以忍受，在一时的愤激之下，竟然以自杀表示对哥哥暴戾行为的抗议。父亲的遽然长逝，我年轻的母亲痛不欲生，同时严词斥责伯父的薄情寡义，理屈词穷的伯父，也因而幡然醒悟，愧悔无及。作为对逝者的一种补偿，伯父便将孤苦伶仃的我和母亲，收留在大家庭中共同生活。也许同样是出于某种自责吧，从此伯父对我也另眼看待，格外怜惜，呵护有加，所以我们母子才能得以和伯父的家人共享他事业发达的荫泽。在以后悠长的岁月中，伯父一直善待我们母子，因此，我对他又心存感激。此是后话。
但是，伯父惨淡经营的好日子并不长久。日本鬼子在占领苏北的一些城镇等交通要津之后，又将铁蹄踏向广大的乡村，他们经常用“清乡”和“扫荡”的手段，对老百姓进行烧杀抢掠。我们的家乡不是世外桃源，当然也在劫难逃。因此，人们经常处于一夕数惊的紧张状态，时刻准备着“逃反”。有一次，在阴历大年初一，日本鬼子和那些为虎作伥的伪军突然下乡“扫荡”，我们只得舍家出逃，就是在远离家园的异乡野地里过的年。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出于他们罪恶的本性，偏偏不让中国老百姓平平安安地过一个春节。在此情况下，谁还顾得上诊病疗伤？我伯父的诊所因而处在半停顿状态。由于病人骤减，经济上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窘境。
可这种情况持续不久便出现了转机。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开过来了，与鬼子和汉奸展开了游击战。人民子弟兵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神出鬼没、英勇善战，居然打得小鬼子龟缩在城镇的碉堡里不敢出来。因此，老百姓又能够正常地生活了。当然，求医治病的人也多了起来，伯父的诊所又进入忙碌状态。这种忙碌有两个原因，一是，鬼子兵的随意放枪鸣炮、野蛮屠杀，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意外的创伤；二是，新四军与敌军的频繁作战，负伤的指战员也日渐多了起来。伯父虽是一个旧社会出来的医生，却很有爱国情怀。他经常这样说：我们都是中国人，现在国难当头，抗日救国责无旁贷，我们要尽可能地为受害同胞治病，特别要为抗日军人及时疗伤。我二哥也是热血青年，怀一腔爱国热情，对日本鬼子的暴行早已恨之入骨，伯父的话自然完全遵从。于是，新四军的伤病员不断地转到诊所中来。伯父父子都是来者不拒，用最好的药、最有效的办法及时精心进行疗治，从不延误。不仅如此，我们家还经常成为新四军伤病员养伤的地方。因为诊所只有两间诊室，无法收留病人住院。一般患者进行门诊后即行离开，回家或借住在亲戚家中继续诊治；而新四军的战士是无家可回的。于是，我们的住房便成为临时病房了。我记得有过不少时日，我和母亲、伯母以及姐姐们挤在一间小房内，把卧室让给负伤的战士治病养伤。有一次，新四军的正规军和日伪的大部队在我们家乡附近打了一场恶仗，由于我军的英勇作战，打得敌人屁滚尿流，狼狈逃窜，但是，我军也有很大的损失，伤员很多，伯父的医院一下子接受了一大批伤员，伯父和二哥努力进行安排治疗，但是病房太少，不敷应用，于是，伯父便动员我刚刚结婚的三哥三嫂把新房腾让出来，让较重的伤员住了进去，三哥夫妇也自觉地遵从父命，毫无怨言。当时，因为伤员们行动不便，我们家人（包括我和姐姐、嫂嫂）经常为他们端茶倒水，洗衣浆衫，彼此都看作是自家人，无拘无束，亲密无间。那种军民鱼水之情，至今仍然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由于有了这些作为，伯父和二哥无形中和人民子弟兵的关系拉近了。不仅和部队的指战员亲密相处，而且和共产党抗日政权的领导也过从甚密，他们都把伯父父子当作自己人看待，在一起谈笑风生，亲如一家。我就亲眼看见过，有些年轻的有知识的军政领导，常常和二哥抵足而眠，长谈竟夜。所以，在我们边区抗日政府遵照党中央的英明指示，建立“三三制”（即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占三分之一，国民党人士占三分之一，无党派社会贤达占三分之一）的参政会时，我伯父毫无疑义地以爱国的开明士绅的身份被推选为首届参议员，非常隆重地被请到边区政府所在地，和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进行参政议政，商讨抗日救民大计，体现出共产党言行一致的履行民主团结政治的博大胸怀，和认真实践组建联合政府的决心。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伯父第一次参加参政会后回来时，手里捧着艳红的“参议院”证书，胸前的衣襟上别着“参议员”红色签条。是的，他是在显示其参政的荣耀。稍事休息之后，他便和一些好奇的亲朋好友、南邻北舍，畅谈参政会上的见闻，大讲他如何受到共产党高官的礼遇，怎样和边区领导握手言欢、促膝谈心，共谋边区抗日政府民主建设的盛况；此外，他还畅谈了国内外形势，我军胜利的前景，欣然以抗日人员自居。我们子侄辈当然亦感同身受，欢欣鼓舞。在这样的氛围下，二哥甚至萌生投笔从戎的念头，而且也得到伯父的首肯。伯父说：直接到部队里去也好，那里更需要医生，更有利于杀敌报国。但二哥的这个良好愿望，却被当时的县委领导劝阻了。他们认为：敌后的形势微妙而复杂，程先生现在的身份和位置对抗战更为有利。二哥也就没有坚持。
但是，伯父的二女婿的这个愿望却实现了。
伯父有两个女儿，老大（我称为大姐）老实敦厚，拙于言词，嫁给距我们村庄不远的汤家楼一户殷实的农家；二姐天生丽质，知书达理，自小便备受伯父的钟爱，长大成人后，经过伯父亲自挑选，物色一个门当户对、才貌双全的乘龙快婿。我的这位二姐夫家住古邳（古时的邳州旧城，又称“旧州”），也出身于当地的一家望族，系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志向远大，中学毕业后，只是因为受时局的影响没有能够继续深造，但其在校时品学兼优的名声，到处传播，所以能够得到伯父的青睐。他同样也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为权宜计，当时屈居在一家私营企业做职员。他对日本强盗侵略我国并残杀我无辜同胞，早已义愤填膺，曾再三希望奔上前线请缨杀敌。只是因为家里有老母弱子，特别是和二姐感情甚笃，难以离舍，故心里十分矛盾。伯父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向女儿晓以大义：大敌当前，忠孝不能两全，应以国事为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年轻人应该为国效力！同时答应：今后将尽力照料他们一家的生活，以解除二姐夫的后顾之忧。伯父的态度，终于使二姐愉快地答应了丈夫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的抗日义举。
二姐夫参军之后，因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屡建战功，被领导所赏识，很快地便升任为新四军正规军的营长。在此期间，他曾经率部经过我们村庄并趁机探望伯父和我们全家，我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位青年军官的高大形象。只见他身穿合体的灰军装，腰系武装带，斜挎着一支短枪，飒爽英姿，威风凛凛，幼年的我，感到十分敬佩，并引以为骄傲。伯父伯母等亲人见了也乐得抿不上嘴，伯父还一再勖勉他努力奋进，为国建功立业。可惜他行色匆匆，未能和我们畅谈他英勇杀敌的故事，我又感到很遗憾。
二姐夫是个忘我的人。身为指挥员，他始终英勇勤奋，在任何情况下总是知难而进，身先士卒。不幸的是，就在一次与顽敌的恶战中，他以一个营的兵力，抵御敌人数千人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壮烈牺牲。噩耗传来，二姐如天塌地陷，痛不欲生。在这悲痛时刻，伯父却表现出极大的镇静。他大义凛然地说：抗战救国，抵御外侮，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必然会有流血牺牲。今天这牺牲落在我们头上，这既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家的光荣——倭寇入侵，国土沦丧，我们没有畏难而逃，而是恪尽了国民职责，他的死重于泰山。同时，他还努力安抚二姐：切勿过于悲哀，有伤身心，还要以大局为重，照料好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女。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曾经对女婿的承诺，此后，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给女儿很大的支持，并且对家人说：我对二女的扶助，不仅因为她是我的亲生女儿，还因为她是烈士家属，她的丈夫是为国捐躯的，照顾她一家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家人谁也不许产生疑义。这些话听来虽然有些古板，但却大义凛然、掷地有声，令人敬佩。
基于对丈夫的深情，对子女、婆婆的责任，年轻的二姐牺牲了宝贵的青春，一直坚守在婆婆家中，没有再嫁，为老人送了终，把孩子抚养成人。伯父也一直对她关爱有加，没有少懈。
长夜漫漫，终于熬到日寇战败投降。正当全国人民欢庆八年抗战胜利的时刻，蒋介石又违背了老百姓希望永享太平岁月的良好意愿，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我们的苏北家乡很快地被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当时，曾经有人劝告伯父，要他让二哥随人民解放军转移。但在这关键时刻，暴露出伯父的私心——他舍不得让儿子背井离乡，冒出生入死的风险，尽管他是同情共产党的；可是，他把自己眼皮底下的那点事业看得太重了，把儿子的身家性命看得太重了；特别是他内心深处还有这样的“错觉”：国共两党之战，乃是兄弟阋墙之争，不比当年外寇入侵，必须反抗和逃避。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原因，即我的二伯父的儿子、我们称为大哥的树槃，于抗日战争初期，满怀抗日救国激情，投考了黄埔军校，毕业后进入国军的正规部队，也曾转战南北，与日寇浴血奋战，血染疆场，并立下不少战功，现在已经是国民党军队的校级军官。那是他的亲侄子，怎么能让他们兄弟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凡此种种原因，终于没有经得起这个严峻的考验。为此，他们父子都抱恨终生。
不过，当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爆发、国民党军队惨败并仓皇撤退时，也曾有人动员伯父父子和他们一同“避难”江南，进而亡命台湾。但是，这时伯父的态度却明朗而又坚决：决不和这伙祸国殃民之徒为伍！在“光复”后的那两年，他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腐朽透顶的国民党政权，其所作所为，完全是背弃人民的希望，早已被老百姓所唾弃；共产党的威信正如红日初升，天下归心，他这个曾经是民主政权参议员的花甲老人，怎么能逆潮流而动呢？
因此，他是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我们家乡的第二次解放的。就在新的红色政权建立不久，他便让二哥树棨正式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到新建的邳睢县人民医院做医生。由于二哥医术上的出色表现，责任心较强，一年之后，便升任为医务主任，掌握了医院的业务大权。恰恰在这时，我大哥树槃也在北平追随傅作义将军而和平起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我当时也不算落后，在学校里首批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青团）。于是，伯父不禁又沾沾自喜，经常得意地告诉亲友们：吾乃革命家庭也！
但是，这个“革命家庭”的好光景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在迅速变幻的现实生活中塌陷了。首先，由伯父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成分开始。其实，我们分家之后，伯父家里没有多少田地，祖上留下的少许田产，由他的次子树荣（我叫他三哥）耕种。因受时局所限，三哥没念几天书就辍学在家务农了，是个壮劳动力，经营家里那点土地，是绰绰有余的，因此，家里连个长工都没有雇，根本谈不上剥削；而且伯父根本没有种过地，先执教，后从医，至多算个自由职业者。可那些土改积极分子们都知道，伯父开了这么多年的医院，是有好多积蓄的。要想分他的“浮财”，不划他地主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的。于是，他这个多年的老医生一下子就变成“老地主”了。为了让他交出“隐藏起来”的财产，村干部竟然把他背剪双手吊在房梁上进行肉体惩罚。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关键时刻，竟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这个曾经为抗战立功并推选为共产党创建的民主参政会的参议员说句公道话，这使老人大为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