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鲁迅的文学思想与毛泽东的文艺主张之间即使不能说是“反着的”，至少也存在多方面的差异，有些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在鲁迅那里，作家是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启蒙者，在与民众的关系中，是居于文化上的主导地位的，——他是清醒的分析师，是冷静的批判者，是“争天拒俗”的反抗者，是发现并揭出病苦和残缺的人，而民众则是被解剖的对象，被治疗的患者，被同情的不幸者，总之一句话，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作家就是一群以“个人的自大”和“独异”来“对庸众宣战”的人，但在毛泽东那里，作为知识分子的文艺家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因为他们不仅在实践能力和知识储备上不如劳工阶层，而且在道德上也毫无优越性可言，所以，他们必须放下自己的“臭架子”，老老实实地向普通劳动者学习，彻彻底底地改造自己的灵魂和世界观，要把自己的立场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在鲁迅那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倨傲纵逸，不恤人言”，“不恤与人群敌”，几乎就是文化意义上的拯救者，负着“援吾人出于荒寒”的使命，但在毛泽东的文化理念里，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个需要改造和拯救的对象，是附“皮”之“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人民”和组织，他们简直什么都不是。在鲁迅那里，文学处理的是一个普遍的文化问题，面对的是一群并无阶级差别的“国民”，要解决的是“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的问题，在毛泽东那里，文艺处理的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问题，面对的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其中一个是“我们的朋友”，另一个是“我们的敌人”；一个是先进的，要歌颂之，另一个则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需要教育之甚至打击之，所以，文艺政策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并获得“阶级斗争”的最后胜利。在鲁迅那里，文学的主要职能是指向一切目标的批判和反抗，所谓“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在毛泽东那里，文艺的职能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工具，文艺工作者必须改造自己的个性，改掉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坏习气，无条件地服从文艺的党性原则。鲁迅的建立于现代启蒙精神之上“国民性批判”的文学思想，本质上是个性主义、自由主义的，而毛泽东的旨在完成革命任务的“人民性歌颂”的文艺观念，本质上则是集体主义、规约主义的。在这两种文学理念之间找到调和与归并的方案，似乎并不容易。所以，郭沫若说，鲁迅活着也要改造思想，确实是说对了。
在鲁迅的学生中，萧红也许是最像鲁迅的：他们都是非常敏感的人，珍视个性和自由的价值，对一切束缚性和压抑性的东西，保持着清醒的警惕态度，本能地排斥那种压抑个人意志的群体行为。所以，牛汉说萧红“不是一个没有头脑、感情冲动的作家”：“她到了武汉，继续自己的创作。……萧红强调个人的自由，她清醒、坚定，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到延安去。她很坚定。到延安去要接受改造。到延安的作家，大多没有什么富有个性的作品。”萧红的特立独行，她的不随波逐流，甚至表现在穿衣方面，据丁玲说，“抗战时期，大家都穿一般的服装，丁玲穿的是延安那边的衣服。但萧红穿上海的服装。丁玲不喜欢她那样。萧红却我行我素。”
然而，鲁迅的另外一些学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经历了严酷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打击，那些受鲁迅影响的有个性、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王实味死了，路翎疯了，胡风傻了，萧军也不正常了。“萧军个性很开朗，但经历那么多苦难，肯定有伤害，只是他不愿给人家看到。萧军说话很大声，笑声也很大，可能精神上有点问题，精神状态不正常。”“峣峣者易折”，“强梁者不得其死”，萧军个性那么强，受了那么多的侮辱和磨难，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就连本分、温厚如叶圣陶者，不是也活得苦不堪言，不是也愤愤然地发起了牢骚吗？牛汉去看望手术后的叶圣陶，谁知他人之将死，胆子也大，竟然也说起调皮话来了：“我切除胆后，现在没有胆了，没有胆了，什么也不怕了。牛汉，你看过去别人说我胆小，我本来胆小，现在胆都没有了。胆没有了，什么也不怕了，什么也不在乎了。”在“极左”政治的暴风骤雨来袭的时候，没有谁家的安宁不被骚扰，没有哪条河流的水面不起波澜，没有哪只鸽子的羽毛不被打湿，正所谓：覆巢之下，难有完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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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这样一个文化习惯，那就是，喜欢在背后叽叽喳喳，飞短流长——所谓“谁人人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而缺乏在公共场合表达意见的勇气，缺乏彼此之间面对面地交流思想的坦诚。中国人的心理褶皱，层层叠叠，实在是太多太厚了。无论写文章，还在日常交流中，在涉及到具体人和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口不应心，言不由衷，以所谓“与人为善”文饰不说真话的毛病。
然而，牛汉却不这样。他是一个少见的例外。在自述里，他谈到了很多交往过的人，大略有好几十个，其中有他喜欢的，也有他不喜欢的，然而，无论对谁，他都坦率地表达自己的好恶态度，所下判断，往往能一针见血，切中肯綮。也就是说，他在评价人物的时候，很少发生看走眼的事情。牛汉有诗人的敏锐和颖悟，善于捕捉鲜活的细节，所以，在他的话语里，我们可以看见人物最生动的表情，最精彩的言论，最动情的眼泪，最伤心的瞬间，最无奈的时刻，最勇敢的反抗。
他对那些在运动中整人、害人的政治性的人物，少有好感，评价普遍很低。即使对那些威炎赫赫而又横行无忌的大人物，他也从不遮掩自己的批评性的否定态度。
周扬不是他喜欢的人物。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与周扬的交往。1981年春节团拜，周扬握着牛汉的手说：“牛汉啊，我对不起你，我错了，让你受苦了，我向你全家人道歉！边说边流泪。”1989年夏天，周扬去世，他虽然对周并无好感，但还是代表单位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严文井知道后，很不理解：“他说你去干什么？！他说，周扬当面会痛哭流涕，第二天照样整你，在延安就这样。……艾青也说他（周扬）今天痛哭流涕，明天照样整人。”
他对楼适夷和许广平都很有看法。“楼适夷很少写什么。楼适夷一生的作品（创作、翻译），基本上没有可以留下的东西。在批判冯雪峰的会上却那么激烈，骂冯雪峰‘你吃鲁迅’！没见他做过检讨。还有许广平也那样粗暴地批雪峰。”
即便对自己喜欢和尊敬的人，他也能持论公允地进行评价，绝无古人所讲的“爱之则不觉其过，恶之则不觉其善”的偏颇。例如，胡风是牛汉尊重的师长，但是，他也委婉地指出了胡风在性格上的缺陷和不可爱处：比较刻板、无趣，“从来不会随便谈心”，“显得谨慎，放不开”，“没有亲近感”，“晚年仍不苟言笑”。与胡风比起来，聂绀弩就完全不同了：他“有超人的风度”，“生活简单朴素”，喜欢“胡说八道，随心所欲，没大没小地与晚辈处得像朋友一样。……他喜欢吃，他请我到隆福寺就吃过好几回”。“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亦师亦友，亦庄亦谐，牛汉眼中的聂绀弩，真是一个难得的可人啊。
牛汉叙述中的冯雪峰是可以亲近的蔼然长者，性格内敛，有情有义，绝不干出卖朋友的事情，但是，在关键时候，他却偏于荏弱和轻信，缺乏洞察力和判断力，他违心地承认自己起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时候，鲁迅并不知情，想以此来保住党籍，结果却被周扬所卖，被开除出党，“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绝望之下，曾“几次下决心到颐和园投水自杀”。
牛汉最喜欢的人，是那种正直、勇敢、认真的人，是那种宁愿牺牲自己也不伤害和出卖别人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见了。由于精神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扭曲和破毁。人格毁灭和精神堕落成为普遍的事情。言不由衷的扯淡、卖友求荣的告密、夤缘攀附的投机、落井下石的不义、同流合污的苟且、唾面自干的轻贱、助纣为虐的胁从，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永难洗刷的道德污点。当然，我们也有顾准、束星北、陈寅恪、林昭、张志新这样的苏世独立、怀瑾握瑜的知识分子。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是我们进行的新的人格重建的很可宝贵的资源。
在牛汉看来，诗人阿垅就属于那种认真、热情、真诚、勇敢的知识分子。做为“胡风集团”的“钦犯”，他背着足以将自己压得粉身碎骨的罪名——“国民党反动军官”、“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但是，他绝不因此出卖任何人。他知道自己的坚持会带来什么后果，但他无所畏惧。他在狱中所写的交代材料，简直就是一首气贯长虹的《正气歌》，竟然让诗人贺敬之读得潸然泪下。
在这份交待材料中，阿垅虽然身陷囹圄，但却毫不畏惧，毫无奴颜婢膝之态。1941年，他曾经写过一首题为《犹大》的诗，谴责出卖和背叛的行为；1946年他写过一首题为《不要恐惧》的诗，诗中说：“不要恐惧／你是在我的平静而可靠的怀中／我没有恐惧，我是经过风暴和沙漠来的”。他为自己后来的生活预言般地作了道德承诺。他终其一生，不曾背叛和出卖过任何人；即使在最恐怖的时刻，他也不曾恐惧过。面对巨大的危险和可怕的折磨，他据理力争，义正辞严，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他甚至很细心地给那些重要的词句加上着重号：“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他列举1949年日本当局迫害工会和日共的“松川事件”和巴西的政变，以近乎谴责一样的语气批评道：“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在他看来，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随意罗织罪名，不能造谣诬陷：“即使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所信持的道德理念，达到了很高的伦理境界，具有超越了时代狭隘性的普世性和普遍性，显示出与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打击一切人的“极左”政治完全不同的人格状况和文化教养。阿垅还怀着对真理必将战胜谎言、事实必将战胜权力意志的自信，无畏地向世界宣布：“人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这类欺骗，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他还通过对具体事实的说明，来揭示所谓“胡风反党集团案”完全是“政治迫害”和“政治欺骗”。最后，他像海明威一样，表达了自己坚持真理、宁为玉碎、决不妥协的“硬汉精神”：“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以被压服。”写这份交代材料的时候，阿垅已经重病在身，两年后，他在监狱里凄凉地死去。早在1947年，阿垅曾在自己的《无题》诗的末尾，这样写道：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他无罪地凋谢了，但是，他的诗句是不会死的，他的精神是不会死的。每当读到他的诗，每当想到他这个人，我们就会明白什么是人性的高贵和尊严，就会再度燃起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即使在最恐怖的时刻，也有勇者在发出真理的声音；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刻，也有信念之光在暗夜中闪烁；无论显得多么强大、多么可怕的力量，都无法征服一个无畏者的灵魂。
而《牛汉自述》，也将因为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记忆和思考，因为坦率地表达了对特殊时代的人与事的态度和看法，尤其是因为怀着赞美的心情记录了阿垅等人的高尚而伟大的行为，而进入受欢迎的“思忆文学”的行列，而成为一部有价值、有生命的厚重之作。
2012年8月25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