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按照他的这一套办法去做，他的兵又怎么能够不弱呢？聚集数十万社会上的游民，吃着官府供给的粮食，终日闲得无事，四处游荡，一年也不摸一下兵器，这些人必然习惯于偷懒而一无可用，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何况，宋朝的制度，又沿袭了五代时期朱全忠所建后梁王朝惩罚盗贼的陋习，给士兵文面刺字，使其社会地位低于一般老百姓，而一般的老百姓自认为是良民，也以当兵为耻辱。既然上司把他们当作品性不端的人对待，却又希望他们为其卖命，与国家、君王同心协力，团结一致，这怎么可能呢？我所说的使其兵弱，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国内所谓强悍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让他们当了兵，而兵弱到这种程度，已经不能依赖他们打仗了。其将帅之弱，也就更加严重。把这样的军队派到战场上去，即使五尺之童，也知道他们无一幸免是去送死的。而国家有了危难，边防告急，想让老百姓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更不可指望。国家积弱到了这个地步，想在两种遗憾之间进行选择，最后，只能低头屈膝请求别人让我当这个皇帝，没有其他出路。试问，稍有血性的男子汉，看到这种情况，能够心安理得地坐视不管，毫无作为吗？
国家最大的政治，一个是军队，一个是财政。宋朝的军队都是这个样子，它的财政又如何呢？由于宋朝将军队全部聚集在京城周围，所以，它只能将全国各地生产、创造的所有财富，都集中到京城来，以供养这些军人和军官，却不给京城以外的州留下任何财富。开国之初，军队只有二十万，其他多余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国库当中还有一些盈余。到了宋太祖开宝末年（公元976年），在册的军人就达到了三十七万八千。宋太宗至道年间（相当于公元995—997年），军队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宋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又增加到九十一万二千。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万。其中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和宋神宗熙宁初年（公元1068年），军队的数量大致也维持在这个水平。军队的数量既然与日俱增，那么，只能将民间的财富尽可能地集中起来，以充实国库，而出戍禁军每年一次的换防，所耗费的钱财更是不可计数。宗室、官吏这些吃俸禄的人，每年也在增加。而且，三年一次的郊祀、赏赐的费用，常常也要五百多万。
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郊祀用了七百余万，东封泰山用了八百多万，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又花费一百二十多万，修建老子享用的明堂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宋太祖开宝（公元968年）以前，每一年的收入和支出很难详细考察，然而，到了宋太宗至道末年（公元997年），每年的收入是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还是有一些盈余的。过了不到二十年，即宋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每年的总收入达到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总支出是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
到了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这年的总收入只有一万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总支出却达到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还有临时费用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宋朝的老百姓并没有比他们的前人更富裕，但是，二十年间，上缴给国家的赋税却增加了十倍以上，他们靠什么维持自己的生活呢？何况，自宋仁宗嘉祐年间到宋英宗治平年间这十来年（公元1056—1067），当年的支出超过当年的收入，都在两千余万。到了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宋朝的政府和国民，都离破产不远了。而当时那些德高望重的士大夫，还喋喋不休地指责他谈论如何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支出。试问，没有王安石的善于理财，宋朝作为一个国家，还能生存下去吗？
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紧迫，已经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而宋朝的君臣，又采取了哪些对策呢？宋真宗奢侈靡费，严重伤害了国家的元气，不必说了。宋仁宗号称贤明的君主，但他又因为一些流言蜚语而罢免了范仲淹等贤明的大臣，使得“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一年就夭折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宋朝的衰败正是从宋仁宗开始的。王船山（夫之）说得好：
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公元1023—1063年），他所施行的政策，是不修边防，不整军备，不练士兵，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用岁币换取和平，使百姓免于战乱之苦。百姓能免于战乱之苦，固然是好事，但国家完全放弃守备，大量裁减边防，使人心耗散、松懈到这种程度，后来的继承者就很难办了。每年向辽国输银五十万两，还俯首自称，这是送给友邦的礼物。对李元昊父子也是以礼相待，以奉送绢银的方式向他们乞求苟且平安，仁宗并不觉得可惜。那些执掌大权的臣子，辅佐皇帝的谏议官员，无论他们在朝还是在野，总是一副彬彬有礼、侃侃而谈的样子，讨论一个典章的是非，把西北那些狡诈之徒放在那里，好像是天造地设不可侵犯的。国家已经衰弱到这种地步，幸好没有遇到像耶律德光、李继迁那样十分强悍的人，还可以暂时靠贿赂免除灾祸。如果不是这样，则像刘六符这样的人虚张声势恐吓几声就吓得魂飞魄散了，那么，一旦有人迅速起兵而席卷河朔地区，并向开封、洛阳进发，他不成为另一个石重光的机会是多少呢？
平心而论，宋仁宗是历代皇帝中比较善良的人，如果在他的左右多一些希望有所作为的大臣，宋朝也许可以自己振作起来。当时执掌朝中大权的大臣，史书中比较多地称赞他们的贤德才干，而心平气和地考究当时的真实情况，的确是人才荟萃，但上等人才却差不多绝迹了。其中能够了解实际情况，立志于改弦更张的人，只有一个范仲淹。论他的才志谋略，比王安石要低好几个等级，然而，已经因为宋仁宗的信任不专一，被人用离间的办法迫使其离开京城了。
其余最著名的，像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人，他们的道德、学问、文章，都是可以照耀千古的，但他们在朝廷做官，却只会调和，抹稀泥，拾遗补阙，虽然有一些作为，但不能衡量他的根本，而只是强调他的细枝末节。当此内忧外患特别紧迫的时候，他们在改变国家长久衰弱的状况，促使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并不能恪尽职守。这些居高位而无所作为的官员，对外部的了解几乎到了无知的程度，而只知歌颂太平盛世，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忧患的事情。就像汉朝的贾谊所说，把火种放在堆积起来的柴草下面，自己睡在柴草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于是就说很安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王安石的人，他起来扰乱这些人正在做着的美梦，他们一个个都把王安石视为仇人，也是很自然的。王安石最初见到宋神宗的时候，宋神宗问他本朝之所以享受了百余年来天下平安无事的原因是什么。王安石退朝之后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回答他的问题，信中说：
（前略）然而，本朝历代因循死守着乱世的风俗习惯，竟然没有在亲友和群臣之间议论过。皇帝早晚相处的只不过是宦官和宫女们。出来处理政务，也只是讨论各部门的一些小事，不像古代那些有大作为的皇帝，和学士、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并用来指导对天下的治理。一切听任自然变化的趋势，不强加主观的努力，所有的措施，名义与失效是否一致，也不去考察和了解。君子不是不被重视，然而，小人往往也能混杂在里面；正确的议论不是不被采纳，但是邪说有时也被接受。用诗赋、背诵从天下的士子中选拔人才，却没有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法令制度；以科举的名次和资历来排列朝廷官位的高低，却没有考核官吏的办法。监司不是通过检测观察得到的人才，守将也不是经过考察挑选的官吏，官职调动频繁，很难考核他的成绩，那些喜欢游说空谈的人，就乘机冒充好人混了进去。
结党营私、猎取名望的人，往往都能得到显要的官职，而没有后台，又能忠于职守的人，却受到排挤和压制。所以，从上到下都偷安懒惰，只求能取悦皇帝而已，虽然有能干的人在其职位上，但也和平庸的人没什么两样。农民苦于各种徭役，却不见朝廷有什么特别的救济抚恤，又没有安排官员为他们修整农田水利；军队中掺杂了许多老弱病残，却并不加以整顿训练，也不派遣得力的将官，给他长期驻守边疆的权利。禁军收罗的都是些兵痞无赖之人，并没有改变五代（梁、唐、晋、汉、周）以来对军队姑息笼络的旧习俗；皇族中也没有教育、训导、选用人才的措施，这不符合先王以德才为标准，决定亲疏升降的用人原则。至于治理国家的财政，基本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皇帝勤俭节约，而百姓却不富裕，虽然发奋勤劳，国家却不强盛。好在不是外部敌人强盛猖獗之时，又没有尧、汤时的水灾、旱灾，因此，天下平安无事，超过了一百年。虽说这是人为的事，但也是老天帮忙啊！（后略）
他对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发表的看法，可以说是广博、深刻、切实、明白的，而他之所以不得不变法的理由也都体现在这里了，因此，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也说：
皇上难道能够永远靠天赐的侥幸获得安全稳定，而没有一天的忧虑吗？汉代的张角，动员了三十六方之众，在同一天起兵，所在郡国的官吏没有一个发觉的。唐朝的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官兵没有敢抵抗的。……而当今朝廷的大臣们，没有一个肯为皇上作长远打算，没有一个是为国家的长久利益着想的。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从前，晋武帝在位的时候，得过且过，并不为子孙的长远利益进行谋划，当时执政的大臣们，也都是苟且偷安，随声附和的人。于是，社会风气败坏，礼义、法度被抛弃在一旁，从上到下都这样做，没有人认为是不对的。而有见识的人，早就料到了将来国家必然会大乱。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国陷入被外族分裂的状态达两百余年。……我希望皇上能以汉朝、唐朝、五代动乱灭亡的原因为镜鉴，警惕晋武帝苟且偷安、因循守旧所造成的祸患。……
宋仁宗的时代，号称是宋朝的全盛时代，举国都是欢天喜地的，到处都在大唱颂歌，只有王安石对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甚至不惜用晋武帝这样的例子去警醒他的皇上，他是担心中国再次沦落到被外部势力瓜分、侵占的灾难中。难道王安石是杞人之忧吗？其实，靖康之祸，王安石已经预先见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