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文忠公轼曰：“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愚以文忠比西湖于眉目，犹浅视西湖也。譬之人身，血脉治则四支坚强，西湖则杭之营卫也。且人身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西湖则杭之肠胃也。眉目而失清扬，未足以为病；营卫不能通水谷，则虽有神医无能救矣。眉目而失清扬。即足以为身累。肠胃不能受水谷。则虽自以为无病，见之者必反走矣。
自唐宋以来，李长源泌之始开六并。白乐天居易从而修之。嘉祐中，沈太守文通于六井之南开南井。熙宁中，陈太守述古又疏之。元祐中。苏太守轼患其湮涸，复为经理。六井虽由城中开凿，而实引湖水为本源，阴相灌输。使易斥卤为甘醴，则西湖非杭之营卫乎？白氏之通石函，也苏氏之筑石堰也。石函之流。细其言曰：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此石函之利也。堰则用瓦筒、石槽汇之西湖者。注之运河，春涨不使泛行，秋霖不使骤益。制以定，而有常。自仁和以抵海宁阡陌数千顷，皆赖湖水以救亢旱，此石堰之利也。诸邑犬牙绣错。而皆赖湖水，则西湖非杭之肠胃？平湖自南宋渐成繁华，而元废不理，胜国之初仍之，浸成池沼，为民居。倡为浚湖之说者，宣德、正统时，则有都御史刘敷、御史吴文元。成化、弘治、正德时，后先则有太守胡浚、御史谢秉中、布政使刘璋、按察使杨继宗、御史吴一贯、太守杨孟瑛。而孟瑛任事至猛。议当开者有五，渐复唐宋之旧。然湖之究不得复者有三：
一曰：积习之难拔也。自本朝溯胜国，自胜国溯元，已四百余年矣。昔所云，豪右之圈占者，今皆为易主之世产也。昔所云版籍之漏没者，今皆为国计之征办也。无尺寸之不售于民，亦无尺寸之不纳于官也。今使执子孙所应割之产业，以追求其祖宗所当吐之田庐，则已夏五郭公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矣。况所授受展转，则又齐景公之所乐，而皆爽鸠之所贻也。能止群谤之不兴乎？能防浮议之不格乎？温原之赐，殆不可必之于郤氏，而汶阳之疆，岂能遽正之于鲁也。
一曰：国赋之难除也。湖之迁而为荡，湖之废而为田，其来已久。而明初定湖荡正粮，每亩二斗七升，抄没官田多至六斗以上，可谓重矣。以极重之征，而民实之而不忍舍者，岂非旱潦无忧而获利加倍乎！如欲夺其所有，必当舍其所应纳之赋与役。而成化开浚之议起，临湖查勘，已不敢明告于君上，悉举其所以然，而锄去税粮百三十余石，强派之堤西有产之家。于是失产者怨。而有产者亦怨，无几何而圈筑如故矣。当时刘、杨诸公皆具经济，能（专刂）割。成化时，且承平，能信大臣。为国为民之事，而始终乖违若此，则亦可见任事者之难，不第纷纭之口舌已也。
一曰：国费之难供也。邺侯之成六井，事奇而费约，可以意揣矣。苏文忠之浚湖也，请上供额解出粜常平，增减折耗之余米一万余石。又请降度牒减价出卖，募民开治。又奏新旧菱荡，课利钱送钱塘县收掌，谓之开湖司公使库，以备逐年雇人开葑、撩浅。又计避浮山之险，以开龙山之运河，用度钱十五万贯，用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计二年始成。由此观之。古人之成一事，未有不通前后计划而能有成者也。通前后而计划，未有于国不费一钱、不雇一夫。而能公私无困者也。长芦之筑。宋章献皇后临朝，内出钱数十万贯。龟山河之开。神宗亦赐钱十万贯、米十万石、起夫九万二千人。
今议浚湖无亦通前后而一计之，此尤近日之急著也。乃世之以浚湖为不便者，《成化志》载之矣。曰：西湖自宋亡后，历元入明，官无厉禁。为官民、寺观侵占。苏堤迤西，直抵西山之麓，尽成桑田。仅留六小港，以行缺瓜舟子。其酒船无论矣。里湖稍僻。皆成私居。外湖则自苏堤北第一桥迤东。沿西泠桥、孤山，沿城而南抵南屏，为池荡、田庐。弥望湖身窄小，昔称外湖南北十里。今五里而近焉。浸淫至神、熹。又可知矣。
而议者则曰：湖滨之为民恒业也。小民男女，万人养生送死、身口衣食。仰给于此。且灶突相接。桑柘成林。坟冢梧楸，林木茂密。而忍平其马鬣，塞其井灶，是非仁者所为。则应之曰：公之所惜者。傍湖之三百余户也，今之所惜而欲浚之者，一郡之风气、数万户之生死也。全数万户与三百户，孰大而孰小？为一郡计盈缩。与环湖之民家计可否。孰智而孰愚？
议者又曰：湖水西来。其势高城二尺。辛弃疾所谓“决之可以灌城者”是也。今分削其势。似亦为宜。则应之曰：湖高城卑，公无乃误渎前贤语乎？陈同甫欲宋孝宗都建康，图恢复。故诡言钱塘不可都。以激发庸主耳，非实谓湖身高于城，如明季汴渠之垫也。今以匠氏之臬计之，西湖之广二十里，而近郡城之广四十里？而遥非无晋阳之畏智伯、樊城之蹙于禁也。以二尺二十里之狂涧，注四十里，开东西北三关之地，有顺而四走耳，何能为害哉！
而议者则又曰：杭地穿城四河，东西北水门各受他河之经络，与湖殊隔，各河所受潮水及吴山诸源之水，本自有余。今上塘之河，汇临平湖而来，趋艮山水门，抵断河而止。下塘之河，中汇三里洋、十二里洋。水势平衍。由市河出武林水门，皆隔西湖。西湖所泄，一入新河及坝而止；一入下湖及古荡而止。虽东有小河，又有清河三闸，兼阻二坝，与运河寥阔，上塘絮下塘，高且一丈，湖水安得逆流以溉夹河之田耶？则应之曰：杭城之通西湖，沈司务守正言之悉矣。其言曰：杭城之水有上、中、下三河转展递注。皆受西湖之水。三道入城。一奔涌金门，一奔涌金陆门之下，一奔清波门流福沟。经府县南，过运司及织染局，会曲阜桥外，南抵藩署之左，北达八字桥。又播为二：一西经旧五道前，穴臬署环扉。越车桥出武林水门，止清湖等闸。一北经张中丞、江学士之门，出众安桥外，又播为二：南行则经千胜庙等桥，逆流而上，至清泠桥。迤东穴新宫桥运河，沿通江桥，直出凤山水门，越南新、海月等桥，抵浙江驿之南龙山闸而止，入于江。一经巡抚公署。过军桥而东，越保安等桥，出候潮水门，至永昌、会安二坝而止。北行则经度生桥、贡院西桥，径天水等桥，顺流而下，亦出武林水门。会清湖等闸而止。溢则流入下河，是曰上河。其会安坝内，有清凉、柳林二闸，泄入五里塘、东新关、李王塘至海宁长安坝而止。南流则入艮山水门，上抵巡盐官署之东、断河头而止，是曰中河。合上、中河诸坝闸之水，溢而下流，舟楫四通：东至海，北达神京，是曰下河。由司务者思之，则开浚诚急矣。盖杭城所赖水道，前江后湖，茅山、盐桥两河通江潮者也。城中所云三道通湖水者也。然江潮迅疾易壅塞，子瞻所谓重修堰闸，阻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诸河。专引湖水为一郡之利是也。江潮虽苦，栉爬捞埽之敝，而实不可阻。子瞻所谓犹虑缺乏，宜引江水以助之是也。江、湖似亦并重，而湖为主，江为客；湖为清，江为浊；湖昼夜灌注，江则候有潮汐，是则防江以却其泥沙，通江以受其灌溉，固不可废。而湖之为利。尤深矣。
胜国宣德时，海宇无事，讲求国事？稍兴开浚之说。而未及毅然行之。成化十年，抚按诸公得祖其说。凡旧隶湖而被侵占者，不分远近，尽行芟薙，仍于修复之处，筑堤表之。起段桥东？至雷峰而止，计二千余丈，址一丈五尺，上七尺。高五尺；湖身始复。而豪右争以为不便，引赔粮之说以逆阻之，已作而旋弃。由嘉靖以至于熹庙，无有敢言之者。即有之，即中以他罪，使去官。而李侍郎旻至。锐身排难，引王安石之行水利、吕惠卿之坏苏堤，以为浚湖之罪。
要而论之，唐宋诸贤行之而得遂其志者，杭城土薄人稀，民未蒙浚湖之利，而先受斥卤之害。故事立而功溥。胜国诸贤，未尝无白、苏之愿，而旋作而旋废者。杭郡土厚水深，民已食西湖之利，而忘其斥卤之害。故论行而物败之。唐宋诸贤行之而无弊者。两朝宽文法以御下。下即以便宜从事，其所奏请，朝报夕可，未尝有太府之疑驳、度支之靳惜，故诸贤得视国事如家事。胜国诸贤，纤悉动相掣肘，不得逞其三尺之喙。而户部自黄册编定之余，尺寸无从宽假，所有奏请，每阻于国费。故有审侵占，而误许纳粮。有当开除，而重使赔累。而诸贤上无利于国，下亦无利于民，果能鉴胜国之所以失用，唐宋之所以得，则不患无任事之臣？如李、如白、如苏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