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证论治，在华邵辈所编临证指南之外，乃顾景文者假托叶先生之语，而刻于唐笠三吴医会讲者也。唐刻有小引云，先生游于洞庭山，门人顾景文随之舟中，以当时所语，信笔记录，一时未经修饰，是以词多佶届，语亦稍乱，读者来免眩目，不揣冒昧，窃以语句稍为条达，前后少为移掇，惟使晦者明之，而先生立论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也。据此，则所刻云云，已经唐氏加以删润，尚且如此不堪，然则顾景文之原文，当更何如，不意托名大医，便能行世，贮春仙馆刻之，拜石山房刻之，种福堂又刻之，而其贻祸于病人者，直如此其大也。顾所记名曰温证论治，而章虚谷乐为之注，改其名为外感温热。王孟英又乐取之，谓仲景所论温热，是伏气，叶氏所论温热，是外感。故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揭之篇首，以自别异，果如其说，则所称温热者，不过小小感冒，即俗称所谓小风热、小风温，如目赤、颐肿，喉梗、牙疼之类，却只须辛凉轻剂，其病立愈，然何以不出数日，遽入心包，为一场大病，以致于死，若不数日而病即入心，即可死者，则必非如其所说，只须轻剂之辛凉，且何以如其所言，不即愈于辛琼之轻剂耶。夫其所谓热入心包者，不可谓世无其病也，然总不在仅称外感，仅病及肺，仅用此无名轻剂之时，是故古之人不轻言热入心包也，而顾其信者，确凿言之若此，迹其所以有是作者，是欲以所用轻剂愈人之病也，似又欲以所用犀角愈人之病也，乃用其所谓轻剂，而病不解，渐欲入营，血液受劫，心神不安，斑点隐隐，即随其所用不言何物之轻剂次第而来，然则用轻剂而液受劫者，轻剂不可用矣，用其所谓犀角而斑出热不解，胃津告亡，肤冷至一昼夜，仅仅未成脱证，亦即随其视同花露之犀角次第而来，然则用犀角而津告亡者，犀角又不可用矣，此皆顾景文自己所说，皆顾景文自己所告人，夫医之教人以必用此药，教人以必不可用他药者，不过恐以他药使病增重，不过欲以此药使病速愈，不过期其此后之种种恶候，一用此药，尽消弭于无形，故必谆谆告诫，不惮烦言，饷遗来学，而人之生其后者，有心济世，乐为之反复引申，一刻再刻，使其愈病之法，昭然若发聋振聩，而惟恐其勿传，断无因其用此法则液受劫，用此法则津告亡，而谓此劫液亡津之法，有未可任其不传者，然而后之人，则必用其法矣，一用其法，则所说津劫津亡者，即于初用轻剂接用犀角时予言之而无不准，若有先见者然，并恐不用其法，则血液未定受劫，胃津未定告亡，而所谓先见者，便不十分稳作，何由取信于病家，此所以生其后者，万不肯不用其法也，人心愈幻，其法愈巧，后数十年而又有吴鞠通者，鞠通即本顾景文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十二字，而为温病条辨，自条自辨，可发一笑者也，开卷捏造温病以桂枝汤主之为仲景原文，继复承指南之讹，以西喻昌治瘟之法，谓是刘河间之所以治温，两失已不待言，乃以温病之本在中焦者，先移之于上焦，谓切不可用中焦药，痛戒中焦之芩连，而其下即云，热邪久羁，吸烁真阴，邪热久羁，肌肤甲错，皆鞠通所自言，皆鞠通自己所告人者，先是自制银翅、桑菊二方，即顾景文之辛凉轻剂不名一药，而鞠通为之引申者也，嗣是方名清宫，用犀角牛黄，方名增液，用元参麦冬，以及一甲二甲三甲之复脉汤，小定风珠、大定风珠，无非滋腻伤阴，引邪内陷，病至此，不可为矣，而因其中焦篇，亦或有偶用芩连膏黄时，凡温病之一用芩连膏黄，无不可祛邪撤热者，鞠通又若未尚不知；然苟非布置上焦，则邪热未必久羁，真阴即未定劫烁，苟非诃斥芩连，则邪热未必久羁，肌肤又未定甲错，顾景文延之数日，鞠通再加缓缓两字，何以必缓缓也，不可解而实可解也，此所以后乎鞠通者，亦万不肯不用其法也，以滋腻留邪之药，缓缓廷之，邪热方盛之时，阴无不伤，病无不死，陶节庵之一提金，杀车锤，截江网，书名之恶极者也，比之一甲、二甲，三甲、定风珠，方名之恶极者也，病何等事，医何等人，顾可儿戏若斯乎。（《世补斋医书》）
柴按；叶派认为温病初起，首先犯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所以开首用药，总是银翘、桑菊之类。陆九芝赞同柯琴“阳明为成温之薮”之说，认为温病病在阳明，而叶派治在太阴，隔靴搔痒，撤热不力，贻误病机，所以每致步步深入。考《临证指南》风温、温热诸门治案，其轻者为辨证属热之伤风，其重者为肺胀、肺痹之类。以银翘、桑菊治此类病，治亦未尝误。然学叶氏者，竟以此类药移治一切温病，其不愤事也几希矣！伤风、肺胀、肺痹、肺痈等病，原不称为温病，叶氏混称，从此就凭空阑入到温病范围。古之所谓温病，虽不局限于阳明一经，但以阳明为主，故陆氏主张从阳明论治。陆氏认为伤风、肺胀之类，只要稍用些能治病的药，就决不致遽入心包，为一场大病，以致于死。能遽入心包，为一场大病，以致于死的，决非伤风、肺胀之类，病非伤风，肺胀之类，治疗仍使用治伤风、肺胀之类的药物，自然无效。这些意见，显然是正确的。再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此十二字者，温证论治之所以发凡而起例者也，初不言邪之何以独伤肺，肺之何以遽传心，但云若论治法，宜用辛凉轻剂，延之数日，夫人病之热，惟胃为甚，胃热之甚，神为之昏，从来神昏之病，悉届胃家，即使热果入心，亦必先病及胃，病苟仅在于肺，则断无神昏之事，即断无入心之理，乃于病之明明有神昏者，特将神昏二字，始终不提，又明知神昏不属于肺，即暗将神昏移入于心，其曰上受，曰先犯，曰逆传者，皆所以抹杀胃病之故，再加未入心包，邪专在肺二句，说成此时之病，不心则肺，一肺即心，若绝无与于阳明胃者，而不可用胃药之语，适在此种种胃病之时，欲成一家之言，翻尽千古之局，锻炼周内，病者不能呼冤也，其时病者或为太阳阳明两经递病，或为太阳阳明两经合病，太阳行身之后，由背贯胸，阳明行身之前，由胸彻背，肺为华盖，位在胸背之上，而胸为近，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注者射也，太阳之邪射肺，阳明之邪亦射肺，而阳明为近，故必阳明胃之热降，而在上之肺气始安，所病本只在胃，肺仅为病所累，于此而必曰肺病，势必徒用肺药，转将胃之支脉络于心，胃热之最易蒸心者，一任其逼近心包，日逼日近，而神昏益甚，又以为此即心病，此即肺病之传心，轻剂之后，即用犀角，将胃中之药，非特搁置勿道，并且禁绝勿用，遂令胃中射肺之邪，直攻心脏，是其所以逆传者，全赖此药以为之也，夫胃者腑也，肺与心脏也，本是腑病，而偏要说成脏病，遂乃舍腑治脏，夫岂有脏腑而可以不分者，人病腑为轻而脏为重，此时一治其腑，病无不除，亦何至领邪入脏，死于非命哉！独无如兔园册子，只有顾景文之温证论治吴鞠通之温病条辨等物，以为道在是矣，宜乎今日盛名之下，并脏腑之不言也。（《世补斋医书》）
柴按：根据绍派经验，温热病之神昏詀语者，以“胃热蒸脑”一证为最多。叶派对此，但云“逆传心包”，对胃热蒸脑最多之证，反有所忽略，故陆氏有神昏詀语，悉属于胃之说。但热入心包，是否必有先病及胃这一中心环节，后世有不同意见。余谓陆氏之言，有矫枉过正之嫌，然叶派中人但指谪陆氏所见不广，而于其矫枉之旨亦一并抹杀之，则有失持平。温热病之神昏詀语，以属胃热者居多，此系不可否定之事实。柯琴“阳明为成温之薮”的论点，赞同者亦极多。章次公说，“后人欲评前哲之学说，最不可先有成见，成见横梗胸中，其流弊为武断。”通人之论，固名言可采。
再论胃病有神昏肺病无神昏之理
世间原有一种肺病，其小者如咳呛、喷嚏、颐肿、喉梗之类，其大者如哮喘、咯血、肺痈、肺痿之类，皆不闻有神昏而至诂妄者，既曰肺病，断不能有神昏，既曰神昏，断不仅为肺病，既不神昏，断不病及心包，既不病心，断不需用犀角，是皆可以理断而不必尽通乎医道者也，鞠通所谓上焦病者，即景文所言之肺，鞠通所谓不可用中焦药者，即景文所不言之胃，乃于景文延之数日上，再加缓缓两字，胃不及待，酿成大热，或亦一用膏黄，似乎已胜顾说，而随即以清官增液者，使胃病仍归不治，夫人之所病者胃，而医之所言者肺，神之所以能昏者在胃，而医之所以治神昏者在心，类皆善用移字诀，而此之所移，又为移字诀中最大之祸，明明一部伤寒论，长留天地间，其于急祛邪热，阴始可保，如仲景之白虎承气汤，小之而一去其热，阴即不伤，如仲景之葛根芩连诸方，辛从甘以化阳，苦从甘以化阴，阴阳和而时雨降，顷刻间有嘘枯振槁之能者，概从摈弃，且若恶闻，岂无意乎，风寒温热寻常病耳，似此倘恍迷离，既令人于伤寒方视若畏途，并以一二肯用伤寒方者，目为怪物，登仁寿而免夭札，只看伤寒论之兴替何如，余既合论两家而并畅发此论，所望病家之曾受此害者，一权于肺胃之间，而恍然有悟也。（《世补斋医书》）
柴按：伤风感冒、气管炎、肺痈这一类病，在古人原不隶属温病范畴。此类病极少逆传心包，产生神昏诂语等种种危象，这在今医，已为常识。乙型脑炎等极易见神昏诂语者，又何尝首先犯肺，陆氏意见，明系可取，惜叶派医者只是挑剔，不肯虚心，则陆氏亦无可奈其何。缪希雍说；“凡作医师，宜先虚怀，灵知空洞，本无一物，苟执我见，便与物对，我见坚固，势必轻人，我是人非，与境角立，一灵空窍，动为所塞，虽日亲至人，终不获益，白首如故，良可悲已。”这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论章虚谷外感温热
叶天士先生一代盛名，既为其门下华邵辈所毁，而顾景文之温证，又为章虚谷取而注之，改作外感温热，其所以改作外感者，想亦嫌其不类论温，故谓其与仲景伏气之温不同，是则天士之温，本非仲景之温，而虚谷之温，又非天士之温矣，然而换一衣冠，不能使其人之性情面貌因之而皆变也，况果如其外感之说，而意出于天士之意，则天士于临证指南既以小风寒抵作伤寒一大法门，天士于温证论治又以小风热抵作温热一大法门，所以伤寒一证，至天士而失传，温热一证，亦至天土而失传，而孰知皆非天士之书耶，此之般流直若傀儡登场，沐猴牵线，不使仲景圣道尽归澌灭不止，而王孟英温热经纬，尽罗而致之，皆不肯为病者计，呜呼，此中之劫运，其何日已耶。
坊间再有医效秘传，亦云是叶先生语，为吴子音所刻，秘传已极不堪，至于叶薛缪三家医案，非特用药之谬，彼此相似，即词句间亦多有雷同，明是一付笔墨，不问可知其伪，志称薛与叶积不相能，尝白署所居日扫叶山庄，则岂有薛而肯从叶派者乎，缪则我之自出不闻其有此方案，偏是此种讆言，最易动听，不托于两先生，置之可耳，乃假借大医，使人信从，以售其欺，害斯大矣，末附陆秋山温热赘言，则即王孟英所收陈乎伯祖恭语，及章虚谷所指薛氏湿热条辨者，一字不移，但改祖恭为余，自称拙著，不值一笑。（《世补斋医书》）
柴按：章巨膺读以上数篇后曾加按说：“以上数篇，最为精惊，席姓案评，就实指谬，昔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陆氏痛诋叶吴，而江湖庸伧曾不醒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道不克邪魔，致令流毒猖獗至于今日，观今日之域中，尽是邪魔当道，守南阳之宗派者，能有几人，医事败坏，行将渐灭，不亦宜者。”这一按语，措词激烈，在讨论学术中，实不可效法。但前人之愤愤，是环境所促成的，我们不必再为此而深责。叶派中人，若能落落大度，对此不加计较，平心静气地来分析陆九芝等人的学术观，在友好的学术争鸣中来共同研讨外感热病之治法，则于开创新局，振兴中医，必将大有裨益。余撰辑此作，即亦以此为希望。
驳吴鞠通三焦说之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