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这种观点的医家认为：“柴胡为正伤寒要药，不可以概治温热诸感。”①李士材说；“柴胡，少阳经半表半里之药。病在太阳者，服之太早，则引贼入门。病在阴经者，复用柴胡，则重伤其表。世俗不知柴胡之用，每遇伤寒传经未明，以柴胡汤为不汗不吐不下，可以藏拙，辄混用之，杀人不可胜数矣。”②陈修园认为柴胡功主和解，并不发汗，他对景岳用柴胡发散解表的药法，攻排极烈，他说：“《神农本草经》……无一字言及发汗，故少阳证有汗吐下三禁，首禁发汗，仲景小柴胡汤用八两之多，其不发汗可知”，“景岳未读本草经，误认柴胡为散药”，自制柴胡饮六方，列散阵之首，“无知妄作，莫此为甚。”②丁寿昌则撰《温病忌用柴胡论》，谓“《温病条辨》中力戒温病不可用辛温解表，而柴胡为尤甚，何也？柴胡入足少阳，为发表升阳之剂，伤寒初起在太阳，而本病则在阳明，用柴胡引入少阳，谓之殊伐无过。且当春少阳司令之际，人多病温。温病者，阳伤阴也。当救其阴，而反以柴胡升少阳之气，益助其阳，阳火上降，则阴水下涸，是以柴胡下咽，则大汗神昏，遂成不治之证。汗者阴液，汗能亡阳，亦能亡阴。无汗而强发其汗，伤阴而重亡其阴。温病用柴胡，杀人不旋踵。余目击心伤，因撰此论以示人。”④丁氏甚至说：“少用一剂柴胡即多活一人性命”，能“弃而不用，亦保全性命之一道。”这与陈修园说伤寒病一年中因用景岳之柴胡饮诸方枉死几千万人，是同样激烈的调子。此外，如明·兰茂，清·黄宫绣、汪昂等人的医著中，也都有外感初起，无少阳证不可用柴胡之论述。这是一部分医家的意见。
二、外感都可用，且不必局限于少阳一经
景岳认为：“凡病温病热而因于外感者，皆本于寒，即今医家皆谓之为伤寒”，“凡治伤寒，如时寒火衰，内无热邪，而表不解者。宜以辛温热剂散之，时热火盛而表不解者，宜以辛甘平剂散之。”⑤“柴胡之性善泄善散，所以大能走汗”，“用此者用其凉散。”⑥“用得其宜，诸经无不妙也。”⑦基此认识，景岳制散阵诸方，以柴胡作为主药，如证宜凉散，则配黄芩、芍药等为一柴胡饮，“凡六经初感，内外俱有热者宜此”；如证宜温散，则配细辛、生姜等为二柴胡饮，“凡邪感三阳及三阳并病寒胜者宜此主之，三阴初感亦可用。”⑧如证宜平散，则配防风、陈皮等为正柴胡饮，凡此等等，说明景岳用柴胡不拘于少阳，也用以治温病。张志聪对病在太阳不能用柴胡说作了批评，他说，“柴胡，乃从太阴地土、阳明中土而外达于太阳之药也，故仲祖《卒病论》言伤寒中风不从表解，太阳之气逆于中土，不能转枢外出，则用小柴胡汤达太阳之气于肌表，是柴胡并非少阳之主药。后人有病在太阳而用柴胡，则引邪入少阳之说，此无稽之言。”⑧唐迎川也作《论柴胡》，批评了李士材的观点，并说：“柴胡实未印定少阳药也”，“余于风邪初感之轻证，及邪气淹留，表热不解之久病用之，并臻神效”，“景岳《新方》中诸柴胡饮、柴芩煎、柴胡白虎煎诸方，信手拈用，头头是道，是诚知柴胡之用，而先得我心之同然矣。”⑩追溯清前医家，也不乏持此种观点者，如东垣等，都不主张以少阳一经来局限柴胡的使用范围，《本草纲目》中“劳有五劳，病在五脏，……东垣李氏言诸有热者宜加之，无热则不加。又言诸经之疟，皆以柴胡为君。十二经疮疽，须用柴胡以散结聚。则是肺疟肾疟，十二经之疮有热者，皆可用之矣”等这类记载，就是佐证。此外，如近贤吴考槃教授也认为；据经限药的说法，是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的。⑾
三、平议
余谓《金匮·杂疗方》柴胡饮子，用以退五脏之虚热，小柴胡汤置于太阳篇而不置于少阳篇，似可为仲景不以少阳一经来局限柴胡的使用范围作旁证。景岳作《古方八阵》，将小柴胡汤列入散阵而不列和阵，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吴仪洛在《成方切用》中，反将景岳新方散阵中的诸要方，全归列于和解门，这完全违背了景岳组方之本义。近代本草书，咸将柴胡列入发散风热药类，这一作法，与景岳“用此者用其凉散”之认识相吻合。“柴胡有良好的解热作用。”⑿已为临床实践所证实。⑩但现在专论外感热病的全国统一教材《温病学》中，竟难得找出一张用柴胡的治方，说明丁氏等“温病禁用柴胡”的论点，影响犹在。何廉臣说：“近世喜用青蒿而畏柴胡如虎”⑩，并非是夸大之言。观前人之用柴胡，如陶节庵治太阳阳明合病的柴葛解肌汤以及景岳的诸柴胡饮，都未曾拘经限药，也用以治疗温病，后人为怕劫阴而几乎弃置不用，实是治感药法之一大损失。用药总要讲辨证，权衡利弊，温热家视辛温之麻、桂如蛇蝎，又畏辛凉之柴胡如虎，甚主张禁绝，这是因噎废食，这与古医家之恣用柴胡补五劳七伤，是各自走向了不能正确认识柴胡的二个极端，由此可见，理性认识的正确与否，对临床用药，有着多么重大的影响！但柴胡凉散郁热之外，疏肝泄满，亦擅胜长，故虽非专主于少阳，毕竟为肝胆二经之要药，徐洄溪疏柴胡，不顾及此，谓“前人指为少阳之药，是知其末而未知其本。”乃直断其为“肠胃之药”（《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则周岩驳之亦固得。总之，凡立说均不可太过，若一偏即便入歧途，此实论药之亟宜注意者。
参考文献
①转引自《中药大辞典》土8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②李土材，《医宗必读·本草敬要上》
⑧陈修园，《景岳新方砭》，上海文华书局，广益书局版
④转引白《本草害利》34页，中国古籍出版社，1982
⑤张景岳，《景岳全书》132页，岳峙楼藏板
⑥同⑤，914页
⑦同⑤，976页
⑧同⑤，155页
⑨转引自《中药大辞典》1836页，同①
⑩唐笠山，《吴医汇讲》35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①吴考盘，新方散阵刍议，《绍兴中医》（内部刊物）
2：6，1983
⑩上海中医学院方药教研组，《中药临床手册》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⑩《中药研究文献摘要》463页，1963
⑩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卷二，十一页，六也堂书药局
略谈前人对传染病的认识及其防治原则
我国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甲骨文字中的‘降疾’与‘雨疾’，意即上天如雨一般大量降下疾病，所以同时可以有许多人患一种疾病，或且从甲传到乙，这无疑是指传染病或流行性言。”①林乾良氏对甲骨文中的“”字分析说：“第一，不是一个人而是二个人病倒在床上，两个就是多的意思，第二，其下多“”形，即足趾也，足趾为行走之器官，故古代文字中加足趾形者往往有行走，流动的意思，所以这个疾字是强调可以扩散开来，许多人同时患一种病，当然是与传染病，流行性病有关的了。”②由此可见，我国人民在很早就对传染病有了一定的认识，故“”这个字，无疑是有关传染病的最早文字记载。
到西周，随着农业和天文学的发展，人们不仅认识到气候对农作物有影响，同时也认识到了气候对传染病的影响，如《礼记·月令》中，就有“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疫疾”等记载。“疫”就是传染病。这是认识到传染病的发生与气候有关的最早文字记载。
在我国最早的医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将狂犬啮人与犬噬人分列，说明古人对狂犬病已有一定认识。再从《左传》“国人逐瘈狗”的记载来看，可见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就已知道用消灭狂犬的办法来预防狂犬病。这是关于预防狂犬病的最早文字记载。以后《肘后方》中“疗狾犬咬人方，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这是狂犬病治法之发展，若就应用免疫反应原理防治疾病来说，这又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见我国人们在对传染病的认识及防治等许多方面，一直都遥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至成书于约战国时代的《内经》中，《素问遗篇·剌法论》已有“黄帝问：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的记载。根据这段文字，我们有理由认为：增强机体免疫机能，并避免接触病原，为防止罹患传染病的二大要点，这是中医自古就有之认识。
东汉初，常有疫病流行，但由于当时“天人感应论”泛滥，认为这是疫鬼所致，故形成了一种“岁终逐疫”的风俗。对此，王充（27—97）进行了严词驳斥。王充认为，所谓疫鬼，实是一种“中人多死”的毒烈之气。由于“气困为热”，“热极为毒”（《论衡·言毒篇》），“毒象人之兵，则其中人，人辄死也”（《订鬼篇》）。这是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病原并批驳谶讳迷信活动的最早文字记载。对后世影响极大。王充认为气有和与不和之分，不和之气统称为邪，邪气除了毒气能流行，还有疫疠之气和腐臭之气等等之分（这可以说是对传染病病原分类之萌芽），其中疫疠之气是一种很易传染，危害性很大的邪气，而其流行，则往往发生在饥馑之岁，如《命义篇》说：“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这些认识，比笼统地称病原为毒气，可以说是前进了一步。王充还以“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凑满，颇多杀人。”“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等作比喻，认为“灾气加人，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幸偶篇》）。从而对避免接触病原的重要性，起了强调作用。此外，王充还认识到传染病可以通过“气相污），而传播，他认为“死者累，属，葬棺至十，不曰气相污，而曰葬日凶”（《辨祟篇》），这是很愚蠢的。总之，从《论衡》来看，王充对传染病的认识很为深刻，其医学思想，对后世影响不小，但由于他不是医家，《论衡》又非医学著作，故尚为人们所忽视，实则此书很值得引起研究中医学者的重视。汉代刘熙之《释名》中：“注病，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其说与王充的“气相污”说相一致。这都说明，我国早在3—4世纪时，就已知道某些传染病是通过空气而传播的。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而“大兵之后必有大疫，”，从《伤寒论·序》：“余宗属素多，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段文字来看，显然也是有传染病流行，但仲景（150—219）以六气归纳病原，故称之为伤寒。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16卷，创立了六经辨证之法，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从此对传染病的治疗，始有矩矱可寻。《伤寒论》从现在出眼光来看，虽然其中治疫之法很不全面，但它毕竟是我国治疗传染病的最早方书。
稍后，曹植（192—219）亦认疫原为疠气，《曹集诠评》中“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段文字，亦可佐证仲景所说之广义伤寒，是包括了传染病在内。
迄晋，葛洪（281一341）著《肘后方》，书中记载了多种急性传染病，其对症状的描述，亦较为详细。对病因的认识，基本上是继承了“毒疠之气”为病原的说法，但明确提出了“毒有差别，致病各异”，这可以说是吴又可提出鸡瘟病鸡，猪瘟病猪，—病自有一病之毒说的先声。此书不但有传染病大流行情况的记载（“永微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以死后复传至旁人乃至灭门”），而且有详细研究，观察沙虱毒传染媒介恙螨的形态，生活习性、传播疾病方式的记载（“已深者，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而其中《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一篇，堪推我国最早的防疫专篇。在治疗上，则不独重视清热解毒法，而且大量运用了表里双解法，这对后人处理疫病，也很有影响。由于此书在汜述疫病的防治方面内容较为丰富，故近代医史学家陈邦贤认为；“葛洪在医学上的贡献，一种是对于传染病的认识；一种是炼丹，为制药化学的先驱。”
至隋·巢元方等著《诸病源候论》（610），称疫病病原为“乖戾之气”，说“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并认为“此皆因岁时不和，温凉不节。”这种认识，与《札记》，《论衡》中有关疫病的记载，是一脉相承的。以后吴又可的戾气说，就是在前人这些说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南宋时，战争连年，民不能耕，饥馑荏至，《儒门事亲·倜有所遇》篇说：“会兴定岁大饥，遂采百草而食”，当时饿孚遍野，常有传染病流行，张子和（约1156一1228）说当时的疫原是瘴疠，如《疟》篇说：“盖扰攘之时，政令颊乱，徭役纷冗，朝戈暮戟，略无少暇，内火与外火俱动，在侯百官吏尤甚，岂可与夷静之人，同法而治者。余亲见泰和六年丙寅，征南师旅大举，至明年军回，是岁瘴疠杀人，莫知其数。”这似是指恶性疟的大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