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公田十亩，即所谓什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庐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
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求来，汝不闻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国语》）
（鲁为秉礼之国，季为世禄之家。先祖周公之籍尚不能守，季虽不道，当不如是，此必无之事也。盖制土籍田，实为孔子定制。但世多是古而非今，故不得不托先王以明权，且以远祸矣。井田，孔子之制也。）
——右明孔子制土籍田之制。
当春秋时，废选举之务，置不肖于位，辄退绝之以生过失，至于君臣忿争出奔，国家之所以昏乱，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录之。录所奔者，为受义者，明当受贤者，不当受恶人也。（《公羊》隐公元年何注）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传曰》：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公羊》隐公三年）
（世卿之制，自古为然，盖由封建来者也。孔子患列侯之争，封建可削，世卿安得不讥？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之法，则世卿之制，为孔子所削，而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昭昭然矣。选举者，孔子之制也。）
——右明选举为孔子之制。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荀子正论》）
（舜命皋陶，明于五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虞书》详言之。成王命康叔，敬明乃罚，杀越人于货，愍不畏死，罔不憝，《康诰》详言之。而《议兵》篇引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正论》篇引《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恶得谓未有知其所由来者哉？况说者谓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以为治古如是，又恶得谓是百王之所同哉？此实为孔子托先王以明改制之证也。）
——右明孔子定刑罚之制。
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宫，三言得火曰征，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乐纬篇》）孔子吹律，自知殷后。（《论衡奇怪》）
（《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知殷德为阳德，以子为姓”；“周德为阴德，以姬为姓”。又曰：“非圣人其谁知之？”然则姓者，孔子所定也。不然，吹律而定，虽师旷之聪所不能，盖圣人托言之耳。姓者，孔子之制也。）
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按图书，不闻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圣人前知千岁之验也。（《论衡实知》）
（孔子创姓，故托于吹律耳。岂有吹律能定世乎？）——右明孔子定姓之义。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诗》、《乐》皆作于归鲁之后，时孔子六十二岁矣。）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
（野人，质家也；君子，文家也。孔子作《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故从先进。）孔子曰：丘援律而吹，命阴，得羽之宫。（《乐纬》）孔子谓子夏曰：礼以修外，乐以制内，丘已矣夫。（《礼纬》）
（礼者所以治人之魄也，乐者所以治人之魂也，魂魄治则内外修，而圣人之能事毕矣。礼乐为孔子之制作，故曰“丘已矣夫”。）——右明孔子定礼乐之义。
六经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开辟，皆有教也。（《春秋纬说题辞》）
孔子论经，有鸟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书上，化为黄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春秋纬演孔图》）五经之兴，可谓作矣。（《论衡对作》）
孔子作法五经，运之天地，稽之图像，质于三王，施于四海。（同上）（此为孔子作《六经》之明证。）
《孝经》者，篇题就号也，所以表恉，括意序中，书名出义，见道日箸。（《孝经钩命诀》）
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同上）
孔子制作《孝经》，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而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缥笔，衣绛单衣，向北辰而拜。（《孝经援神契》）
孔子曰：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孝经纬》）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孟子滕文》）
（“古之人如保赤子”，为《书康诰》文。此为文、武之道。《墨子》诸篇莫不称说文、武，安肯尽割以归儒者？取《墨子》一读可见。而夷子乃归之于儒，可知《康诰》为孔子之《书》，而二十八篇之《书》，亦皆出孔子矣。若墨子所引之《书》，乃墨子所定，与孔子之经各别。其或辞亦略同，而义必相反。可知其它篇名之同异多寡，亦必不同。其《书》之同者，当亦采之先王，而附以己意，各定其《书》以行其教。今《墨子》中所引《书》篇，如《相年》，皆二十八篇之所无，盖墨子之诵《墨经》指此，与吾孔子之经不相关。其它经亦类此，故谓六经皆孔子所作。以此推之，若王鸣盛、孙星衍之徒，引墨子之《书》以解百篇之逸伪，彼未知学术之源，固不足责。此幸出孟子，尤可信据也。）
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礼记杂记》）
（刘歆变乱后，咸以礼为周公之制。然恤由丧之前，未有士丧礼，《士丧礼》由此出。则礼为孔子之所制作，此条可为证据。）
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淮南子泛论训》）
（以《诗》、《春秋》为衰世之造，儒者所教，不若三代之盛，则《诗》亦非三代之文可知。盖皆为孔子所作，汉人皆知之。）《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五经异义》）
（此尚知《王制》为孔门大贤之记，异于以为文帝博士刺取者矣。）
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凌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故孔子曰：“《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也。”孔子未定五经如何？周衰道失，纲散纪乱，五教废坏，故五常之经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则阴阳万物失其性而乖，设法谤之言，并作《书》三千篇，作《诗》三百篇，而歌谣怨诽也。（《白虎通五经》）
（五经皆出于孔子，所以不云“作”者，以《盘庚》、《周诰》诸篇之类，实有旧文，故云“定”也。）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后汉张衡传》）
（张衡是古学，尚知六经为孔子所论定。）
孔子不得富贵矣，周流应聘，行说诸侯，智穷策困，还定《诗》、《书》。（《论衡问孔》）
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之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论衡谴告》）
孔子之门讲习五经。五经皆习，庶几之才也。（《论衡别通》）
（秦、汉诸子，无不以六经为孔子所作者。《书》言“稽古”，使为当时之史笔，则无古可稽。中国开于大禹，当夏时必有征伐之威，加于外夷者，故世以中国为中夏，亦如秦、汉、唐之世，交涉于外国者多，故号称中国为“大秦”、为“汉人”、为“唐人”也。当舜之时，禹未立国，安得有夏？而《舜典》有“蛮夷猾夏”之语。合此二条观之，《书》非圣人所作，何人所作哉？然则诸经亦莫不然矣。）
——右明孔子作经以改制。
孔子改制考 卷10
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围范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而求孔子之大道，乃无一字，仅有弟子所记之语录，曰《论语》，据赴告策书钞誊之断烂朝报，曰《春秋》耳。若《诗》、《书》、《礼》、《乐》、《易》，皆伏羲、夏、商、文王、周公之旧典，于孔子无与，则孔子仅为后世之贤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尚未及也，岂足为生民未有、范围万世之至圣哉？章实斋谓集大成者周公也，非孔子也，其说可谓背谬极矣！然如旧说，《诗》、《书》、《礼》、《乐》、《易》，皆周公作，孔子仅在明者述之之列，则是说岂非实录哉？汉以来皆祀孔子为先圣也。唐贞观乃以周公为先圣，而黜孔子为先师。孔子以圣被黜，可谓极背谬矣。然如旧说，《诗》、《书》、《礼》、《乐》、《易》，皆周公作，孔子仅在删赞之列，孔子之仅为先师而不为先圣，比于伏生、申公，岂不宜哉？然以《诗》、《书》、《礼》、《乐》、《易》，为先王周公旧典，《春秋》为赴告策书，乃刘歆创伪古文后之说也。歆欲夺孔子之圣，而改其圣法，故以周公易孔子也。汉以前无是说也。汉以前咸知孔子为改制教主，知孔子为神明圣王。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荀子曰：“孔子明智且不蔽，故其术足以为先王也。”故宰我以为贤于尧、舜，子贡以为生民未有也。孔子之为教主，为神明圣王，何在？曰：在六经。六经皆孔子所作也，汉以前之说莫不然也。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为教主、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知孔子拨乱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气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汉前旧说犹有存者，披录而发明之，拯坠日于虞渊，洗雺雾于千载，庶几大道复明，圣文益昭焉。
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述谓之“传”，又谓之“记”。弟子后学辗转所口传，谓之“说”。凡汉前传经者无异论。故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为孔子所手作，故得谓之“经”。如释家，佛所说为“经”，禅师所说为“论”也。弟子所作，无敢僭称者。后世乱以伪古，增以传记。《乐》本无文。于是南朝增《周礼》、《礼记》，谓之七经。唐又不称《春秋》，增三传，谓之九经。宋明道时增《孟子》，甚至增伪训诂之《尔雅》，亦冒经名，为十三经。又增《大戴记》为十四经。僭伪纷乘，经名谬甚。朱子又分《礼记大学》首章为经，余章为传，则又以一记文分经传，益更异矣。皆由不知孔子所作，乃得为“经”之义。今正定旧名，惟《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而于经中，虽《系辞》之粹懿，《丧服》之敦悫，亦皆复其为传。如《论语》、《孟子》，大、小《戴记》之精粹，亦不得不复其为传，以为经佐。而《尔雅》、伪《左》咸黜落矣。今正明于此。六经文辞，虽孔子新作，而书名实沿旧俗之名。盖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欲国人所共尊而易信从也。《诗》，旧名。有三千余篇。今三百五篇，为孔子作，齐、鲁、韩三家所传是也。
《诗》皆孔子作也。古诗三千，孔子间有采取之者。然《清庙》、《生民》，皆经涂改，《尧典》、《舜典》，仅备点窜，既经圣学陶铸，亦为圣作。况六经同条，《诗》、《春秋》表里，一字一义，皆大道所托。观墨氏所攻及儒者所循，可知为孔子之辞矣。）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墨子公孟》）
（墨子开口便称禹、汤、文、武，而力攻丧礼三年期月之服。《非儒》篇称为其礼，以此礼专属之儒者，而儒在当时，与杨、墨对举，为孔子教号。（见《儒为孔子创教》及《儒墨对举》。）篇则此礼及《诗》，非孔子所作而何？三百之数，亦符弦诵歌舞，与《礼记王制》、《世子》，学礼学《诗》，可兴可立，乃孔门雅言。而墨子攻之，以为君子无暇听治，庶人无暇从事。反而观之，则《诗》三百为孔子所作，至明据矣。）
《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淮南子泛论训》）
（《春秋》之为孔子作，人皆知之，《诗》亦为孔子作，人不知也。儒者多以二学为教，盖《诗》与《春秋》，尤为表里也。儒者乃循之，以教导于世，则老、墨诸子不循之以教，可知也。《诗》作于文、武、周公、成、康之盛，又有商汤、伊尹、高宗，而以为衰世之造，非三代之盛，故以为非古，非孔子所作而何？）
——右《诗》为孔子所作。
（《书》，旧名。旧有三千余篇，百二十国。今二十八篇，孔子作，伏生所传本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