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三年九月，谕军机大臣等：耆英奏通商事竣，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货，多定以税则，载入条议，惟鸦片以新例初颁，衅端由是而起，既不便申明前禁，又不便擅定税章，遂置此项于不议。各洋商历年进口之货，以此不入税者为大宗，而吸食兴贩之徒，竟明目张胆以趋附。印度鸦片之税，岁增至八千余万卢卑。窑户居奇，关胥中饱；国课支绌，军饷浩繁。咸丰五六年间，东南各省奏请抽厘充饷，始自江苏之上海，定以每箱二十四两，以二十两归入军需支拨，四两为办公经费。其后粤匪窜入闽界，闽督奏请援照江苏从权办理，复以军饷紧迫，向洋商贷银五十万，约以扣税归款。旋经兴泉永道出示，定以每箱洋银四十圆外，加费八圆。浙之宁波，有本地行栈与洋商往来，议定箱价，愿赴官包缴月厘。其他若江西之河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为厘金大宗。其征税，则始于咸丰九年。
先是，八年，上海会议《通商税则善后条约》，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等与英、法、美三国公使额尔金等面议，谓税则内所定出口进口之货，均按照百中抽五以为则。惟查洋药系例禁进口之物，现因定税弛禁，通融办理，应与各货分别征收，另立专条，以示限制。三国皆以为然。乃于《上海税则善后条约》第五款内开：向来洋药不准通商，今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准其进口，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只准在口销售，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获送。即《天津条约》第九款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又二十八条所载，内地关税之例，皆与洋药无涉，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止准照新章买卖，敢违此例，所运货物，全罚入官等语。浑其名曰“洋药”，以昔年原照药材上税故也。当经王大臣等会户部议奏，略言洋药一项，除系官员、兵丁、太监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赌例治罪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天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再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至崇文门及各省由旱路转进者，均请每百斤减税十两，作为脚费。
一切缉私章程，均照各关税口，毋庸另立条款，以归简便。各省关口，于所征此项税课，不必归入各关岁额报部。自接到部文之日为始，三个月将所征税银两簿，一面报部，一面起解交库，不准奏留拨充用项。其民间买用，于九年三月初一日，出示晓谕，一月以后，悉照新定条例一体遵行。奉朱批：依议。
于是鸦片之禁大弛。其列入税则也，人多谓英人利己损人，不顾公论，强请而后允。访之局外人，不尽然也。盖当日粤中互市定例，以货易货，不得易银出洋。彼以洋布、呢羽易我丝茶，商情多不踊跃，示以鸦片，则争先恐后。嗣又屡以鸦片违禁肇衅，虽逐其趸船至外海，而奸徒偷运如故。英人见我嗜之甚，遂谓与其以是肇衅，曷若量请弛禁，尚可保承平，敦和好。是此次之入税，亦我华人先有以召之也。
考洋药按百斤征税三十两，原系征之海口，征之洋商，今约内声明一经离口，即是中国货物，则此后运入内地之洋药，皆系征之华商，与洋人无涉。其征之华商者，听中国办理，须照内地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章程。各省惟海口三十两之税一律照办，余则收税收厘，应酌量情形，随时随地，或增或减，悉听中国，外国不得干预。乃上海方按章程举行，而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报称上海设局抽厘，于进口税银三十两外，另收银五十两，与条约内明文不符，商民不便。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行文江苏，旋准咨覆，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捐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有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由总理衙门照会威使，始不能辩。续据总税务司赫德在京呈递清单，内称：洋药抵中国者，每年约有七万箱，收厘太重，即起保私偷漏之端。现议有两法：一则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完税后，准往各处，不复另征别税；一则进口时，按则征收洋税三十两，再征华税十五两，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属境内，不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应听凭地方官随时设法办理。就王大臣谓洋药一入内地，总以由中国任意征收为是。赫德言：“今上海办法，并无起色，如照单办理，征洋税三十两，华税十五两，犹恐不无走漏。是以到香港者虽有七万箱，而单内可稽者，约只六万箱。若照内地办法，另征税银三十两，厘捐二十两，窃虑有名无实，收税愈重，走漏愈多，恐所征者，尚不如每百斤仅征四十五两之多。”经王大臣等奏请将单发南北洋通商大臣妥议。又据赫德另呈洋药一款，内称广东省城设有洋药厘捐总局，如先在局纳厘五十两，即无庸在关完纳正税。亦经总理衙门行文入粤，仍照原议，洋商交税，只准在海口销卖，不得运入内地。其卖与华商后，如何征收税厘之法，洋商不得过问。又议定土货复进口，应听中国纳税抽厘，即使洋商影射销售，而征税征厘，悉与华商无别云云。于是外洋无从取巧，而各口走私偷漏之案层见叠出。广东一省为尤甚。窃以为威妥玛之争，欲便其洋药商人，厘轻则利重，此其私心执约以拒是也。若赫德总司税务，予夺出自中国，其论收税愈重，走漏愈多一语，诚有至理。所请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后，不再征，正以救进口后走漏之弊，惜其时初用洋人，未能据信其言。然税厘由关并征，即根于此也。印度运来洋药，以香港为总汇所，地既属英，我不能设关以征其税，而斤件固可稽其数。故赫德单内，有每年七万箱之语，但就六万箱计税，则其余皆走漏者也。单内详其漏税之口，以粤东为最，福州、厦门次之。香港系中国无税之口，四面皆海，离岸不远，而粤东水程多歧，因此大小各船均可到港。洋药物小价贵，偷漏难防。
其自香港运入粤境，亦非外洋船只，类多各乡村渡船、渔船，或贩私盐船，更有官设保私之巡船，不难指名。若有海关巡船往拿，则开枪炮抗拒，不遵查验。漏税之多，即以粤海一关而论，一年便有五十万两，则几二万箱矣。又据单内，照其所定每箱税银四十五两估计，各口每岁之税额，天津、牛庄、登州洋药，以每年二千箱算，应纳税约八万两；上海、长江一带以三万余箱算，应纳税约一百五十万两；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应纳税约二十万两；厦门以三千二百箱算，应纳税约十万两；广州以一万二千箱算，应纳税约五十万两；潮州以一千八百箱 算，应纳税约八万两。此外台湾琼州、宁波等处，亦约有数千箱。此六万余箱洋药抵中国，各口税则之可考者也。赫德又以内地人之做洋药生理者，窑口一也，行户二也，烟馆三也。自许民间买用之令下，则与百货之开张者无异，而稽查税则势不能不设法办理。故单内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须先赴关呈明，拟在何处开张洋药店铺，请领字号招牌，并颁给准充执照，方许开张。凡给照者，应以一年为限。请领准照之人，应分别窑口、经纪、烟馆三项，照内注明某项应纳银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请领执照者，无庸拘定限额，以符条约。又后开另款，内称：在上海做洋药生理，应由户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揽包揽霸市。
但验明有准照者，均随意在栈房或在趸船，不论与外国何人置买洋药等语，此亦惜未能行者。
光绪二年，英官马嘉理被害事起，英公使威妥玛会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七月二十六日在烟台议立条款。其第三端洋药一项，威使议请本国准为另立办法，与他项洋货有别，令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买客一并在关输纳厘金，以免偷漏。其应抽收厘税若干，由各员察看情形酌办。
威使上之英廷，议久不决，下印度总督核议。非英廷之难决也，盖印度度支赖是项税款者，十之三四，虑一经议定，中国既于海口重加其税厘，内地复随意抽收，于贩卖商人有所不便，即于印度进款有所不便，而于英廷尤有不便。印督中于商人之言，英廷复中印督之言，且烟台条款有益于彼者，已尽行之，此事遂置不理。其谓久议不决，特饰词也。
六年十月，总理衙门与美国驻京公使另立条款。其第二条曰：“两国彼此商定，中国不准贩运洋药入美国通商口岸，美国商民亦不准贩运洋药入中国通商口岸，并由此口运往彼口，亦不准作一切买卖洋药之贸易；两国商民，无论雇用本国、别国船，及本国船而为别国商民雇用贩运洋药者，均由各本国自行永远禁止。”维时，巴西国亦遣使臣喀姓来请立约，北洋李大臣与议，其第十四款与美约同。美巴商人，本无运售洋药者，论者谓是约无关重轻，而不知关系特重，盖将来与他国修约，据是以为成案，由渐而列之约章，可期尽遏来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