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庸》上祀无公，注先公组绀以上至后稷也。《正义》云：组绀太王之父，一名诸整。《周本纪》云，亚圉卒，子太公叔颖立；太公卒，子古公父立。又《世本》云：亚圉云生太公组绀诸壁，则叔颖组绀诸整是一人。此云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则先公之中包后稷也。《司服》云享先王则衮冕，先公则惊冕。后稷为周之始祖，拾祭于庙，当同先王用衮，则先公无后稷，故郑注《司服》云，先公不峦至诸煞，若四时常祀，惟后稷及太王王季之等，不得广及先公。《天保》云，礻龠祠蒸尝于公先王，郑《注》先公谓后稷诸垫，是四时常祀，但有后稷及诸整以下，（今本是四时常祀二句，误在郑注上；又后稷下无及字，今皆依文义更正。又案四时上当有文王二字，以天保为歌文王之事也。）此皆望经上下释义故不同，或有至字误也。（此指天保笺或本有作谓后稷至诸整者，故云有至字为误，其文甚明。今本后稷下仍有至，则此语不可解。今仿臧氏琳注疏削繁之例，稍为删正之。）案据此则冲远所见诗《天保》笺作先公谓后稷诸整无至字。今《诗经》注疏本仍有至字，而《正义》申之云，先公谓后稷至诸錾，俗本皆然。定本云诸整至不，疑定本误。《中庸》注云，先公组绀以上至后稷：《司服》注云，先公不至诸整；《天作》笺云，诸整至不。同是先公而注异者，以太王之前皆为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为先公，书传分明，故或通数之或不数之，皆取便通，无义例也。此歌文王之事，又别时祭之名，文王时祭所及先公，不过组绀亚圉后稷而已。《笺》言后稷至诸整者，广举先公之数，不谓时祭尽及先公也。又《天作》序笺云：先公诸熬至不窟，正义申之云，诸整至不，于时并为毁庙，惟拾乃及之。此言祀者，（据序云祀先王先公。）乃是时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笺言之者，因先公之言，责解先公之义，不谓时祭皆及也。时祭先公惟后稷，若直言先公为后稷，嫌此等不为先公，故除去后稷而指此也。案冲远两疏，皆近曲说。《天保》明云プ祠蒸尝，是四时之常祀，安得及先公？郑《笺》后稷下本无至字者是也。盖产时后稷为太祖，亚圉诸整古公季历为四亲庙，正与《王制》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合。郑《笺》不及亚圉者，省言之耳。后人误加至字，定本作诸整至不，则尤误矣。《天作》本为祭之诗，（据疏引或说。故序云祀先王先公，袷亦称祀也。袷者，群主合食于太祖之庙，后稷为太祖，则自在先王之列，故笺于先公不言后稷。若如疏说，则《天保》、《天作》，皆本于不窒等无涉，郑《笺》何必专为先公二字，两处皆横相牵引，以乖经义乎？至《中庸》先公，则自当包后稷言之。后稷虽为太祖配天，未尝追加王号，故仍称先公，而庙正南面之位，配天于南郊，所谓祀以天子之礼也。不以降，皆升合食。《国语》有我先王世后稷，吾先王不及十五王十八王之称，所谓皆祀以天子之礼也。言各有当，不必强为之说。至冲远之疏《中庸》，明知《天保》笺有至字者为误，而《诗疏》复据误本，曲为附会，尤失于检校矣。）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二月十七日
《檀弓》滕伯文为孟虎齐衰，其叔父也，为孟皮齐衰，其叔父也。《正义》云，孟虎是滕伯文叔父，滕伯是孟皮叔父，言滕伯上为叔父，下为兄弟之子，皆著齐衰。案《正义》以此经上文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亲，故知其叔父也两句，一指上言，一指下言。然两句同文，古无此例，且郑氏不应无注，疑下其叔父也，本作己叔父也。古书其己多通，《诗》、《郑风》彼其之子，《左传》襄二十七年引作彼己之子。此上句其叔父也，言孟虎是滕伯之叔父也，其字指滕伯；下句己叔父也，言已是孟皮之叔父也，己字指滕伯；文义本自分明。故郑君止注膝伯文殷时滕君也，爵为伯，名为文，（此盖据世本言之，非止以周制诸侯降旁亲，故遂疑为殷人也。）其余不待更注。《正义》虽别自言之，而未言其字当两解。盖唐初本尚不误，今注疏中亦出为孟皮齐衰、其叔父也句，疑亦后人所转改，内两其字误同，而宋元人若马彦醇（孟）吴幼清等异说遂纷纷矣。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正月二十二日
《礼记正义》、《王制祭法》，皆言天子七庙，舆《谷梁》合，此自为王者之通制，不主文武世室而言。盖《王制》既云三昭三穆，自当连高祖之父祖数之，此周之尚文，以多为贵也。文武世室为特立，当如王肃言，权礼所施，非常庙之数也。世室制与庙别，故经典无九庙之文。惟常制，已祧之主皆入太祖之庙，周以有文武世室，故先公之主，藏后稷之庙；成康以下之主，依昭穆分藏文武世室，自当如郑君说以文武为二祧也。《周礼》、《春官》守祧奄八人，疏以天子七庙，通姜螈为八庙者是也。周公成王时止有后稷文武三庙，而七庙之制早定，故守祧之奄，先设是数，若世室则其时不得豫定也。祧字不见《说文》，《祭法》及《春官》郑注皆曰远庙为祧，盖别乎近庙而言之。祧与庙对文则别，散文则通，故在《周礼》、《春官》曰守祧，曰庙祧；在《仪礼》及《左传》曰先君之祧；《左传》又曰丰氏之祧；此散文不别之证。凡主之已祧者曰祧，庙之将祧者亦曰祧，故郑君曰祧之为言超也，超上者美名也。或据《说文》跳畔也，为四时界祭其中，谓跳即祧。不知跳是兆域字，非祧字，庙安得为四时界以祭？此妄说也。《大戴礼》、《荀子》皆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可知七庙者后王之通制。周以文武功德之盛，又别立两世室，故后世遂有九庙之说，明世室不在七庙中也。祧有四时之享尝，又上而为坛为蝉，则有祷，又上而为鬼，则有荐，（郑君祭法注云，凡鬼者荐而不祭。）袷则皆合食，是虽远而百世未尝不致孝飨也。东汉以后，称宗始滥，至唐而无帝不宗。然亲庙以三昭三穆为限，庙以九为定法，周之文百世而不易者也。（晋至康帝时庙已十一室，而世仍限以七。唐玄宗始准周制为九室，至宣宗时庙已十一室，而昭穆仍各限以三，盖以景帝当后稷为太祖，高祖太宗当文武世室，庙准乎九而世仍限以七也。）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六月十七日
殷以前亲庙皆四，后世自晋汔明，开国之君皆立四亲庙，国朝亦止追尊肇兴景显四祖，是固谓百王之成宪不可易也。太祖创业，世祖定鼎，圣祖混壹华夏，故皆称祖。诚以称祖者百世不祧，称宗者亲尽则祧，义万世之成法也。世祖时创定庙制，分中殿为九间九室，圣意渊深，明示世数有定限也。宣宗时以郊坛配位有数，诏以三祖五宗为定，是郊配尚以地限，况庙制一定不可变也。澧时焉大，顺次之，宜次之，今九室已满而祧太宗，所谓时也顺也宜也。太宗既桃而褚则从四祖以配食于前殿，又有陵殿以昭严事，有奉先殿以展孝养，尽礼尽文，何嫌何疑？而朝无知礼，士不通经，妄为揣摹，附会迁就，或请建世室，或请创别庙，务为不根之谈，轻坏大原之礼。而礼官万青藜者，争请分中殿为十一室，百僚群而和之，贻笑千古，可太息矣！（国朝以太祖高皇帝准周后稷为太祖，以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准周文武世室，其后则以三昭三穆为断，率由成宪，无容凝讲者也。）
六月十八闩
《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郑《注》释三妃甚明，而《汉书》、《刘向传》云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后汉书》、《赵咨传》云，昔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张衡传》云，哀二妃之未从兮，翩傧处彼湘濒；此皆作二妃者，以书记相传，多云二女，未必用《檀弓》文也。乃章怀于《赵咨传》、《张衡》传两注、李善《文选》、《思玄赋注》皆引《礼记》作盖二妃未之从也。孜孔氏《正义》申说三妃甚详，岂唐时《礼记》有别本欤？然则《释文》及《正义》何以并不一言。且孔氏方引《山海经》之作二妃，以为不可从，使本经尚有一作二妃之本，岂有不引而驳之者乎＃┲章怀及善注不可信。（宋裴囗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亦引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近闻同治乙丑会试次题必得其寿，闱中有用三妃者，房官某翰林怒掷之曰：“舜止二妃，何处得三？”时周星誉御史亦为房官，见之，曰：“三妃似有出处。”某口：“娥皇女英外，更有谁耶？”周不能答，竟黜之。若某者，盖尝见《礼记》别本者矣。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正月三十日
郑志《檀弓》曰祥而缟，是月掸，徙月乐。答赵商曰：祥谓大祥二十五月，谓二十七月，既禅徙月而乐作，礼之正也。孔子五日弹琴，自省哀乐未忘耳。腧月可以歌，皆自省瑜月所为也。案此郑君兼答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之义。趟商必以是经徙月乐，与孔子既祥经文两义为问，而郑答之，今本佚脱耳。《檀弓》是节疏引作自省乐哀未忘耳，其下皆自省作皆自身。今案乐哀二字，当从疏本士，志本误倒耳。此以自省乐为句，谓祥之月，暂县乐以自省习，而不令人作之。《檀弓》孟献子县而不乐，疏云依礼祭暂县省乐而不恒作是也，哀未忘耳为句，皆自省腧月所为者，谓孔子十日而成笙歌，亦在祥后腧月。盖丧事先远日，大祥之祭，已在二十五月之末，又十日则腧月矣。笙歌亦自作之乐，非正乐也。疏之身字，误。（郑君以是月二字不连上文为义，是月犹此月也，谓此月者则徙月乐，故云为二十七月，则乐在二十八月矣。孔冲远引论语子于是日哭之是日以证之，谓亦自焉文也，见孟献子节正义。）
古既葬虞而虞主复于寝，不入庙。既练作主迁庙，大祥始于庙。庙则有寝以藏衣冠，陈平生所用器物，此大清礼犹然。尝疑未入庙以先，衣冠器物，设于何所。今读《郑志》答张逸云：未葬以脯醢奠于殡，又如下室设黍稷曰馈，下室内寝也。本注谢兹云：下室之馈器物几杖如平生，乃知古人制礼之精，无事不尽善也。未葬则殡在正寝，器物在内寝，既葬则几筵在正寝，三年而毕，器物在庙，递迁而毕。此今日士夫家稍有力者皆可以行，而礼久不讲，遂无知之者矣。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二十日
礼记集说（宋卫囗集）
通志堂本卫正叔《礼记集说》一部，计六函，一百六十卷。此书在南宋人经学中为杰出之本，先儒古义，赖以不坠。惟多载宋人说，为欠持择耳。自元代陋儒陈云庄《集说》出，村塾中争行之，明人不学，遂以取士，而礼学几亡，正叔之书，亦日淹晦。国初万充宗求其书不得，至愤而自为之，非徐健庵纳兰容若为之传钞梓行，则世闲几难复见。然近时钱警石著《曝书杂记》，尚言未见是书，警石生于嘉兴累世藏书之家，又专嗜研经，而所言如是，足见此书之不易得矣。杭堇浦有《续礼记集说》，尚未刊行。警石言杭人有藏其稿者。萧山王兰陔有《皇朝八十一家》、《三礼礼记集说》，亦藏其家。今乱后，皆不知何如矣。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四月初十日
卫氏《礼记集说》，卷首载诸儒名氏，以汉郑氏唐孔氏为首。其下论云，郑氏注虽闲有拘泥，而简严该贯，非后学可及。孔氏《正义》，亦记载翔实，未易轻议。又云：朱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谨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与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为两事，剖析精诣，前所未有。今观郑注，已具斯旨。案正叔是书上于理宗朝，当道学极盛之时，而能推崇康成如此，其卓识冠世，可谓千金一壶。彼陈汇泽者，岂足为其舆皂。乃世人知有陈氏集说而不知有卫，可悲也夫！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五月初八日
礼学邑言（清孔广森）
阅孔拜轩氏《礼学邑言》，共六卷，精奥通博，多出名解。其卷二《礼服释名》，推明周礼冕服之制，理董众说，据义必坚。卷六《周礼郑注蒙案》，俱摘郑君所引汉法，以史传证明之，补贾《疏》所未及，后有自跋，深以治经者不通史籍为病，诚通儒之言也。羿轩卒时，年仅三十五，而经学之外，尤明律算，凡所著录，皆由心得。其《公羊通义》、《大戴补注》二书，谨严简洁，自成名家，真近世之颜子矣。平生颇恶宋儒，此书中论《儒行》云，三代两汉贤者，多失之过，鲜失之不及；宋以后所称贤者，多失之不及，鲜失之过。《儒行》一篇，皆贤者过之之事，宋儒谓非夫子语，岂其然哉。儒行云者，固言儒者之行，未尝目为时中之至行也。至于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殆亦和之至者欤！见利不亏其义，虽分国如锱铢，殆亦清之至者欤！东汉士君子，于儒行多有其一节；宋以后往往以不肖者之不及，貌为中庸，而其流弊，志行畏葸，识见浅近，遂至去凡人间不能以寸。其言痛快，足以起疴砭废。囗轩内行醇正，荐遭家难，遂以毁殁，贤者之过，可谓不负所言。后嗣贵盛，岂非天之报施善人欤！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六月二十九日
礼笺礼说（清金榜）
阅金辅之《礼笺》，古义湛深，研究不尽。国朝状元通经学者以辅之为巨擘，次则姚文僖文田、毕总督沅、胡尚书长龄、吴侍郎锺骏、龙布政启瑞及洪氏莹而已。毕累于官，洪累于富，皆未能自竟其学。胡尚书仅名见而已，不知有无著述。吴侍郎著书，身后亦无一字流传，可惜也。辅之本字蕊中，盖如洪初堂之字蕊登，皆不免世俗之见。其后乃改辅之而号檠斋，始以故训为义。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二月初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