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晋陈寿）
阅《吴志》大略毕。承柞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合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晋书南北朝史》又专务文藻，而笔力不及，宜马班之高视千古也。
三国时，魏既屡兴大狱；吴孙皓之残刑以逞，所诛名臣，如贺邵王蕃楼玄等尤多。少帝之诛诸葛恪滕胤，皆逆臣专制，又当别论。惟大帝号称贤主，而太子和被废之际，群臣以直谏受诛者，如吾粲朱据张休屈晃张纯等十数人，被流者顾谭顾承姚信等又数人，而陈正陈象至加族诛，吁，何其酷哉！自古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独刘氏立国四十三年，仅一黄皓以弄权闻，然亦无所陷害。昭烈惟诛刘封彭秉，后主时惟诛刘琰杨仪，四人皆以罪死。其夷族者惟魏延，则以杨仪等文致其反状也。然则先主孔明之治蜀，有万非魏吴所及者，作法于厚而国祚不延，天厌汉德久矣，论古者于此有深喟耳！
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朱弁《曲洧旧闻》称苏子瞻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何不为之？东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后南宋人萧常撰《后汉书》，以蜀为正统，其所采事皆不出注中也。
咸丰己未（一八五九）二月初三日
阅《三国志》辛毗杨阜高堂隆徐邈胡质王昶王基王凌毋邱俭诸葛诞邓艾锺曾传。升平为曹魏大儒，立朝正直，亦有古人臣风，而劝明帝改正朔，用地正建丑，以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夏四月，此与唐武后之改用周正建子，新莽之改用商正建丑，先后何异。承祚讥其意遇其通，于传中略见其事，不详载议论，可谓有识。王子师为汉末忠臣之最，杀身湛族，仅遗兄子晨与凌二人，而彦云尽忠于魏，复灭其嗣，此天道之不可知者。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三月十四日
阅《三国志》魏三少帝纪。高贵乡公经术文章，咸有师法，留心政事，常以夏少康为念，真三代后不多见之令主。其决计讨司马昭，亦不失为英雄。后人见其败死，谓之寡谋轻举，为鲁昭公之续。不知楚庄王之讨斗椒，叔孙昭子之讨竖牛，卫献公之讨宁喜，汉桓帝之讨梁冀；即同时若吴景帝之讨孙琳，后世若宋文帝之讨徐傅谢晦，周武帝之讨宇文护，皆冒险奋发，卒底于成。事机之会，间不容发，勇决速断，固除乱之首务矣。后世人君，狃于鲁昭高贵之事，因循容忍，以酿大祸者，不知凡几，可胜慨哉！高贵自言政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二语慷慨激烈，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元魏孝庄帝谓宁与高贵乡公同日而死，不与常道乡公同日而生，二君英武，异代同符，其皆不免，则天也。观《齐王纪》中历载其通《论语》，通《尚书经》，通《礼记》，皆遣使以太牢祀孔子颜渊；高贵养老乞言，亲行古礼，以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皆穆然有东汉之风，令人起敬。操尚权诈，丕尚词章，皆不重儒，而二君乃有此事，不可谓非高堂叔平等之功也。观《高贵纪》所载太后追废之诏，丑辞诬诋，令人发指。以贤如髦而致斯惨酷，操之余殃甚矣。其时儒学重臣，若王祥王沈高柔裴秀卢毓辈，皆坐视此变，附和贼臣，经术之害，固有甚于匡张孔马者焉。
三月十五日
阅《魏志》、《蜀志》。陈氏本无《魏书》、《蜀书》、《吴书》之名，概题为志，后人误以标目。刻十七史廿一史者遂皆沿之，流俗所当正者也。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七月十九日
阅《吴志》兼读《后汉书》。汉儒之学，至康成而极盛，然由此骤衰。盖三方鼎峙，戎马纷纭，精庐不存，学侣四散。蜀限一隅，无可言矣。魏之大儒推王子雍，吴之大儒推虞仲翔，皆著书教授，门徒甚盛。肃之《圣证》，务难康成；翻之解经，又好违郑。时惟乐安孙叔然，独宗高密，称为大儒，著述群经，与肃措柱。又《魏志王基传》云：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盖亦中流中之一奎。其余则崔季，《传》称从郑玄学，姜伯约《传》称好郑氏学，仅一二见而己。邴原龙腹，夙有高名，与郑同郡，而孙宾石讽其往学，辄有违言。《蜀志》、《李撰传》云：撰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指归多同，足见当时风会所趋，大抵如是。盖日中则昃，月盈则缺，自然之理，无容疑也。《后汉书》、《郑康成传》言基为其门人，近儒钱氏大听谓基卒于魏元帝景元二年，据碑云年七十二，溯其生在汉灵帝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庚辰卒，其时基仅十一岁，不得在弟子之列。陈氏景云谓基传不云尝师郑氏，盖私淑郑氏，非亲受业者也。高贵乡公临学讲经，独右郑氏，黜退王义，遂为司马氏所忌，旋致变殡。而侍中小同，先罹酰酷，学术所趋，世变系之，深可悲哉。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七月二十日
阅《三国志》、《吴书》。陈氏此志，本末析名何书。然《陆士龙集》与兄平原书，有陈寿《吴书》云云，则当时固已有此称，非后之刻《三国志》者所增题也。曹氏三祖并尊，后世称祖之滥，实始于此；而吴蜀皆不著其庙号。孜《孙破虏传注》引《吴录》曰，尊坚庙曰始祖。《三嗣主传》孙亮太平元年春注引《吴历》曰，正月为权立庙称太祖庙。陆士衡《辨亡论》下篇，亦云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是则坚与权皆有庙号。而自来纪载，但称曰武烈皇帝大皇帝，则由陈《志》失载故也。惟蜀之昭烈，盖欲上媲光武，故用二字谥，而以未定中原，故未加庙号耳。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闰四月二十二日
《三国志》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书表诏令，往复至万余言，鄙陋谄伪，辞费而言呐，文卑而气茶，承祚尽削之是也。然裴氏载之，亦足著当日之丑。其引孔子《玉版》及《易运期》、《春秋汉含孳》、《佐助期》、《诗推度灾》诸纬书，可备搜采。至引《孝经》中黄谶不横一等辞，引《易运期》谶言居东西有午等辞，则诸纬之谶也，与纬书不相涉，六朝以前，人皆能分别言之。自隋文禁纬，其书多佚，于是唐宋以后人不能辨之，往往以谶乱纬，而纬愈亡矣。孔子《玉版》即所谓《春秋玉版谶》，亦谶而非纬。许芝所引《汉含孳》曰汉吕魏、魏以徵，孜《文选》陆机《答贾长渊诗》注引《春秋保乾图》，亦有汉以魏徵、黄精接期、天下归高之语。芝又引《佐助期》曰汉以蒙孙亡，孜蒙孙二字，屡见《易纬是类谋》，有曰蒙孙之名生众妖，郑康成注，蒙孙重蒙之孙也。又曰网害之效慎蒙孙，又曰赤世顺蒙孙之详，郑注蒙孙君赤之孽名号。（案顺当作慎，详同祥，犹徵也，君赤之孽名号，当作苍赤孽君之名。）又曰赤世遭斯，蒙孙当冲，卒贵大嬉，道主之游，其语多不可解。郑注嬉咸言赤世之末，有有卒贵之人道为游之人黄门常侍者云云，尤谒误不可读。盖诸纬亡逸之余，断烂错谬，莫能是正。而近人侯官赵氏在翰乃因黄门常侍语，谓东京以宦官亡，而蜀后主继之。魏为常侍曹腾之子，郑君注纬已先知之，则其附会甚于许芝矣。纬惟《乾凿度》最纯粹，其文及郑注亦尚完善可读。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三月初二日
《蜀志》末《杨戏传》，载所著《季汉辅臣赞》，冠以昭烈皇帝，曰季汉，曰皇帝，以《先主传》中不敢正名而于此见之，此承祚最得春秋微而婉之恬者也。辅臣自诸葛丞相以下，凡五十三人，其本志无传而赞有其人，承祚自为之注者，邓方费观吴壹陈到程畿程祁糜芳士仁郝鲁潘浚等十人，各注于题下，辅匡刘邕等十七人皆注于赞中本句之下；此已是后人所乱。其末又一行云《益部耆旧杂记》载王嗣常播卫继三人，皆刘氏王蜀时人，故录于篇，其下又提行列王嗣三人传。何义门云益部以下疑皆裴注而宋本误同。钱竹汀云，承祚作《益部耆旧传》，见于《晋书》本传及《隋经籍志》，若杂记则《隋志》无之，或云陈术撰，亦必晋人，不应承祚遽引其书。盖裴氏于李孙德李伟南（孙德名福，伟南名朝，皆有传而承祚注之。）二人注下，既各列杂记以补本注之阙。而王嗣等三人姓名不见于承祚书，故附录以传异闻，此亦裴注之恒例。今刊本皆升作大字，读者亦认为承祚正文，则大误矣。而姚姜坞云蜀《李赞传》末言陈术著《益部耆旧传》及《志》，承祚或取其书，非裴注亦未可定。予谓古人著书无此体，承祚既有取于三人，何不为之立传，而忽羼它人著作于戏赞之末乎？《李撰传》固言陈术著《益部耆旧传》及《志》，未常有《杂记》之名。《华阳国志》、《陈寿传》云：自建武后，蜀郡郑伯邑太尉赵彦信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皆以博学洽闻，作《巴蜀耆旧传》。寿以为不足经远，乃并巴汉，撰为《益部耆旧传》十篇。又《汉中士女传》云：陈术字申伯，作《耆旧传》者也，失其行事，历新城魏兴上庸三郡太守。是术本不称杂记甚明，钱氏之说是也。惟术实季汉人，常璩列之后汉燕邡赵嵩之后，承祚附之蜀《李撰传》亦云历三郡太守，而钱氏以为晋人，则偶未孜及耳。窃谓刻《三国志》者，当以辅匡等十七人之注，皆移之题下，与邓方等十人注，皆升为大字，各较赞字低一格，而赞字皆升为平格。（今本赞某某皆堡二格，亦非。）其《益部耆旧杂记》以下皆低三格，以示存疑，不致相溷可矣。（今本益部云云低一格，王嗣等三人皆平格。）
五月二十二日
阅《三国志》、《高堂隆传》。隆上疏，有云夫六情五性，同在于人，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及其动也，交争于心。欲强质弱，则纵滥不禁；精诚不制，则放溢无极。情苟无极，则人不堪其劳，物不充其求，劳求垃至，将起祸乱，故不割情无以相供。由此观之，礼义之制，非苟拘分，将以远害而兴治也。数语可作《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一节义疏，是七十子所传之精理微言也。隆为高堂生后人，故能为此论。阮文达《性命古训》，未采及此。又其临终上疏云，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基踌，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其于后日司马氏之篡，事如烛照，谁谓儒者无益于国哉？
《王肃》传注引鱼豢《魏略》、《儒宗传序》云，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见在京师者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其言可为绝痛。盖魏之三祖，崇尚文辞，遂成风俗。故《高堂隆传》言自隆与苏林秦静卒后，学者遂废，至于正始而何平叔诛，甘露而郑小同酰，高贵乡公励精好学，间世一出，而所余王沈王业司马孚锺会等，皆人奴国贼无足与言，发愤锄凶，转婴酷变，而魏遂不可为矣。国之将亡，学殖先落，承祚于三少帝纪中，备载高贵讲学往复之言。承祚史裁最简，此独不厌其详，且高贵为司马氏之所最恶，而绝不顾忌，此其所以为良史也。
《魏略》载董遇善《左氏传》，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由是无传。其朱墨者，朱墨别异，盖章句点读及表谱之学也。《儒宗传序》言台阁试诸生，不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字指谓字之音义也；墨法点注，则谓句读也。《经典释文》隋唐书《经籍志》皆载董遇《左氏传章句》三十卷。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二月初九日
《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志林》曰，权召恪辅政，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案《论语》再斯可矣，唐《石经》作再思可矣，皇亻品《义疏本》及《高丽本》俱作再思斯可矣。传注所据，盖古本相传如是。故郑君注云，文子忠而有贤行，其举事寡过，不必及三思也，全是美辞，而无讥意。恪之言亦用郑义，故岱无以答。皇本思下加斯字，语意便含不足，故皇《疏》云非美之之辞，已与郑义相反。今本去思存斯，则语气不完，而朱注更以三思为非，尤误中之误矣。惟文子实不得为贤，郑《注》亦失之忠厚。近儒谓夫子言文子何尝能三思，但肯再思已可矣，此解得之。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