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东汉旧法，作《今古学考》，“今”主《王制》，“古”主《周礼》。一林二虎，合则两伤。参差胶镕，疑不能明。戊戍以后，讲“皇帝之学”，始知《王制》专详中国，《周礼》乃全球治法，即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典章。土圭之法，《郑注》用纬书“大地三万里”说之。《大行人》：藩以内皇九州。九九八十一，即邹衍之所本。故改“今古”为“大小”。所谓《王制》“今学”者，王霸小一统也；《周礼》“古学”者，皇帝大一统也。一内一外，一行一志；一告往，一知来；一大义，一微言。经传记载，无不贯通。因本《诗》《易》再作《续篇》。方今中外大通，一处士横议之天下。东南学者，不知六艺广大，统综六合，惑于中外古今之故，倡言废经。中土误于歧途，无所依归，徘徊观望，不能自信。此篇之作，所以开中土之智慧，收异域之尊亲，所谓前知微言者，不在斯欤？将来大地一统，化日舒长，五历周流，寒暑一致。至圣之经营，与天地同覆帱。六艺《春秋》小始，《易象》大终。由禹甸以推六合者，其说皆具于《周礼》。正浮海洋，施之运会，验小推大，俟圣之义始显。时会所值，不能笑古人之愚。而缘经立说，理据章明，亦不敢因知我者希而遂自阻也。光绪壬寅孟冬则柯轩主人序。
小康王道主《王制》，大同帝德主《帝德》。二篇同在《戴记》，一“小”一“大”，即小大共球之所以分。自史公有“黄帝不雅驯”，及“删《书》断自唐虞”之说，学派遂有“王伯”无“皇帝”。虽《易大传》有伏羲、神农、皇帝，《大戴》有《五帝德》，《诗》《书》所言“皇上帝”、“古帝”、“皇帝”诸文，皆以为天神，于是六经全为“王伯”，专治中国。《中庸》所云“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者，成虚语矣。海外袄教，真足以自立于鬼方。各遵所闻，两不相妨。中土言时务者，舍西书无所归宿，何以为百世可法之道哉？今故别撰《周礼皇帝疆域考》一书，以《五帝德》为蓝本，经史子纬所有，皆附录之。此书成，则言“皇帝”之学，方有根据，足与“王伯”之说相峙并立，亦如汉师之“今”、“古”学。以此为时务之归宗，庶几人才盛而圣道昌乎！
博士虽为儒家，间言大同，如《小戴·礼运》《伏传》五极、《韩诗》说《关雎》《公羊》之“大一统”。儒与道时相出入，德行出颜、闵，文学为游、夏，时有异同，则文学亦闻“皇帝说”也。《礼记》孔子与子游论“大同”，《列》《庄》论吕梁，引子夏云：“夫子能之而不行者也，商不能而知其说。”孔子论儒，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儒，道家；小人儒，“王伯”，儒家。故子夏曰：“小道可观，致远恐泥，君子不为。”以经师鲁齐二派而论，鲁近儒，齐则间有“皇帝”。如邹衍游齐，而言“瀛海”、“五德代谢”，皆五帝要旨。中国一隅，不可言五运也。《公羊》云“大一统”，“王伯”小，“皇帝”大。又云“王者孰谓，谓文王”。皇辐四十，大州；王八十，牧二十。四方：方命厥后，各有九州：中国，文王；西，武王；北，元王。又有汤王、平王、汾王、王后、王公及君王、侯王之称。《北山》云：天下王土，率土王臣。旧以为一王，不知一大州一王。西方为三大井，《易》以二十四子卦当之，所谓“往来井井”。非天下只一王，故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王此大邦”，“四国有王”，“宜君宜王”。八伯十二牧，或六或三，皆可称王。《齐诗》言“四始五际”，即邹氏“五德运行”之说。纬详“皇帝”，《公羊》多主之。故予新撰《诗解》，改名“齐学”，以齐学宏阔，包《公羊》，孕邹氏，列、庄、董、何，凡大统说皆有之。名齐以别鲁，齐较鲁亦略有“小”、“大”、文、质之别。中国一号“齐州”，歌《商》、歌《齐》，即中外之分。
后世诸学，发源四科。儒祖文学，道原德行。《论语》“志道”、“据德”，“依仁”、“游艺”。“艺”读仁义之“义”，即《老子》“道失后德，德失后仁，仁失后义，义失后礼”，乃四代升降之说。“皇帝”道德，“王伯”仁义。政事科专言“王伯”，德行科专言“皇帝”。《论语》言“皇帝”，崇尚道德者，不一而足，“无为”、“无名”，与道家宗旨尤合。道为君道南面之学，为颜、闵、二冉之所传。治中国用仁义；以仁义洽全球，则致远多泥。道家集四科之大成，用人而不自用，与孔子论尧舜同。惟道家详大同，兼瀛海治法。宋元以前，中国闭关自守，仁义宗法，谨守勿坠。道家文字虽存，大而无用。学道者，又不知道德详百世以下治统专说，失其宗旨，以至为世诟病。此非道德之过，乃言道德之过；又非言道德者之过，时会未至，大而无当，不得不流于悠谬下论。“言志”章，子路、公西华、冉求为政事言，语“王伯”之学。曾皙所言，与颜子农山宗旨全同。此章之曾皙，即农山之颜、曾；“异撰”即“皇帝”之所以异于“王伯”；“童冠”即用人而不自用；“春服既成”，即无思不服；“咏而归”，即“皇帝”褰裳而去。全为道家宗旨。司马谈《六家要旨》论道家云：“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又云：“儒家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又云：“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之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势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也，其何由哉！”[论儒道之分，精核分明。大抵儒为中国方内之治，道则地中“黄帝”，兼包四极，综合八荒而成者也。]
“无为而治”，屡见于《论语》《诗》《易》，是为微言，而后儒顾非之。今考《庄子·天道》篇曰：“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虽落天地而不自虑也，辩虽凋万物而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而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庄子》所谓“无为”，乃君逸臣劳、“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之义。此《庄子》所以为德行科嫡派，而《诗》《易》之大师。后来说“无为”者，皆失此旨。
初考《周礼》，以为与《王制》不同，证之《春秋》《尚书》《左》《国》、诸子，皆有龃龉。因以为王刘有羼改，作《删刘》一卷。丁酉以后，乃定为“大统”之书，专为“皇帝”治法。书只五官，所谓“五官奉六牲”者，有明文。[《大戴》言“五官”数十见。]此“大统”以五官为主之说也。五官者，所谓五行之官。[《曲礼》：“五官之长曰二伯”。（按《曲礼》无“二”字）]皇帝有五官，亦如天皇之有五感生帝，合则五官共一统，分则每官自成一代，故每官不用官属，而用官联。惟其为皇帝治法，故外史专掌三皇五帝之书，而不及王伯。又尺五地中及昆仑与神州，是合地球言之。邹衍海外九州，或以为必有传闻。不知《大行人》之九州，实以方九千里开方，即邹衍之九九八十一州也。与《职方》《量人》，一小一大，小为禹州与五服，大为帝辐与皇辐。经云“九州之外曰蕃国”，是帝万三千里制度。“藩”、“蕃”字通，藩以内为蛮、夷、镇三服，《大行人》合称三服为要服，郑《注》遂以为周制方七千里，大不合于海州，小不同于禹迹。八牧之地，至大于王五倍，乃战国七雄所为，非成康所有。郑君撰述，此为巨谬！又官有小大之分，《大行人》言大九州，则可知《小行人》为小九州。其以“小大”分者，即“小共大共”、“小球大球”、“小东大东”之义。“小”为“王伯”。“大”为“皇帝”。一书兼陈二统，“小”同《王制》，“大”者由《王制》加三加八以至卅五倍，所谓“验小推大”是也。特不可于禹州中用其“大统”之说。如封建，一云百里，一云五百里；疆域，一云方五千，一云方三万。则枘凿不入，以致争竞数千年之久而不能定。今据本文为分别之，则泮然冰释，怡然理解矣。
道家尚黄帝。黄帝，即宰我问五帝德之首。《论语》言帝道无为无名、志道据德、文质合中、舍小取大者，不一而足。[已详《道出德行考》中。]《列子·仲尼》篇首，与颜子论忧乐，大约“乐天知命不忧”者，王伯也；既已乐天知命，而忧方长者，百世以下，皇帝之事，《诗》之“百忧”是也。《诗》云：“不长夏以革。”[不读为丕；“长”谓“幅员既长”；“夏以革”，变禹州为大州也。]《汤问》篇之夏革，与《诗》同。五山之为《民劳》五章，今西人之谓五大州也。五山十五鳌，三番而进，谓三统。六干年一更，三六十八，《诗》之所谓“素丝三五”、“三五在东”。言钓言弋，言御言造，罕譬而喻，皆以发明《诗》《易》。诸篇言梦言觉，以神形相接分寤寐，尤为《诗》之要例。中央，为“夙夜在公”；《王》《郑》《齐》，为夙兴，为行、为寤、为觉；西方《豳》《秦》《魏》，为夜寐，为思、为梦、为神游、为飞。[凡言“飞”，皆谓过海，飞相往来。]举一隅以反三，故每觉少梦多。其六梦思惧喜诸名，全与《周礼·占梦》同。《周礼》师说，乃在《列》《庄》，又可知同为“大同”之书矣。
“小、大”二统，古今有六大疑案。以学论，则《公羊》《周礼》、道家、今古学；以帝王论，则秦始、汉武帝。经说“皇帝”，专指百世以后，非说古之三五。故《秦本纪》博士说：古之皇帝皆地不过千里。则包海外、总六合，乃俟圣，非述古也定矣。百世之事，无征不信，博士空传其文，河清难俟，故于“小统”经传、秦汉典章勉强附会。“大统”如始皇并六国，威令不出《禹贡》外，仍小一统，而非“皇帝”。考《本纪》所有章奏制诏，全用“大统”，文辞斐然，实则羊质虎皮，非其事也。又如五帝运，本谓五大州，五帝各王其方。始皇自以为水德，当用严酷，遂以惨刻亡天下。不得不谓为师说之误。又如汉武帝征伐夷狄，北方开通颇广，然均在《禹贡》要荒内。当时经师博士，因“大统”之说无所附丽，亦遂移以说之。后世遂以秦皇、汉武真为经说之“皇帝”。一误无外，一误以“大”说“小”。如封禅为皇帝典礼，“小统”王伯不得用之，秦汉乃躬行实举。《史记》因之著《封禅书》，亦其失也。
《齐诗》“四始五际”，皆详“大统”之学。新周王鲁，故宋绌杞，皆为后世言，故曰新周非旧周。周、召分陕，即纬以十二国配律吕、十二次等条，皆为“大统”专说。邹子五帝终始，即《齐诗》之“四始五际”，为五大州言。汉师强以说尧舜、三代。《周礼》与《王制》，“大”、“小”不同。《周礼》与《诗》，皆自以“小”、“大”分：“小”为王伯，“大”为皇帝；“小”为《鲁诗》说，“大”为《齐诗》说。以“小”说《尚书》，为今文之误；以大说《诗》，则不免为齐学之误。如《周礼》本“大统”，郑君误以为中国周朝典章，欲于中国五千里内并行。《王制》《周礼》，二说互斗数千年不休，“今古学”之宗派由是以立。“古文家”并欲强诸经尧舜夏殷之治，尽同于《周礼》。[如郑《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是也。]《鲁诗》以王伯说《诗》，其失正同郑君。三派虽早晚不同，亦互有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