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官之职，须襟怀洪大方看得。盖其规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穷究，凑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释氏锱铢天地，可谓至大；然不尝为大，则为事不得，若畀之一钱则必乱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其先必曰人所恐惧，不可思议，及在后则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谓死，虽奴隶灶间岂不知皆是空！彼实是小人所为，后有文士学之，增饰其间，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书文之，故其书亦有文者，实无所依取。庄子虽其言如此，实是畏死，亦为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万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价，收滞货，禁争讼，是决不可阙。故市易之政，非官专欲取利，亦所以为民。百货亦有全不售时，官则出钱以留之，亦有不可买时，官则出而卖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滞而应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盖人无敢据土者，又须使民悦从，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为富。借如大臣有据土千顷者，不过封与五十里之国，则已过其所有；其他随土多少与一官，使有租税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术，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棋画分布，人受一方，养民之本也。后世不制其产，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贵专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为计。“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其术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毁民庐舍坟墓，但见表足矣。方既正，表自无用，待军赋与治沟洫者之田各有处所不可易，旁加损井地是也。百里之国，为方十里者百，十里为成，成出革车一乘，是百乘也。然开方计之，百里之国，南北东西各三万步，一夫之田为方步者万。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会东西三万步之长，则为方步者三万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则百里之地得九万夫也。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乘计之，凡用七万五千人，今有九万夫，故百里之国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计之，足容车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尽，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间有山陵林麓不在数。
“廛而不征”，廛者犹今之地基钱也。盖贮物之地，官必取钱，不征者，不税敛之也。“法而不廛”，法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廛与不廛，亦观临时如何，逐末者多，则廛所以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廛也。
既使为采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所食必不得尽，必有常限，其余必归诸天子，所谓贡也。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贡，贡者必于时享，天子皆庙受之，是“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之义。其贡亦有常限，食采之余，致贡外必更有余，此所谓天子币余之赋也。以此观之，古者天子既不养兵，财无所用，必大殷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荣之道。后世乃不肯行，以为至难，复以天子之威而敛夺人财，汲汲终岁，亦且不足。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为永业，所谓世禄之家。然古者世禄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户也，必有法。盖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贫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虽世禄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无他术，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画定，使人受一方，则自是均。前日大有田产之家，虽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种、如租种矣，所得虽差少，然使之为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从，虽少不愿，然悦者众而不悦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虽分公田与之，及一二十年，犹须别立法。始则因命为田官，自后则是择贤。欲求古法，亦先须熟观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贯，大其胸怀以观之。井田卒归于封建乃定。封建必有大功德者然后可以封建，当未封建前，天下井邑当如何为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议封建，只使守令终身，亦可为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圣人立法，必计后世子孙，使周公当轴，虽揽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后世安得如此！且为天下者，奚为纷纷必亲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复逐之，有何害？岂有以天下之势不能正一百里之国，使诸侯得以交结以乱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后世乃谓秦不封建为得策，此不知圣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须有仁心，又更强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虽英明，亦不可谓之仁主；孝文虽有仁心，然所施者浅近，但能省刑罚，薄税敛，不惨酷而已。自孟轲而下，无复其人。扬雄择圣人之精，艰难而言之正，止得其浅近者，使之为政又不知如何，据此所知，又不遇其时，无所告诉。然扬雄比董生孰优？雄所学虽正当，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学差溺于公羊谶纬而已。
妇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肃拜也，因肃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义也。
一亩，城中之宅授于民者，所谓廛里，国中之地也。百家谓之廛，二十五家为里，此无征。其有未授闲宅，区外有占者征之，“什一使自赋”也。
五亩，国宅，城中授于士者五亩，以其父子异宫，有东宫西宫，联兄弟也，亦无征。城外郭内授于民者亦五亩，于公无征。
十亩，场圃所任园地也，诗“十亩之间”此也，不独筑场纳稼，亦可毓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盖中有五亩之宅当受而无征者，但五亩外者出税耳。
二十五亩，宅田、士田、贾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余夫二十五亩”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士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亩；贾田，贾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亩”，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
五十亩，官田、牛田、赏田、牧田者所任远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赏田，赏赐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于乡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五十亩为区，赏田以厚薄多寡给之。
百亩，乡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乡田百亩，兼受牧田五十亩，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亩，田百亩，莱五十亩。遂人职曰：“夫廛，余夫亦如之”，廛者，统百亩之名也。又有莱五十亩，可薪者也。野曰莱，乡曰牧，犹民与氓之别。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犹有余夫，则受二十五亩之田，莱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亩，田百亩，莱百亩，此在二十而三与十二之征之间，必更有法。
三百亩，田百亩，莱二百亩者，其征十二。以莱田半见耕之田，通田莱三百亩都计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园地，近郊、远郊、甸、稍、县、都之漆林也。
周制受田自一亩至三百亩，计九等，余夫增减犹在数外耳。
国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者多居国中，故免者多。
宅不毛者乃郭中受五亩之宅者，于公则无征。然其间亦可毓草木取利，但于里中出布，止待里中之用也。
居于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民转移之余无职事者无所贡，故出夫家之征，或征其力，不用力则必有他征，孟子所谓“力役之征”。夫者一夫，家者兼余夫。
旅师粟野之田者，有未受而者，或已受之民徙于他处，或疾病死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权耕所出之粟也，旅师掌而用之。<耒助>粟，助贷于民之粟，或元有官给之本，或以屋粟、粟贷之，得其兴积则平颁之。
币，金、玉、齿、革泉布之杂名。
近郊疑亦通谓之国中，十一使自赋之者，盖迫近王城，未容井授，故其税十一以为正。
远郊二十而三，谓远郊地宽，虽上地犹更给莱田五十亩，故其法二十而三。余夫则无莱田，六遂然后余夫有莱田，故遂人职云“余夫亦如之”。国宅无征，则远郊之宅有征可知。
<耒助>粟，兴助之粟。
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粟，井田耕民不时死徙，其田偶而未归空土，有量力者暂资以为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赋，专以资里宰之师所谓旅师者里中之养，供服器之用，为赏罚之柄。
廛里与园廛之别：廛，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内里居之称；园廛在园地，其制，百亩之间，十家区分而众居者，诗人所谓“十亩之间”之田也。作诗者以国地侵削，外无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园廛而已，故耕者无所用其力，则“桑者闲闲”而多也。十亩之外，他人亦然，则削小无所容尤为著矣。
一夫藉则有十亩之收尽入于公，一夫税则计十亩中岁之收取其一亩，借如十亩藉中岁十石，则税当一石而无公田矣。十一而税，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无过。家一人者谓之夫，余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此谓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征而已，无布缕米粟之征，若岁无力征则出夫布，闾师所谓“无职者出夫布”，非谓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则出夫布以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必天下之通制也。又遂人“上田莱五十亩，中百亩，下二百”。上田莱五十亩，比远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税三者无以异；中莱百亩，以肥瘠倍上莱；下莱二百亩，以肥瘠倍中莱；此三等盖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莱者税二十而三，受下莱者乃多至十二，盖田均则食少者优，不得不加之税尔。“周道如砥”，此之谓也。
周礼惟太宰之职难看，盖无许大心胸包罗，记得此复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当如捕龙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议论天下之是非易，处天下之事难，孔子常语弟子：“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职也。
守祧先公之迁主于后稷之庙，疑诸侯无祧庙，亦藏之于始祖之庙。
“谓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类，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经学理窟 诗书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但仪刑文王则可以取信家邦，言当学文王者也。
ぐ者，阴气薄而日气见也。有二者，其全见者是阴气薄处，不全见者是阴气厚处。
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只随义理如此而言。李翱有言：“观诗则不知有书，观书则不知有诗”，亦近之。
“顺帝之则”，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无所思虑，顺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静言之。
古之能知诗者，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夫诗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诗，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
文王之于天下，都无所与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观天意如何耳。观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万事只一天理。舜举十六相，去四凶，尧岂不能？尧固知四凶之恶，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尧以安民为难，遽去其君则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后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高宗梦傅说，先见容貌，此事最神。夫梦不必须圣人然后梦为有理，但天神不间，人入得处便入也。万顷之波与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来平易，心便神也。若圣人起一欲得灵梦之心，则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圣人心不艰难，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圣贤，是以有感。
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见固不足尽，至于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义理，总之则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讴歌讼狱之不之焉，人也而以为天命。武王不荐周公，必知周公不失为政。
尚书难看，盖难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义则无难也。
书称天应如影响，其福祸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见，惟占之于民，人所悦则天必悦之，所恶则天必恶之，只为人心至公也，至众也。民虽至愚无知，惟于私己然后昏而不明，至于事不干碍处则自是公明。大抵众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则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于人可也。
“稽众舍己”，尧也；“与人为善”，舜也；“闻善言则拜”，禹也；“用人惟己，改过不吝”，汤也；“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文王也；皆虚其心以为天下也。
“钦明文思”，尧德也；“哲文明，温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与尧不同，盖圣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为德之优劣，则孔子“温、良、恭、俭、让”又多于尧一字；至于八元、八凯，“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则其字又甚多，如是反过于圣人。如孟子言“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盖知所本。
今称尚书，恐当称“尚书”。尚，奉上之义，如尚衣尚食。
先儒称武王观兵于孟津，后二年伐商，如此则是武王两畔也。以其有此，故于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殷，盖自说作两度也。孟子称“取之而燕民不悦弗取，文王是也”，只为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间不容发，当日而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而命绝则为独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均”。然问命绝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当时岂由武王哉？
灵台，民始附也，先儒指以为文王受命之年，此极害义理。又如司马迁称文王自里归，与太公行阴德以倾纣天下，如此则文王是乱臣贼子也。惟董仲舒以为文王闵悼纣之不道，故至于日昃不暇食；至于韩退之亦能识圣人，作里操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语。文王之于纣，事之极尽道矣，先儒解经如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义理哉？如考之诗永矢弗过、弗告，解以永不复告君过君，岂是贤者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