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正月，河南省请益兵，敕诸路签军三万，诏元帅府、统军司、总管万户府阅实军籍。二月，命阿术典行省蒙古军，刘整、阿里海牙典汉军。四月，诏：“诸路军户驱丁，除至元六年前从良入民籍者当差。七年后，凡从良文书写从便为民者，亦如之。余虽从良，并令津助本户军役。”七月，阅大都、京兆等处探马赤户名籍。九月，诏枢密：“诸路正军贴户及同籍亲戚僮奴，丁年堪役，依诸王权要以避役者，并还之军，惟匠艺精巧者以名闻。”十二月，命府州司县达鲁花赤及治民长官，不妨本职，兼管诸军奥鲁。各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总管，别给宣命印信，府州司县达鲁花赤长官止给印信，任满则别具解由，申枢密院。十年正月，合剌请于渠江之北云门山及嘉陵西岸虎头山立二戍，以其图来上，仍乞益兵二万，敕给京兆新签军五千人益之。陕西京兆、延安、凤翔三路诸色人户，约六万户内，签军六千。五月，禁乾讨虏人，其愿充军者，于万户、千户内结成牌甲，与大军一体征进。八月，禁军吏之长举债，不得重取其息，以损军力，违者罪之。九月，襄阳生券军至都释械系免死，听自立部伍，俾征日本，仍于蒙古、汉人内选官率领之。
十一年正月，初立军官以功升散官格。五月，便宜总帅府言：“本路军经今四十年间，或死或逃，无丁不能起补，见在军少，乞选择堪与不堪丁力，放罢贫乏无丁者，于民站内别选充役。”从之。诏延安府、沙井、净州等处种田白达达户，选其可充军者，签起出征。六月，颍州屯田总管李珣言：“近为签军事，乞依徐、邳州屯田例，每三丁内，一丁防城，二丁纳粮，可签丁壮七百余人，并元拨保甲丁壮，令珣通领，镇守颍州，代见屯纳合监战军马别用。”从之。
十二年三月，遣官往辽东，签拣蒙古达鲁花赤、千户、百户等官子弟出军。诏随处所置襄阳生券军之为农者，或自愿充军，具数以闻。五月，正阳万户刘复亨言：“新下江南三十余城，俱守以兵，及江北、淮南、润、扬等处未降，军力分散，调度不给，以致镇巢军、滁州两处复叛。乞签河西等户为军，并力剿除，庶无后患。”有旨，命肃州达鲁花赤，并遣使同往验各色户计物力富强者签起之。六月，签平阳、西京、延安等路达鲁花赤弟男为军。莱州酒税官王贞等上言：“国家讨平残宋，吊伐为事，何尝以贿利为心。彼不绍事业小人，贪图货利，作乾讨虏名目，侵掠彼地，所得人口，悉皆货卖，以充酒食之费，胜则无益朝廷，败则实为辱国。其招讨司所收乾讨虏人，可悉罢之，第其高下，籍为正军，命各万户管领征进，一则得其实用，二则正王师吊伐之名，实为便益。”从之。十四年正月，诏：“上都、隆兴、西京、北京四路编民捕猎等户，签选丁壮军二千人，防守上都。”中书省议：“从各路搭配，二十五户内取军一名，选善骑射者充，官给行资中统钞一锭，仍自备鞍马衣装器仗，编立牌甲，差官部领，前来赴役。”十二月，枢密院臣言：“收附亡宋州城，新附请粮官军，并通事马军人等，军官不肯存恤，多逃散者，乞招诱之。”命左丞陈岩等，分拣堪当军役者，收系充军，依旧例月支钱粮。其生券不堪当军者，官给牛具粮食，屯田种养。十五年正月，定军官承袭之制。凡军官之有功者升其秩，元受之职，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侄复代。阵亡者始得承袭，病死者降一等。总把、百户老病死，不在承袭之例。凡将校临阵中伤、还营病创者，亦令与阵亡之人一体承袭。禁长军之官不恤士卒，及士卒亡命避役，侵扰初附百姓者，俱有罪。云南行省言：“云南旧屯驻蒙古军甚少，遂取渐长成丁怯困都等军，以备出征。云南阔远，多未降之地，必须用兵，已签爨、僰人一万为军，续取新降落落、和泥等人，亦令充军。然其人与中原不同，若赴别地出征，必致逃匿，宜令就各所居一方未降处用之。”九月，并军士。初，至元九年签军三万，止择精锐年壮者，不复问其赀产，且无贴户之助，岁久多贫乏不堪。枢密院臣奏，宜纵为民，遂并为一万五千。诸军户投充诸侯王怯怜口、人匠，或托为别户以避其役者，复令为军，有良匠则别而出之。枢密臣又言：“至元八年，于各路军之为富商大贾者一百四十三户，各增一军，号余丁军。今东平等路诸奥鲁总管府言，往往人死产乏，不能充二军，乞免余丁充役者。”制可。十二月，枢密院官议：“诸军官在军籍者，除百户、总把权准军役，其元帅、招讨、万户、总管、千户或首领官，俱合再当正军一名。”十六年正月，罢五翼探马赤重役军。三月，括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六百人，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者，至京师。五月，淮西道宣慰司官昂吉儿请招谕亡宋通事军，俾属之麾下。初，亡宋多招纳北地蒙古人为通事军，遇之甚厚，每战皆列于前行，愿效死力。及宋亡，无所归。朝议欲编入版籍未暇也，人人疑惧，皆不自安。至是，昂吉儿请招集，列之行伍，以备征戍。从之。九月，诏河西地未签军之官，及富强户有物力者，签军六百人。十月，寿州等处招讨使李铁哥，请召募有罪亡命之人充军，其言：“使功不如使过。始南宋未平时，蒙古、诸色人等，因得罪皆亡命往依焉，今已平定，尚逃匿林薮。若释其罪而用之，必能效力，无不一当十者矣。”十一月，罢太原、平阳、西京、延安路新签军还籍。
十七年七月，诏江淮诸路招集答剌罕军。初平江南，募死士愿从军者，号答剌罕，属之刘万户麾下。南北既混一，复散之，其人皆无所归，率群聚剽掠。至是，命诸路招集之，令万奴部领如故，听范左丞、李拔都二人节制。
十八年二月，并贫乏军人三万户为一万五千，取帖户津帖正军充役。四月，置蒙古、汉人、新附军总管。六月，枢密院议：“正军贫乏无丁者，令富强丁多帖户权充正军应役，验正军物力，却令津济贴户，其正军仍为军头如故。或正军实系单丁者，许佣雇练习之人应役，丁多者不得佣雇，军官亦不得以亲从人代之。”
十九年二月，诸侯王阿只吉遣使言：“探马赤军凡九处出征，各奥鲁内复征杂泛徭役，不便。”诏免之，并诏有司毋重役军户。六月，禁长军之官，毋得占役士卒。散定海答剌罕军还各营，及归戍城邑。十月，签发渐丁军士。遵旧制，家止一丁者不作数，凡二丁至五丁、六丁之家，止存一人，余皆充军。
二十年二月，命各处行枢密院造新附军籍册。六月，从丞相伯颜议，所括宋手号军八万三千六百人，立牌甲，设官以统之。十月，定出征军人亡命之罪，为首者斩，余令减死一等。
二十一年八月，江东道佥事马奉训言：“刘万奴乾讨虏军，私相纠合，结为徒党，张弓挟矢，或诈称使臣，莫若散之各翼万户、千户、百户、牌甲内管领为便。”省院官以闻，有旨，可令问此军：“欲从脱欢出征虏掠耶？欲且放散还家耶？”回奏：“众军皆言，自围襄樊渡江以来，与国效力，愿令还家少息。”遂从之。籍亡宋手记军。宋时有是军，死则以兄弟若子承代。有旨，依汉军例籍之，毋涅其手。
二十二年正月，立行枢密院于江南三省，其各处行省见管军马悉以付焉。九月，诏福建黄华畲军，有恒产者放为民，无恒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征交趾蒙古军五百人、汉军二千人，除留蒙古军百人、汉军四百人，为镇南王脱欢宿卫，余悉遣还，别以江淮行枢密院蒙古军戍江西。十月，从月的迷失言，以乾讨虏军七百人，籍名数，立牌甲，命将官之无军者领之。十一月，御史台臣言：“昔宋以无室家壮士为盐军，内附之初，有五千人，除征占城运粮死亡者，今存一千一百二十二人。此徒皆性习凶暴，民患苦之，宜给以衣粮，使屯田自赡，庶绝其扰。”从之。十二月，从枢密院请，严立军籍条例，选壮士及有力之家充军。旧例，丁力强者充军，弱者出钱，故有正军、贴户之籍。行之既久，而强者弱，弱者强，籍亦如故。其同户异居者，私立年期，以相更代，故有老稚不免从军，而强壮家居者，至是革焉。江浙省募盐徒为军，得四千七百六十六人，选军官麾下无士卒者，相参统之，以备各处镇守。
二十四年闰二月，枢密院臣言：“诸军贴户，有正军已死者，有充工匠者，放为民者，有元系各投下户回付者，似此歇闲一千三百四十户，乞差人分拣贫富，定贴户、正军。”制可。
二十六年八月，枢密院议：“诸管军官万户、千户、百户等，或治军有法、镇守无虞、铠仗精完、差役均平、军无逃窜者，许所司荐举以闻，不次擢用。诸军吏之长，非有上司之命，毋擅离职。诸长军者，及蒙古、汉军，毋得妄言边事。”成宗大德二年十二月，定各省提调军马官员。凡用随从军士，蒙古长官三十名，次官二十名，汉人一十名；万户、千户、百户人等，俱不得占役。行省镇抚止用听探外，亦不得多余役占。
十一年四月，诏礼店军还属土番宣慰司。初，西川也速迭儿、按住奴、帖木儿等所统探马赤军，自壬子年属籍礼店，隶王相府，后王相府罢，属之陕西省，桑哥奏属土番宣慰司，咸以为不便，大德十年命依壬子之籍，至是复改属焉。武宗至大元年正月，以通惠河千户刘粲所领运粮军九百二十人，属万户赤因帖木尔兵籍。十二月，丞相三宝奴等言：“国制，行省佐贰及宣慰使不得提调军马，若遥授平章、扬州宣慰使阿怜帖木儿者，尝与成宗同乳母，故得行之，非常宪也。今命沙的代之，宜遵国制，勿令提调。”制可。
仁宗皇庆元年三月，中书省臣奏李马哥等四百户为民。初，李马哥等四百户属诸侯王脱脱，乙未年定籍为民，高丽林衍及乃颜叛，皆尝签为军。至元八年置军籍，以李马哥等非七十二万户内军数，复改为民。至大四年，枢密院复奏为军。至是，省官以为言，命遵乙未年已定之籍。后枢密复奏，竟以为军户。十二月，省臣言：“先是枢密院奏准，云南省宜遵各省制，其省官居长者二员，得佩虎符，提调军马，余佐贰者不得预，已受虎符者悉收之。今云南省言，本省籍军士之力，以办集钱谷，遇有调遣，则省官亲率众上马，故旧制虽牧民官亦得佩虎符，领军务，视他省为不同。臣等议，已受虎符者依故事，未受者宜颁赐之。”制可。二年正月，诏：“云南省镇远方，掌边务，凡事涉军旅者，自平章至僚佐须同署押，其长官二员，复与哈必赤。”
延祐元年二月，四川省军官阙员，诏：“依民官迁调之制，差人与本省提调官及监察御史同铨注。”
三年三月，命伯颜都万户府及红胖袄总帅府各调军九千五百人，往诸侯王所，更代守边士卒。其属都万户府者，军一名，马三匹；属总帅府者，军一名，马二匹。令人自为计，其贫不能自备者，则命行伍之长及百户、千户等助之。悉遣精锐练习骑射之士。每军一百名，百户一员；五百名，千户一员。复命买住、囊加二人分左右部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