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卫贾马郑尊古文而抑今文其故有二一则学术久而必变一则文字久而致讹
尝疑卫贾马郑，皆东汉通儒，岂不知今文远有师承，乃必尊古文抑今文，诚不解其用意，今细考之，而知其故有二，一则学术久而必变，汉初尚书惟有欧阳而已，后乃增立夏侯，夏侯学出张生，张生与欧阳生皆伏生弟子，所学当无不同，然既别于欧阳而自成一家，则同中必有异，如以大麓为大录是，夏侯胜从子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自颛门名经，是小夏侯又异于大夏侯，而增立博士，号为颛门，此人情好异，学术易变之证，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说，又增师法至百万言，桓谭新论秦近君，即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汉书艺文志云，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即指秦恭而言，盖小夏侯本破碎支离，恭又加以蔓衍，使人憎厌，古文家乘其敝，而别开一门径，名虽古而实新，喜新者遂靡然从之，此其故一，一则文字久而致讹，伏生改古文为今文，以授生徒，取其通俗，古无刊板印本，专凭口授手钞，讹以传讹，必不能免，观熹平石经残字，及孔庙等处汉碑，字多省俗，不合六书，故桓谭马融，并诋今文家为俗儒，当时所谓通儒刘歆杨雄杜林卫宏贾逵许慎，以及马郑，皆精小学，以古文正今文之讹俗，其意未始不善，惟诸儒当日，但宜校正文字，而不改改易其义训，则三家之原于伏生者，虽至今存可也，而古文之名既立，嫉今文如仇仇，依据故书，如周礼之类，创为新说，古文本无者，以意补之，今文本有者，以意更之，附和末师，拨弃初祖，知拔赵帜而立汉帜，以为不如是不能别立一学，义虽新而文古，好古者又靡然从之，此其故二，有此二故，故虽欧阳夏侯三家立学数百年，从党遍天下，为古文家掊击，而其热渐衰歇，重以典午永嘉之乱，而欧阳夏侯三家皆亡，至东晋而伪古文经传出，之于孔安国，年代比马郑为更古，而篇又增多，马郑不注逸书，而此遍注之，故其后孔郑并行，郑学又渐衰歇，唐以伪孔立学，而郑氏尚书亡，向之攻击三家者，乃与三家同归于尽，大有积薪之欢，甘售赝鼎之欺，岂非好古与喜新者阶之厉哉，夫伏书本藏山之业，而伪孔云失其本经，古文书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案史汉无伏生使女传言之事，古人书皆口授，即伏生老不能口授，使女传言，亦有藏书可凭，何至以意属读，其时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晁大夫何至不知者凡十二三，宏荣古虐今，意以伏生所传，全不可信，伪孔以为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正用卫宏之说，而更加诬，不知史汉明言得二十九篇，则失本经之说不可信，郑君书赞已有科斗书之说，亦不可信，说见后。
论庸生所传已有脱漏足见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说亦不可信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云，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此即歆所云，经或脱简也，后之袒古文者每以藉口，据为今文不如古文之证，案汉书庸生传古文，为孔安国再传弟子，而尧典开卷已漏帝曰，般庚之心复肾肠，吕刑之劓耳刂黥，古文与今文不同，当即在七百有余之内，而皆不如夏侯欧阳本之善，据此可见古文不如今文，一有师承，一无师承之明证也，龚自珍说中古文曰，中古文之说，余所不信，秦烧天下儒书，汉因秦宫室，不应宫中独藏尚书，一也，萧何收秦图籍，乃地图之属，不闻收易与书，二也，使中秘有尚书，何必遣晁错往优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使中秘有尚书，不应安国献孔壁书，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使中秘有尚书，以宣武之为君，诸大儒之为臣，百余年间无言之者，不应刘向始知校召诰酒诰，始知与博士本异文七百，五也，此中秘书既是古文，外廷所献古文，遭巫蛊不立，古文亦不亡，使朋之，则是烧书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炎矣，六也，中秘即是古文，处廷自博士以迄民间应奉为定为，若画一，不应听其古文家今文家纷纷异家法，七也，中秘有书，应是孔门百篇全经，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终西汉世具在，而且孔安国之所无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贵，今试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后，千古儒者独刘向歆父子见全经，而生平不曾于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传受一人，斯谓空前，斯谓绝后，此古文者迹过如扫矣，异哉，异至于此，十也，使中秘书并无百篇，则向作七略，当载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于何时，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无原委，千古但闻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经，独易书著，其三经何以蔑闻，十二也，当帝之时，以中书校百两篇非是，予谓此中古文，亦张霸百两之流亚，成帝不知而误收之，或即刘歆所自序之言，于其余，并无此事，古文书如此，古文易可知，宜其独与绝无师承之费直易相同，而不与施孟梁邱同也，汉书刘向一传，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诈，固也侗而愿，案龚氏不信中古文，并疑刘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易书皆有脱简，为刘歆所假，可谓特见，惟汉志所云，中古文，似即孔壁古文之藏中秘者，非必别有一书，而此中秘书，不复见于东汉以后，则亦如龚氏所云，毁于更始赤眉之火矣，书既不存，可以不辨。顾炎武曰，不知中古文即安国所献否，及王莽未遭赤眉之乱，焚烧无余。
论百篇全经不可见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学者当讲求大义不必考求逸书
史记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亡数十篇，未言百篇全数，汉书艺文志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焉，凡丰篇，论衡正说篇曰，盖尚书本百篇，孔子所授也，始明言书有百篇，尚书璇玑钤曰，孔子求书，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则以为书有百二篇，乃张霸百两所自出，或以古文尚书为百篇，今文尚书为百二篇，伏传书纬及张霸所据皆今文，伏传有掩诰，史记有太戊，即其多出二篇，古无明文，不必深究，汉博士以尚书为备，以二十八篇应二十八宿，则以为书止有此数，不信百篇百二篇之说，案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如尧典见为君之义，君之义莫大于求贤审官，其余巡守朝觐封山川赏功罚罪皆大事，非大事不书，观此可以知作史本纪之法矣，皋陶谟见为臣之义，臣之义莫大于尽忠纳诲，上下交儆以致雍熙，故两篇皆冠以曰若稽古，观此可以知记言问封之体矣，禹贡见禹治水之功，并锡土姓，分别五服，观此可以冠地理水道之书矣，甘誓见天子亲征，申明约束之义，观此知仁义之师，亦必兼节制矣，汤誓见禅让变为征诛，吊民伐罪之义，与牧誓合观，可知暴非桀纣，圣不及汤武，不得以放伐藉口矣，般庚见国迁询万民，命众正法度之义，观此知拓拔宏之谲众胁迁者非矣，高宗肜日见遇灾而惧，因事进规之义，观此知汉以灾异求直言，得敬天之意矣，西伯戡黎见拒谏速亡，取以垂戒之义，观此知天命不足恃，而人事不可不勉矣，微子见殷之亡，由法度先亡，取以垂戒之义，观此知为国当正纪纲，不可使民玩其上矣，牧誓见吊民伐罪，兼明约束之义，观此知步伐整齐，乃古兵法而非迂论矣，洪范见天人不甚相远，祸福足以儆君之义，观此知人君一言一动，皆关天象而不可不慎矣，大诰见开国时基业未固，防小腆靖大艰之义，观此知大臣当国，宜挺身犯难，而不宜退避矣，金见人臣忠孝，足以感天，人君报功当逾常格之义，观此知周公所以为圣而成王命鲁郊非僭矣，康诰见用亲贤以治乱国，宜慎用刑之义，观此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用不似重而实轻矣，酒诰见禁酒以绝乱源，宜从重典之义，观此知作新民必先除旧习矣，梓材见宥罪加惠以永保民之义，观此知王者治天下，一夫一妇必无不得所矣，召诰见宅中图大，祈天永命之义，观此知王者宜监前朝而疾敬德矣，洛诰见营洛复政，留公命后之义，观此知君臣当各尽其道而不忘交儆矣，多士见开诚布公以靖反侧之义，观此知遗民不忘故君，非新主所能遽夺矣，无逸见人君当知艰难，毋以太平渐耽乐逸之义，观此知忧盛危明，当念魏徵所云十渐不克终矣，君见大臣当和衷共济，闵天越民之义。君据史记为周公居摄时作，当上列于大诰金之间。观此知富弼以撤帘与韩琦生意见者，其量褊矣，多方见绥靖四方，重言申明之义，观此知开国之初，人多觊觎，当以德服其心，不当用威服矣，立政见为官择人，尤当慎选左右之义，观此知命官当得其人，不当干预其事矣，顾命见王者所以正终，当命大臣立嗣子之义，观此知宦官宫妾擅废立之祸，由未发大命矣，康王之诰见王者所以正始，当命大臣保王室，观此知成康继治，几致刑措，有由来矣，甫刑见哀敬折狱，轻重得中之义，观此知罚即赎刑，不可轻用其慈祥悱恻，汉人缓刑书，不足道矣，文侯之命见命方伯安远迩之义，观此知襄王时王灵犹赫，惜不能振作矣，费誓见诸侯专征，严明纪律之义，观此知用兵不可扰民矣，秦誓见穆公悔过，卒伯西戎之义，观此知人君不可饰非，当改变以救败矣，知二十九篇之大义，则知论衡所引今文家说，独为二十九篇立法者，未可据百篇之序而非之也，其余左传国语，及诸子书，墨子引书不在百篇之内者，盖非孔子删定之本，大传史记所引逸文，虽非后世伪作，而全篇不可得见，则大义无由而明，至于逸十六篇以及后世太誓，真伪既莫能辨，尤不当以鱼目混珠，逸周书刘向以为孔子删书之余，其文不能闳深，亦不可以乱经，洪迈谓与尚书辞不相类，陈振孙谓文辞与古文不类，似战国后人仿效为之者，近人去伪孔古文，而以逸周书入尚书非是，昔人谓读人间未见书，不如读人问常见书，二十九篇皆常见者，学者当宝爱而讲明之，勿从惜不见夫全经，而反而墙于大义也。
